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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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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茫然一片模糊,许久方能看清老师板书的字迹。至今我都清楚地记得:入学报到时才买的新钢笔因“不堪重负”,刚上到大学三年级便用秃了笔尖、摔坏了笔杆,不得不更换一支新笔。
  当时的校园文化生活既纯朴,又高雅。我因自幼爱好唱歌,因此,男声独唱便成为大学和系里文艺演出的保留节目,几乎场场必到。久而久之,我便被同学们亲切的称之为“胡松华的弟弟。”当年我登台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北国之春》等歌曲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今天,每当我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便会油然想起那个激情燃烧的难忘岁月。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中“天之骄子”们的物质生活之艰苦,恐怕是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的。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山师大的食堂晚六点下班后校园内便买不到任何食品了。在我的记忆中,食堂晚餐的主菜似乎永远是大白菜熬粉条加酱油,多盐少油难以下咽,晚自习时总是饿肚子。而学校每月区区元的伙食费;让人根本不敢奢望外出下饭馆、开洋荤。为了解决晚间的饥饿问题,我只有在晚餐时多买一个大馒头,再买一分钱的粗咸菜夹在其中(有时买2分钱的咸菜已很“奢侈”了。)放在书包里……因为当时根本没有食品袋,只好放进洗净了的“白猫”洗衣粉袋中,去锅炉房打上一瓶开水后,便到教学楼找一间清静、适宜的教室坐下看书自习。每晚九点多饥肠辘辘之时,便取出凉馒头、就着开水充饥。此时,我感觉那馒头夹咸菜的口感,似乎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品之一。这段“清贫苦读”的亲身经历,我曾多次在课堂上向自己的学生叙述,以此勉励他们珍惜今天、发奋学习。有趣的是,每当我讲到这段往事时,即使是上百人的阶梯教室都出奇地宁静,学生们睁大了眼睛,一脸虔诚,仿佛是在聆听一段古老的传说。
  毕业前夕,所有师范院校的学生都有一段教学实习。说起我的毕业实习,还真有一段“特殊的阅历”。
  1981年10月中旬,我和几位同学被安排在当时泉城小有名气的济南二中,给初中生上中国历史课,谁知于不经意之中给后来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巩俐当了一回老师。如今细细想来,大约是实习两周之后,我发现所教初二年级中有一位秀丽端庄、大眼睛的女孩子,在全校上千名衣着款式单一的学生当中,她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当时并无统一校服,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少衣着均以蓝灰等冷色调为主)。然而,她的名字似乎有些独特……巩俐。听二中的老师讲,巩俐平日爱好文艺,父亲是位山东大学教师,但其各门文化课成绩平平。正因如此,在一个多月的实习中,这名普普通通的女学生并未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数年之后,当几经周折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的巩俐凭借其在《红高粱》中的不俗演技声名鹊起之后,通过媒体关于“巩俐出身于山东大学一个教师家庭,80年代中期毕业于济南二中”的报道,我才猛然想起,自己竟然与这位而今蜚声中外的电影明星在济南二中有过一段师生关系。这段“特殊的阅历”,也令身为大学教师的我,在此后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对关于青少年“天赋与潜质”的问题多了些许真切的感悟。
  时至于今,我还经常在假想:倘若没有*30年前果断决策,及时恢复高考,没有他毅然领导亿万中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也许包括我在内的大批有志青年至今仍默默无闻地在工厂或农村里当工人和农民;也许包括张艺谋、巩俐在内的大批人才,至今仍被湮没在茫茫人海之中不为人知……果真如此,今天的中国社会该是怎样的情形?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又当如何?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主席在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际写下的这豪迈诗句,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天自无情,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社会的正确法则就是在巨大的变革中前进。值此庆祝祖国华诞60周年之际,回首自己与共和国同行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我在落笔之余,不禁感慨万端。光阴荏苒,岁月匆匆。今天,我们这些经历了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的半百之人,有什么理由不加倍珍惜人生中宝贵的每一天?有什么理由不竭尽全力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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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忘却的记忆(1)
难以忘却的记忆
  郭欣根
  作者简介:郭欣根,男,1948年1月生,安徽省太和县人。*党员。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政治学、行政管理学专业硕导。兼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陕西省高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教学研究会会长。曾于1964年至1968年就读于西安市二十中学,为668班学生,任校学生会学习部执委。1968年至1970年到凤县温江寺乡插队当农民。
  知识青年们对农村艰苦、清贫的物质生活是咬着牙关度过的。但知识青年们的精神生活始终斗志昂扬。表现之一是无论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还是在上工下工的路上,知识青年们总是用革命歌曲抒发自己心中的激情,既丰富了自己的文化生活,又陶冶了自己的性情。所以,那时差不多每个知青小组都少不了《革命歌曲大家唱》《中外民歌200首》《长征组歌》《毛主席语录歌》等歌本,而且每个知识青年都不止会唱几首而是会唱多首。因此,知识青年小组每晚的重要生活之一就是革命歌曲大联唱。常常是一个人唱上句,另外有人接下句,一首歌曲唱完,另一首歌曲连上。唱歌,既抒发压抑的感情,又愉悦了业余生活。
  记忆这个东西,很奇怪,它可以长期埋藏在人的大脑中,久久不愿离去。虽然时光的远去可能不断使记忆的内容衰减、埋没,但是,一旦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记忆就会像开闸的洪水,一泻千里……
  1968年距今已有40年历史了,当年我是20岁的插队落户知识青年,如今已是年逾花甲,已经退休的老人了。这期间,仅有为数不多的几次当年下乡的同学们相见、相遇、偶尔共同回忆过去那段鲜为人知的当农民的生活经历,一直没有机会把它整理成文字。我原以为,那段不同寻常的农村生活会像其它许多记忆一样被永远的埋藏在我的大脑深处,带进坟墓去。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党史出版社的一则征文启事,却使我产生了某种冲动。我认为,不仅为了当代的年轻人,也为了我们这一代同龄人,更为了共和国的历史真实,我作为一名“老插”、“知青”,都没有理由不把埋藏于大脑深处的那段记忆发掘出来,留给世人。于是,就写下这些文字。
  一    到农村插队去
  “呜……”火车一声长鸣,然后在喷出的白色蒸汽中徐徐地驶离了西安站。
  站台上,送站的亲友中有白发苍苍的母亲,有尚年幼、不谙世事的弟弟和妹妹。孩子们脸上挂着笑,边摇手边跟着火车向前跑,想多看一眼哥哥和姐姐的脸,站在车窗内的哥哥、姐姐边挥手致意,边擦着眼眶的泪水,默默地说:“再见!再见!妈妈……回去吧!您老可要保重呀!”眼角早已热泪盈眶,声音也哽咽了。
  古人早就饱尝了离别苦、送别悲。所以,唐诗中留下不少恨离别的诗。只有亲身经历分别和送行场面的人,才能真正懂得离别的那种依依不舍,而又悲从心来的复杂情感。
  离开人声鼎沸,热闹异常,亲情、悲痛交融的西安车站,火车逐步加速,随着那均匀而有节奏的咔嚓声音越来越快,我的思绪也逐步由近而远,眼看着窗外飞驰一闪而过的树影,我不禁想起这几年的不平常经历……
  那是1964年,我在西安市第九中学初中毕业,那年中考的目标就是考上省级重点高中……西安高级中学(又称第二十中学)。班主任吕忠信老师给我们动员时讲,能上重点高中的人,才有90%上大学的希望,省上重点高中实行的是大学式管理,即集体住校、集体上灶,但门槛很高,四门功课必须在360分以上才有可能。同学们,希望你们努力吧,我希望我们班考上的人数能达到10%以上…… 。。

难以忘却的记忆(2)
当时,我们班共有56位同学,大家心中一算,能够考上5到6名,就算不错了。结果,发榜出来果然不出吕老师的预料,我们班果真考上5人,其中4名男生1名女生。原来我班学习很好的两名女生都落榜了。
  到西安高中后,果然如吕老师所说,这是一所纯高中学校,三个年级,一个年级8个班。我被分在668班,全班共55人。高中三年,基本还算顺利。果然是集体住校,集体上灶。这样,只有16岁的我,早早就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了。
  转眼来到1966年,高三的课程已经讲完。毕业考试已经结束,4月开始,备战高考就差3个月了。那时,高考时间是每年7月的7、8、9三天。然而,谁也想不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先是西安市教育局派来了以葛珏为组长的工作组,说是奉上级指示要停课闹革命,主要是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方法是利用“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但是,高三年级同学都忙于复习功课,远不如高一、高二同学那么快的就写出了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后不久,国务院就做出决定,为了集中力量搞“*”,高考推迟半年进行。这一下,打消了高三年级同学们的顾虑,我记得当时还有几个班的同学为此而欢呼雀跃呢?谁也想不到就是那一决定,使高考停顿长达12年之久。
  在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墙壁时,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老师了。那时的中学生很幼稚、天真,理解“反动学术权威”就是自己的老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嘛,首先,造老师的反。所以,平常对学生严格要求的老师几乎普遍受到学生的冲击,有的被剃光头,有的被游街。那时,同学们的依据就是毛泽东1927年写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接下来是所谓“破四旧”,先后到一些被认为是“牛鬼蛇神”的人家中去抄家,也不知道“四旧”的标准是什么,于是,看到什么陈旧,就砸、就打。那是一个无法无天、具有狂热、失去理性的时代,“*”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革文化命”。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从小道传抄到学校的。这张大字报后不久,又传来“16条”的文件,这才明白工作组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搞的,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一下才扭转了革命的方向。学生们开始把斗争的矛头由老师身上转移到各级地方党政领导,集中力量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于是,8月15日至17日,西安地区的学生在建国路陕西省委门口马路上进行三天静坐示威,要求揪出省委书记霍士廉,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时,学生们已经开始用谩骂代替战斗,称霍士廉为“霍死脸”,称刘澜涛同志为“刘烂桃”,公然对党的干部进行人身污辱。
  静坐事件平息后,西安逐渐形成两派对立。一派是“工人联合会”(简称“工联派”);另一派是西安工人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开始打口水战,在互相游街时当街对骂,互喊口号,后来,就演变为武斗。
  从1966年7月开始,不少学生利用停课闹革命,开始进行革命大串联。那年冬天的11月份,我先到北京串联,又于12月和我们小组11人利用1个月时间参加到陕北延安的一次徒步长征,到延安革命圣地,学习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 最好的txt下载网

难以忘却的记忆(3)
1967年1月,根据学校安排,我和班上几位同学一块到西安东郊洪庆地区一座军工厂……十号信箱(庆华电器厂)下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下厂劳动在40多天后被迫中止,又回到学校,叫“复课闹革命”。
  可是,学校里一无老师,二无教材,怎么复课?几乎1967年至1968年就是在不断升级的武斗中度过的。直到1968年10月,上边有精神传达要求红卫兵小将要听从党召唤,下乡去锻炼。不少人对这一决定的正确性持怀疑态度,迟迟不肯下去。但任何时候,总有先行者。10月15日,我校第一批50多人到长安县红道峪乡插队落户,学校为他们专门召开欢送会,还戴了大红花。从那以后,一批又一批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在公社书记带领下,来到学校进行介绍,记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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