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紧要，而唯有那段经历留给我们的人生感悟，将永远沉淀在心底，让人受用终生。
当年我们曾战斗过的那片土地上，留下了我们美好的怀念，纯真的友情，神圣的追求和百折不挠的执着。今天只要我们守望住那精神的执着，一如既往，有所追求，豁达、从容地面对人生，我们的生活就将更加充实，就将充满活力和生机。让我们在心中默默吟唱那支歌吧。那是一曲悲与欢的重奏，苦与乐的和弦，是饱蘸着青春的激情和热血谱写的一支歌，一支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歌……
。 想看书来
难忘的岁月（1）
难忘的岁月
葛元仁
作者简介：葛元仁，男，1947年8月出生。*党员。大学本科毕业，工学士，高级工程师、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全国注册电气工程师。1966年7月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现首都师范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同年在北京师院附中参加“*”，任学校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2月至1975年6月在山西夏县禹王乡西其里村插队，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6月至1978年3月在太原铁路分局太原工务段任团委书记。1978年3月考入山西矿业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任校学生会主席。1982年1月至1993年3月在山西煤炭规划设计院工作，任机电设计室主任。后调回北京，现在京兴国际工程管理公司技术质量部专家组工作。
1975年6月我被招工到铁路工作，离开农村的前一天晚上，办公桌上堆满了乡亲们送的雪白的馒头，那是他们用过年才舍得吃的最白的面蒸的；地上还有两篮子的鸡蛋，那是他们平时用来换钱，买盐和日用品的。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他们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对我在农村七年插队的肯定，使我特别感动。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谁送的。第二天早上，大队副支书违反了前一天晚上的承诺，在广播里宣布了我动身的时间。结果，各小队干部和一些群众都来送我。到了村口，在我一再让大家回去收麦的劝说下，大家才离去。
一 我的学习之路
我从小生活在科研部队的大院里，父亲参加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当时人们那种为了国防现代化拼命工作的精神始终在熏陶、感染着我。所以，不管周围的环境如何变化，掌握科学知识，报效祖国的信念我从没有动摇过。
1966年的4月，我即将高三毕业。学校要召开高三年级“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家长会，而我的父母因为工作的需要，随部队研究所搬离了北京。所以，我问班主任：“是否需要我父母来北京参加家长会？或是监护人来？”他说：“你的家长和监护人都不用来，你还考不上大学？”我知道老师是指，能够在中学连续六年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德、智、体”和“学习成绩优良”奖状的，全校只有我和班里其他两个同学了。所以他对我充满信心，但是，我心里没底。另外两个同学都是共青团员，而我不是。初中升高中时，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另一个同学没有被“保送”。现在又碰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心里沉甸甸的。“*”中，我才知道，班里一些受当时社会上“左”的思想影响的团员，认为我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不属于工农或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抓住我说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话，认为我没有阶级观点，是走“白专”道路，所以一直反对我入团。尽管学校党总支了解我父亲在部队从事保密的科研工作，又在老师中间了解到我的表现很好，并通过班主任做团支部工作，发展我入团。然而，“*”使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1966年6月7日，北京师院附中被卷入“*”，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当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盛行，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我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1966年7月24日，*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规定：高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主要精神是讲“阶级路线”，“政治第一”。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到1967年1月1日开始，1月底结束。
难忘的岁月（2）
1966年8月8日，*中央公布的《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中，关于“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的内容，实际上宣布了大学不可能在1967年招生了。可是自己觉得，既然1967年1月招生是*中央、国务院下发文件说的，就一定会实行。所以后来不管是到工厂、农村劳动，还是徒步长征，“1967年1月大学招生”这句话，总在我脑海中萦绕。1967年3月7日毛主席对天津延安中学的批示公布不久，解放军进驻学校，开展军训，帮助“复课闹革命”。我被同学们推荐为军训领导组副组长，在成立“三结合”革委会的“巴黎公社”式选举中，又被老师，同学们以的选票，选入革委会担任副主任，分管教学。
1967年10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我积极、努力的恢复学校的教学秩序，在军训解放军和老师们的帮助下，不仅各年级又回到了教室，还招收了六六、六七两届小学毕业生。当时我想，既然小学毕业生升入了初中，初中毕业生必然要升入高中，高中毕业生理所当然地应该升入大学，感到大学招生有望了。没想到在1967年底，我刚表露出自己还是希望上大学的想法后，就遭到了几十张大字报的批判。1968年春节后，开始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由于自己的大学梦不死，一直拖到12月才报名到山西插队，无奈地放弃了从中学升入大学的愿望。
1968年12月20日，我离开北京，到山西夏县禹王公社西其里大队插队。
在学校时，每次到图书馆去借书，都看到贴在墙上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列宁”和“爱书吧，它是你知识的源泉……高尔基”这两句名言。所以插队时，我带了两箱以马列着作为主的社会科学类书。而且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所以，白天我在地里劳动，晚上就在小煤油灯下不知疲倦地读马列的书，作笔记……这是指导我们党的思想的理论基础。自己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科学，必定有自己的规律，只有了解、掌握这个规律，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希望通过对马列、毛主席着作的学习，找到自己无法理解的种种现象的答案。插队七年我读完了《列宁选集》四卷和《*恩格斯选集》四卷。
通过学习，我明白了：阶级是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划分的，而不是按照意识形态划分的。*和恩格斯早就阐明了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属性。他们把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并提出了“总体工人”的概念。认为，工人阶级既包括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也包括与生产有关的从事脑力劳动的其他人员，包括经理、工程师、技术员等，因为他们都受雇于资本家，都直接参加剩余价值的创造。因此，把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是不符合*主义的。
马列主义的哲学，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所以我重点进行了学习。懂得了“存在决定意识”，应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看待历史问题；应该用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现实的人和事；任何存在于现实中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有其合理性；同时要用辩证的态度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当新的社会物质基础出现后，原来的存在就将灭亡，而更加合理的存在就将出现。明白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人们只能通过对相对真理的不断认识，越来越接近绝对真理，所以*多次表示，他并没有终极真理，而只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难忘的岁月（3）
从学习中看到：马列主义严谨的理论观点都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然后再来指导实践，并且通过实践来证明是否正确。以前，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中，都要求我们尊重劳动人民，向劳动人民学习。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并不清楚。
当看到农民在使用原始的耕作工具，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每年只能分到原麦280斤左右，一天最多才能挣元的恶劣生存环境下，仍然年复一年地辛勤耕种，这就不能不让我肃然起敬了。正是他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默默无闻的劳动，才使得我们城里人有饭吃，才使得国家能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农村的生产劳动中自己看到，农民们在千百年的劳动实践中总结了丰富的农业知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要向劳动人民学习的道理。
1969年夏，因为在劳动中表现突出，我被评为大队、公社的“毛着”学习积极分子。年底，在全县知青中我第一个被大队党支部发展入党。因为父亲还未“解放”，公社党委不批准我入党。后来又连续三年不批准，使我在“*”中上大学受阻。
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还是要求讲“阶级路线”，“政治第一”。知青可以报名，但是要大队推荐，公社“政审”，学校面试后录取。
前几次招生时，我没有报名，因为父亲还没有“解放”，“政审”过不了关。*自我爆炸后，父亲被“解放”，从干校回到了单位。不久，他来信告诉我，由于前两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基础知识太差，大学普遍反映无法进行高等教育。周总理决定，1973年大学招生采用“考试＋推荐”的方法，让我抓紧复习功课。因为自己始终没有放弃上大学的念头，去插队时，把高中的所有教科书和各科复习总结都用纸包好放在了家里。我专程回家，把书和复习总结都看了一遍。
1972年秋天，父亲为了我能够上大学和入党，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处理完有关问题后，专程到我插队的农村来了一趟。他先和大队干部座谈，了解我在村里的表现，然后驱车去公社，将部队重新出具的对他的政审结论交给了公社，又驱车去了县革委会，将部队的一个希望能够让我在同等条件下上大学的函件给了他们。父亲走后，我想：政治障碍应该是扫除了，就看我的文化考试了。
1973年文化课考试，我的成绩是全县第一。从各种渠道汇聚的信息都是：你上大学没问题。然而 “白卷英雄”张铁生出现了。“四人帮”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拼命宣传他的“事迹”，否定文化课考试，矛头直指周总理。结果，我的名字被从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划掉。当我获悉自己又不能上大学时，昏昏沉沉地躺了好几天。我怎么也想不通，学习好反而不能上大学的道理。面对接踵而来的入党、上大学的挫折，我审视了自己的所有作为。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社会不会抛弃一个努力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但是，生活还要继续，我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自己在努力调整心态的同时，想起了一句名言“别人能够剥夺你的任何权力，却无法剥夺你学习的权力”，想到司马迁受“宫刑”，写“史记”，高尔基、华罗庚、爱迪生都没有上过大学，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社会的承认。我为什么不能走和他们一样的路呢？于是，从村里一个大学物理系肄业的中学老师那里借来了大学一年级的数理化教科书，开始自学。
难忘的岁月（4）
1973年春末，我在全县知青中第一个被任命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负责科学种田。自己身体力行地和大队干部、群众一起，按照科学规律种田，使6400亩小麦平均亩产，从历史最高的264斤，到1975年的412斤，超过了农业纲要要求的400斤的指标。农民的口粮也从280斤升到了350斤。在这期间，自己被评为公社的优秀大队干部，还学到了不少知识。而老支书说的“共产党的事情是为了老百姓，谁能够为老百姓干好，谁就来干，不要去争。现在我们来干，就一定要干好，不要让群众把我们后背戳个大窟窿。”让我记忆犹新。当年的6月1日我被公社党委批准入党。
1975年6月，我被招工到太原铁路分局当工人，很快被抽到段政工室，不久又被借调到分局宣传部。当时全国铁路系统都在铁道部长万里领导下，按照中央制定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整顿各项工作。因为我经常在宣传、贯彻这个决定的文章中“引经据典”，引起了宣传部长的注意。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什么时候学了这么多马列着作？”我如实进行了回答。他沉思了一下说：“很多知青插队后都很消沉，你是自己上了一趟党校啊！”
1976年，当“四人帮”掀起“批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