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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怀疑我们社会的集体智商。……而整个出版行业，都知道北京那个书商点击率造假这个秘密。潜规则使然，大家谁都不说，暗中较劲，也纷纷出版跟风书。如今的图书市场，只要能赚到一票，傻瓜才顾及出版水平和质量！唉，这样的出版业，又能出版什么样的好书呢？”
“我看最近的新闻报道，面对出版业滑坡，百家讲坛的教授呼吁电视台应该找‘村气大脸’这样的网络红人到电视上讲课吸引读者，如果这样的人到了央视，说不定又会大火一把呢。”我很好奇地说。
“不行，北京炒红他的书商都说不行……‘村气大脸’，呵呵，书商在上海电视台推过他，让他模仿百家讲坛的教授站着去讲，结果呢，那档节目的收视率和他们在上海地区的卖书率一样，都往下掉。这个哥们的大脸和他浓重的地方口音让观众产生极大的反感，所以，他狗肉丸子一个，上不得正席……只要他话说一多，就容易露馅。书商也只能在网上炒炒多卖点书，这个人没有深度挖掘的价值……”
在“山寨时代”的中国，类似“村气大脸”这样网络红人们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事件——如今的普罗大众矫枉过正，他们拒绝崇高，拒绝贵族气息，拒绝任何稍稍高深的学问，拒绝一切与深刻有关的东西——这些可能使得这些被生活的重压驼了背的人更加感觉沉重。
网络红人们的窜红，其实是时代的悲哀——这些原本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成为笑料的东西，在跟风的、速成的、焦躁的年代，他们都变成了人们艳羡的大红特紫的“香饽饽”。
逗你玩——文化为什么这样俗？
透过观察整个中国的图书市场，就可以发现我们低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侧面风貌。在书商简单而又有效的操纵下，我们国人的读书趣味，日益趋向低俗的有趣和肤浅的简单。可以这样断言，时下的读书风潮，如同流行感冒一样，都属于传染类型。一旦得上病，周围的人，一个接一个，不得不跟着染病。
我记得，在我少年时代，天津的一些地方，有些地痞会玩这样的把戏，他们拉个棚子，外表看上去像是拉洋片的，一块钱一次，拉客进到里面去看东西。每个人进去后，出来的时候都是一脸诡异的、讪讪的、暧昧的笑容。好奇之人站在一边，会迎头问：“里面什么东西，好看吗？”出来的人肯定忙点头，“好看，好看”。由此，扣动了人们好奇的扳机，会陆续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进去。每个出来的人，都会机械地假笑着说“好看”——其实里面就是挂一帘白布，上面画着一个猪头，写着：“你是猪！”——这太像我们今天的低俗文化传染病了！
我们被催眠一样，被商人们廉价的宣传伎俩哄到了“畅销”、“好卖”的棚子里面，纷纷掏钱上当，然后，个个面露笑容，传销连环套一样，不停地让别人也上当，以此来遮掩我们本身近乎弱智的低俗。
当然，如今的“上一当”，我们更多的人是心甘情愿。在忍受了多年意识形态的“高大全”之后，矫枉过正，打着“躲避崇高”的幌子，一头扎入低俗廉价的笑料中，让大脑的转动能少费力就少费力些。这是因为，我们的头脑本身就缺乏有效的润滑剂。所以，别人“喜爱”的东西，逐渐会莫名其妙地变成大家喜爱的东西。
与传统文化的大众化和“喜闻乐见”不同，那些东西，经历了岁月和时代的打磨，历久弥新。而我们今天的群氓，电视、电台里面只要多放几遍“今天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大家都会像被电击的白老鼠一样条件反射，然后就自愿地去“上一当”。可以想见，这个国家的人群基数如此大，难怪连那些最低级的骗术都能赚个钵满盆满。
“台风来了，猪都会飞！”归根结底，在互联网炒作的喧嚣中，回首那些网上可怜的写手们和那些“艰苦卓绝”的“推手们”，可以发现，他们都是一些真正愚顽的人。法国大胡子法朗士说过：“即使是奸诈狡猾的人，也要比愚顽的人好得多。为什么？因为奸诈狡猾的人还有休息、打盹的时候，而愚顽的人，却从来不知道休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如果这样的话，是否可以推断出，隐藏在巨大网络背后那些无面孔的群氓都是愚顽无知的一群呢？
当然不是！
如今这个泛知识化的时代，大众的智力层次要远远高出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他们非常机敏，非常自信，非常了解更广范围内的大小事情，而且拥有近乎无限的潜能和力量。但是，这种自恃聪明的自以为是和狂妄自大，恰恰使得网上群氓的头脑在终端的意义上变得更加简单和愚昧。他们，跟着感觉走，跟着情绪走，跟着“带头大哥”的煽动走，在网上最激烈地行使他们手中鼠标点击下的朝生暮死的短暂权力，使得各种零散的推测和自以为是的臆想，最终汇入臭气熏天的大流，在网络中四处涌动，甚至泛滥成灾。
黑格尔曾经高言：“群众正在崛起！”
这个预言意味着什么呢？
仔细推究，回望这历史性的预言，从现在的互联网的狂乱大潮中，我们发现，它不过是一种幻想，不过是尼采的所见所闻：
“我看到，虚无主义的洪流，在奔腾泛滥！”
网民，作为崭新形式的“氓民”
法国作家勒庞（Le Bon）在他《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认为：
“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表现为一种崇拜。”
狂热和不宽容，这种带着准宗教狂热的情绪，是群氓生活政治的最显著特色。在这个消费至上的社会，群众的心理过程，鲜有逻辑的、理性的成分，特别是有些出人意料的东西，比如教授的专业学识或者现在网络写手用软件鼓捣出来的虚假点击率，远远超出了群氓所熟悉的生活内容和范围，当然他们就不具备合理的批评和判断能力以及真正的经验推理。在电视、网络上，推销某种产品或信条的鼓吹者的法宝，依旧是传统的东西——煽动的方法，断言的方法，以及情绪的传染方法。
无论是帝国的建立者、宗教狂人、杰出的政客、网络事件的煽动者，还是黑社会的小头目，自觉或者不自觉，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心理学家。对于群氓心理，他们都有着发自本能的理解和利用它们的能力，能根据把握群氓心理而成为领导人或者“带头大哥”。
我们的时代充满不确定性，信息繁杂不堪，而且非常不对称，面对超常的人群频率和密度，我们有意识的人格，逐渐融化在集体无意识中。这种消融，有的是被迫的，大多数情况下是自愿发生的，群体感情的传染能让我们迅速由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变成群氓中的忠实一分子。在网络中，在电视的观看过程中，作为孤独而内心软弱的个体，只有融合到群氓中去，我们才能展现我们虚假的自我强大。
偶然聚集在一个大广场上的人群，即使成千上万人，不能成为在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只有在某个事件发生后，某种共同的感情和思想产生，才会形成群体的概念。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可能身份各异，性格、智力、生活背景可能也全然不同，但一旦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理念后，就会像蚂蚁、蜜蜂般盲目而又非常充满希望地产生共振作用。
在这种群氓状态中，集体的暗示过程和情绪传染使得个人可以陷入一种人格完全丧失的状态，类似被催眠，人变成了类人猿，大脑活动似乎停止了正常的运作，意志和自我控制能力消失，甚至做出和平时的性格全然相反的举动，说出特别矛盾的话语。
在“人肉搜索”、点击率造假或者其他的网络炒作等准网络暴力活动中，我们可以发现，网络群氓由于群体的想象能力，他们忽然可能变成野蛮人，往往身不由己，天天投身于平时看上去那么没有意义的虚拟世界，残暴而且狂热，或者谩骂，或者诋毁，在QQ群中接受头目的指令，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尽心尽力地去展开对假想敌的攻击。出于群氓状态下的这种个人，其实全然是低等动物群中受刺激本能反应的奴隶，变得轻信、易怒、血腥而且好战，时刻准备着扑上去撕咬（当然是虚拟网络中的假想残杀）。
网络时代，网民群体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质就是情绪的极其夸张，一种单纯的夸张。在某个事件中，人们的情绪受到虚拟的传染，迅速扩张开来，连中间的过渡时段都没有，哄然而起，蜂房效应使得虚拟群体的力量有若巨潮般强大。在这种夸张的情绪中，没有任何对自己所加入一方的怀疑和不确定，厌恶的过程都没有，直接转化为强烈的仇恨。
在这种网络暴力中，虚拟群体的群氓形态特别明显，形成漫无止境的狂暴和宣泄，由于无需责任感和同情心，没有面孔的人群借助各种马甲的身份，泼妇骂街一样倾泻他们病态的情感。
当然，在这种网络事件中，那些生活中的失败者、弱者或者平素心怀妒嫉而不能释怀的具有某种病态人格的个体，可能会暂时摆脱卑微无能的感觉，在群体宣泄中体会到某种具有*的强大感觉和控制能力。
在网络群体事件中，还有某种模糊的意识在起作用——法不责众。个体，特别是网络虚拟的个体，能隐约感觉到他们只是巨大的、异质的群体中的沧海一粟，任何虚拟的攻击和谩骂似乎都不会因此受到惩罚（也不容易让人找到证据）。在体会人多势众的力量感的同时，群氓中的个人还能感觉到某种犯罪后侥幸脱逃的乐趣。
一般来讲，普罗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激情与冒险，平素的从众心理本来就有自我保护的作用，服从大多数显然不会消耗体力和精力，又能够最大限度的简化认知的过程。而在某种虚拟的情况下，想象的共同体让人觉得刹那间忽然强大起来。这种群氓的从众行为，从形式上看反而是个性和张扬，是一种“反从众”的行为，个体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形张力，反正又不是真刀真枪地杀人，用鼠标和键盘发动的血淋淋攻势，既有纯粹的*，又无须负上任何责任。
作为被肢解的社会成分的聚合体，网上怪诞的群氓，往往能展现人性中非常黑暗的层面，病态、无理性、个性丧失，成为想象力混乱的温床。但是，耐人寻味的是，氓民也在寻找领头人，与现实中的“群众”寻找正义、优秀的领袖大相径庭，网络的氓民需要的是引导他们实现快捷成功梦想的头子，那个头子的成功，可能演变为氓民自己的成功。
历史总是有相似性，但互联网诞生以来，许多事情超出了昔日的“常规”，网络社会看似乏味的、无意义的运行，会显现出无数千奇百怪的隐藏的新模式。这些，大概是东西方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要认真面对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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