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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打。
“文 革”
正当我们无忧无虑成长的时候,平地一声惊雷,共和国空前的一场灾难……“*”,骤然降临了。从此,中国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沈阳二十七中学,从一楼到三楼走廊两侧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德高望重的赵家实校长一夜之间就莫明其妙地成了“叛徒”、“反动学术权威”了!
赵校长写了一张大字报,勇敢地为自己申辩,竟然遭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恶意围攻。什么“不许大叛徒赵家实翻*的案!”什么“不许赵家实反攻倒算!”甚至还有人公然贴出大标语:“赵家实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实在是令人迷惑,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啊!
半个月后,就在人们快要将赵校长的所谓翻案风忘记时,一张题为《这是翻案吗?》的大字报,如一道闪电,划破黑暗的夜空;像一声惊雷,响彻二十七中的上空。人们奔走相告:“胆大包天” 为赵家实翻案了!“胆大包天”保赵家实了!一石激起千层浪,转瞬间,在《这是翻案吗?》的周围,就贴出了了无数张两种观点截然相反的大字报。是打倒还是保护赵家实,一时成了二十七中“*”斗争的焦点,两派学生,情绪激昂,唇枪舌剑,展开了空前的大辩论。人们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嗓子都喊哑了。噤若寒蝉,万马齐喑的一边倒的局面一下子被鼓声震天、吼声动地的辩论取代了。
被广大师生赞誉和拥护的“胆大包天”战斗队,其时,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我。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眼前仿佛到处是大标语。“‘咸、路、赵’ 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坚决打倒三反分子某某某!”“彻底批倒批臭某某某,让某某某永世不得翻身!”漫天的大字报虽言之无物,却刀光剑影,杀气腾腾,触目惊心。每个被打倒的人的名字上都打着血淋淋的大叉。
“*”中,打倒某人的程序是:先定性,成立该人的专案组;然后搞群众运动,发动群众,大搞逼、供、信,肆意拼凑黑材料,剥夺被审查人的申诉权力,使之有话无处说,有理无处辩,有冤无处申。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帅,下到平民百姓,人命竟被如此草菅!
“文革”、插队、回城…我的青年时代(2)
然而,做人应该襟怀坦白,旗帜鲜明,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那种看别人脸色行事,唯唯诺诺,卑躬屈膝或处世圆滑,明哲保身,挺不起腰杆做人的人,即使活到200岁,又有什么意思!
“宁可轰轰烈烈活50岁,也不愿意窝窝囊囊混200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想法就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溶化在我的血液中。这使我经常碰壁,甚至头破血流,影响了我的一生。但我至今不悔!我的人生道路,因此更坎坷、更跌宕起伏,却也更丰富多彩。
反复考虑,下定决心,我要为赵家实翻案!一个人干,势单力薄,而且,我深知自己反应迟钝,笨嘴拙腮,甚至有些木讷;为赵家实翻案纵有铁山般的证据,没有雄辩的口才,也是万万不行的。我必须找到一个有胆、有识、有口才、有事业心,而且观点一致的同学。突然,我眼前一亮:有了!就找他……夏任凡!
为了不走漏一点儿风声,大字报的起草,反复修改以及用毛笔誊写,都是在我家悄悄完成的。该写落款时,我们俩犯难了……以什么名义发表呢?经过反复考虑,我们俩一致认为:以一个战斗队的名义发表比较好,既真实,还可以壮声势。于是,我们俩绞尽脑汁,搜肠刮肚,想起个好名字。当我灵机一动,提出用“胆大包天”时,夏任凡立即拍手叫好。在二十七中“*”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胆大包天”战斗队便从此诞生了!
夏任凡离开我家时,已是深夜11点钟了。
翌日,我和夏任凡起了个大早,趁学校还没有人,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是翻案吗?》的大字报贴到一楼到二楼缓步台的中间最显眼的地方,然后就“于无声处听惊雷”去了。
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红卫兵乱抓辫子、乱打棍子、乱戴帽子,无论怎样“左”都不必担心犯错误;即使错了,也无非是水平问题、认识问题。一旦右了一点点,那就不得了了,就要大祸临头!什么“犯路线错误”啦,“阶级立场不稳”啦等等,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非给你戴到头上不可。
“*”中,赵校长吃尽了人间苦,受尽了人间辱。二三十斤重的大牌子挂在脖子上,上百次的小会批、大会斗,几乎没有一次不“享受”“喷气式”、低头大弯腰的。有一次,在三楼的大教室批斗他,由于时间太长,坚持不住,他摔倒在水泥地上,一个“小将”冲上去,照他脑袋就是一脚,顿时,老校长右眼失明,左耳失聪。
当年还只是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的王诗光,其兄王诗武和我是初中同学,“*”前就与我相识;“*”中,我们又志同道合,便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在二十七中打赵、保赵两派处于势均力敌的1967年初,我和王诗光到北京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接待站上访,想通过求助“尚方宝剑”迅速地把赵校长解放出来。我们没有钱买火车票,便在沈阳站买了两张站台票混上了车。一路上提心吊胆,凌晨还是在山海关被撵下了车。雄关峻岭躲在夜幕后面;扑面而来的,是刺骨的阵阵寒风。
我们早已下定决心,不取回“真经”,决不回头。我俩又想方设法混上了下一趟开往北京的火车。可是,一到天津,又被撵下来了。只好出站买了票。这才想起我们已经两顿没有吃饭了,于是啃着从家里带来的已经发干直掉渣的馒头,喝着火车上的白开水,望着窗外飞驶而过的村庄,惬意极了。
“文革”、插队、回城…我的青年时代(3)
中央“*”接待站的同志明确指出:如果你们反应的情况属实,你们的校长就不是叛徒,更不是什么反动权威,因为中学里没有学术权威。我们俩喜出望外。一路上的艰辛,两次被撵下车的委屈,都因我们取到了“尚方宝剑”,一扫而光!
历史证明,我们的想法太幼稚了。在那无法无天的日子里,虽然我们把从北京取来的“真经”贴在一楼门斗最显眼的位置……进楼的必经之路上,两派却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保的继续保,打的继续打。
我与同学们奋不顾身地摇旗呐喊了一年多,也没有把赵校长解放出来。我们怀着对“咸、路、赵”的命运深深的担忧,离开母校,上山下乡了。
插 队
1968年初秋,我们到清原县南八家乡双泉沟插队。
告别了母校,远离了父母,就几乎全靠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成长了。
沈阳二十七中的学生,一般都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把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当作磨炼自己意志的机会。我们尊敬农民,诚恳地拜农民为师,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朴实无华、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以及各种劳动本领。
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苦劳动,让我们尝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滋味,真正懂得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夏锄“歇气”时,我把两根锄杠拼在一起,躺在上面,转眼间便进入梦乡。春耕、夏锄、秋收这三个大忙季节,累得躺在炕上,好像还未翻身,天就亮了。半夜大雨倾盆,电闪雷鸣,惊天动地,我们却浑然不知,仍然呼呼大睡!
1970年4月,正是旱田春耕、水田育秧的农忙时节。我们白天干活都累了,晚上九时许,都已进入梦乡。突然,一阵狗吠把我们惊醒了。
大队通讯员大声喊道:“大家快起来,到学校开会去!”
我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问:“开什么会啊?”
“批斗刘绪生。” 通讯员答应道。
“批斗他?那不影响我们队的水田生产吗?”
我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就穿上衣服,随同学们一起到学校开会去了。
几个大灯泡把整个会场照得通亮。南八家公社工作组组长……金斗山,亮着他特有的公鸭嗓,大声喊道:“请大家安静,现在开会了!”刚才还嗡嗡嗡的会场,马上鸦雀无声。
金斗山大喝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绪生押上来!”早就准备好的民兵们,便蜂拥般押着刘绪生走上台来。
刘绪生耷拉着脑袋,憔悴的脸上充满了紧张和惶恐。
金斗山喝了一口水,接着说:“今天晚上,我们新立屯大队在这里召开社员大会,揭发、批斗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绪生。可是,现在还有人同他划不清界限,居然说什么批斗他会影响队里的水田生产。”
谁也没有料到开会前有这么个“前奏曲”,许多人的眼睛瞪圆了,会场的空气也仿佛凝固了。
紧接着,他眼睛一瞪,声嘶力竭的大喝一声:“谁说的,给我站起来!”
我惴惴不安地站了起来。顿时,惊讶的目光一齐射向了我,我惶惶不知所措,心里一片茫然。
这是我在半个小时之前说的话呀,是谁这么快就给汇报上去了?
金斗山正满脸怒气地要对我发作时,“五七”战士老何突然急步上前,弯着腰用右手拢成半个喇叭状,贴着金斗山的耳朵根小声说话。我离他们不远,还能听清他说的:“他是沈阳来的知青。”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文革”、插队、回城…我的青年时代(4)
金斗山皱着眉头,满脸狐疑地盯着我这个穿着有好几块补丁、右肩膀头上还露出了旧棉花的破棉袄,腰间系着一根草绳,脚上穿着垫着羊胡子草的胶皮“欤B”,虽然显得惶恐、却明显流露出几分敌意的年轻人……穿得比当地青年都“土”,这哪像是沈阳来的知青啊!
金斗山听老何说我是沈阳知青,他迟疑了一下,态度缓和了许多,摆摆手说:“坐下吧!”
显然,这是老何及时为我“验明正身”,亮出我的知青……“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的身份救了我。我怀着深深的感激望了老何一眼。如果不是他出手相救,我非得被“请”到台上,和刘绪生站在一起,做陪斗不可。
刘绪生比我只大七八岁,那时,他大概也就二十七八岁吧,是双泉沟难得的秀才,是双泉沟难得的队长候选人。只是因为土改时,他还是个六七岁的孩子,父母去世又早,只余下他兄妹二人相依为命。所以,刘绪生对自己家的成分总也说不清,结果吃了大亏。乡亲们三番五次地推选他当队长。可是,报一次,被上级否定一次,大家也就死心了。无可奈何,只好大材小用,让他当了既不用看出身好坏又不用上级批准的水田技术员。在那个突出政治、一切领域都要“政治挂帅”的年代,出身不好的人想要入党、提干,简直比登天还难。
然而,他关爱集体,好学上进,钻研技术。他讲起种庄稼的学问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不仅有理论,而且重实践。他家的自留地,不论种玉米、高粱还是蔬菜,产量都要比别人家的高。他乐于助人,老实厚道,所以人缘也很好。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刘绪生胸怀宽广,坦荡无私。尽管上级屡次不批准他当队长,他并不怨天尤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关爱集体。他责任心强,又肯动脑筋,在小队领导的支持下,他带领社员把烂泥塘、涝洼地都改造成了稳产、高产的水田,既增加了社员的收入,又使社员们吃的大米由原来的每年几十斤,增加到100多斤。
有一年,连降大雨,山洪暴发,多数人都去抢救自己家的庄稼,刘绪生却不管自己家快要成熟的玉米,奋不顾身地跑到队里新开垦的水田,冒着瓢泼大雨,拼命地排洪泄洪,终于保住了集体新开垦的十几亩水稻,他也因此赢得了广大社员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1968年夏天,也就是在我们知青上山下乡前几个月的一次社员学习会上,刘绪生主动给大家读报纸。鬼使神差,阴差阳错,他竟将“衷心”的“衷”字,读成“丧”字,变成“丧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了。这下,他可闯下弥天大祸了!那些心怀叵测的人祭起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法宝,无限上纲、上线,非要把刘绪生一棒子打死不可。
那些吃政治饭的大队和公社的老爷们,正苦于找不到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听说双泉沟揪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自然欣喜若狂。他们立即指示:先把刘绪生在本队批倒批臭,取得经验以后,再向全大队和全公社推广。而且规定,每天至少要批判他三次,要把批判会开到田间、地头。
我对刘绪生非常同情。我对工作组不问青红皂白,对一个人不看全部历史、全部工作,仅仅根据一句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