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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7日，我们又再次到杜惠位于黄寺的家中聚会，这次郭岭梅和他的女儿，以及晓惠的夫婿也在场。杜惠比起我们一年多前见面时，显得还要精神。她告诉我，为了支持四川抗震救灾，她将吴冠中、赵朴初赠她的书画作品送荣宝斋拍卖，筹得80多万元善款，老人家又送了我一本新出版的《郭小川精选集》。
回家后，我急切地翻开精选集，读着读着，一位纯粹透明、待人以诚、才华横溢，充满激情的可敬长者的形象又浮现在了眼前。第二天，马敬仲来电，和我讨论了阅读这本精选集的心得感受。
三 老三届们
我们那代人，是在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一批人，现今大约已有五六十岁了。社会上亦被称作“老三届”，是专指1966年至1968年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这批学生，全国加起来，有几百万人，我也属于他们中的一员。
那代人确有点“生不逢时”的味道，出生时在激烈变革的1949年前后，那时他们的妈妈们可不会像今天的准母亲们，还懂得有保胎期及胎教之类；到了十多岁长身体时，逢三年自然灾害，缺吃少穿；到了该上大学的岁数，又碰到“*”和上山下乡；好不容易“*”噩梦结束，又集中面临返城、考大学、找工作、找住房、找对象、结婚生子，然后，还要为今天已和当年自己同样年龄的儿女考大学、找工作操心；等一切奋斗的差不多了，也到了该下岗回家的年龄。
革命的年代，同时也是个封闭无知的年代，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那代人的生命底色大抵相同，头上顶着的都是同样的太阳，嘴里唱的都是同样的歌曲，心中秉承的都是同样的意志，血管流淌的都是同样的鲜血，可就是每个人都不知道，命运会在何时把自己遣向何方。
由于生活在年代的断层，那代人徒有莫名的激情，精神资源却相对贫乏，尤其缺乏系统而正面的知识背景。造成他们的可悲处，就在于人生的每个年龄段，却不能做在那个年龄段应该做的事情。时空断代，人生错位。至今，几乎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留有各自在那段历史时期的抱憾和隐痛，一些人谈起，还会对当时被裹挟在剧烈社会的变动中，被强行拿走的自己的未来而心有不平。
但每个年代又有每个年代的时髦。如果问那代人的追求是什么，我当时笔记本中抄录的这段毛泽东语录可以回答：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襟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这就是我们那代人当时的座右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尽管今天看来，会让人感到那么的“假、大、空”。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7）
我是个标准的“老三届”，只是没有下乡回城这段经历。1969年3月8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当了一名工人。
“*”开始时，我还是北京六十五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在头一年的暑假，我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颇具戏剧性。那些日子，许多同学都接到了自己理想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而我却毫无音讯。烦闷之时，我在家里靠街门的小屋，想听听音乐消遣，家里有几张33转的黑色老唱片。
我家位处北京市中心，距今天的老舍故居不远，是曾在空军工作的父亲所在华北空军司令部安排的。街门上方挂有个蓝色的圆形搪瓷牌，写有“光荣军属”四个字，逢年过节，就有附近中学的学生们上门来帮我家打扫庭院。
院子分前后两截，由花砖路连接。中间有一道圆形拱门。前院种着一些蔬菜和向日葵，常常没等葵花籽长熟，我就偷着掰些来吃。后院有一棵丁香树和一棵大榆树，一到夏天，满院子飘荡着丁香紫色花瓣的香气。逢到秋季，大榆树结满了榆钱儿，阿姨刘大娘会用它和着玉米面蒸窝头，一口咬下，满嘴清香。房前还有一大架葡萄，记得每年冬季前，母亲都要将葡萄枝蔓盘起埋到土里，待来年中秋前后，伸手就可摘到一串串深紫色的玫瑰香。可惜“*”中，经过红卫兵抄家，后又强行搬进些不速之客，好端端的一个院落被糟蹋成了个残破的大杂院。
我先把姐姐从旧货店买来的电唱机插销接上电源。所谓电源，其实就是房顶悬挂着的电灯接口。当我的一只手向上正要拧开灯泡时，突感到一股巨大的吸力，促使我的另一只手，甚至整个身体也凑了上去。就在这一刹那，灯泡与接口突然断开了，我被重重地从屋里甩到了门外，一阵昏厥，两个手指也被灼成黄色。我坐在地上喘着粗气，大脑一片空白。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邮递员的喊声：赵兹的信！我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被我的第一志愿学校六十五中录取了。
六十五中是北京唯一一所纯高中学校，其前身是北京育英中学，始创于1864年，冯玉祥、胡适都曾为学校题过辞、匾。1949后，学校拥有杨天恩、黄子彦、刘耀昕、唐景一、蓝倚年、齐连昶、仇焕香、孙强、孙鹏、王万海、刘茵等一批优秀师资，其中黄子彦是北京中学中仅有的四名特级教师中的一名。学校还有着当时一般中学所没有的室内打蜡木板体育馆、图书馆等设施，以及用当时*德国总统名字命名的“皮克班”。
优秀的教师培养出一批出色的学生，1962年在北京市数学比赛中，唐守文获得第一名，受到华罗庚的接见。学校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各种文体项目也造就了一批人才，有利于同学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前有着名导演夏淳、着名演员刁光覃等。“*”后，有中国实验话剧院演员剧团的团长艾俊迈，空政文工团着名话剧演员舒悦宣，《人民日报》驻香港记者陈晓钟。还有名倾京城的书法家赵家熹，他仅长我一岁，是北京景山学校的高级教师，可惜于1999年英年早逝。其最后一幅作品是写给我的：“铁石梅花气概，山川香草*，赵兹同窗吾弟雅教，丙子仲秋家熹”，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他在下笔前，左手攥成拳头，按在脑旁拟词，右手则在砚台上润笔的情形。
我小学时喜欢乒乓球，在景山少年宫练习，教练叫庄正芳，他也是世界冠军庄则栋的老师，我因此在同学中常以庄则栋师弟自诩，得意过好一阵子。上高中后，我参加的是跳伞训练，逢周末会去龙潭湖畔的伞塔学习跳伞。先是地面练习，在双膝间夹上一根树枝，从一个台阶上向下面的沙坑反复练习蹲跳，而且树枝不能掉下来，然后再练习不脱钩跳伞，一直到最后可以脱钩跳伞。当我置身于数百米的高空中，悠然向下俯瞰，美丽的北京尽收眼底，年轻的心在祖国的蓝天上翱翔。。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8）
“*”开始后，父母被关进“牛棚”。班主任孙深委婉的通知我，记不大清他当时所说的理由了，反正是从此中止了我的跳伞资格。在此之前，我曾报名参军，也是报考空军，并一路过关斩将。身体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自然是和家庭有关，没能实现上天的愿望。否则，我的人生又将是另一番模样？
此外，六十五中培养出来的学生还有中科院院士白以龙、工程院院士马国馨、文学家刘心武、足球教练金志扬等。2005年，我曾荣幸地与这些杰出校友共同成为校友理事会理事。
那个年代，想考大学的初中生都会力争考取这样的优秀高中；而不准备上大学的，则会考取中等专业学校。大家目标明确，心态平和，理性选择，各取所需。不像现在这般，一人考学，全家紧张，千军万马拥挤在高考的独木桥上。
当“*”这场反文化的“革命”，把所有大学的校门关死后，也把全国千万青年的心关死了。尽管后来，我得以参加了“*”后第一届大学本科和第一届研究生考试，但直到30多岁才得到袁宝华校长颁发的人民大学新闻专业毕业证书。
“*”初期，社会乱作一团，满街抄家的抄家，随便给人剃阴阳头的剃阴阳头。昨日还是同桌的学友，今天却因出身不同而反目成仇；昨日还是人们熟知的领导和名人，今天皆成了阶下囚。大街上充斥着*队伍和革命口号，火车中塞满了各地串联的学生，报纸的头条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及毛泽东和他的林副统帅身着军装，检阅浩浩荡荡红卫兵大军的巨幅照片。有时，一张报纸头版的全部版式，仅会被两条标语和一幅照片填满，堪称报业奇观。
16岁的我，环顾左右，茫然不知所措。
学校里停课闹革命，我就常常躲在同班同学文斯家中看书。他家在中央戏剧学院附近的一条叫板厂的胡同里，我只知其父是《九歌今译》作者文怀沙，当时还被关在监狱中，家里只有文斯的奶奶，我们都叫她婆婆。婆婆待我很好，不仅给我做饭吃，有时还叫我住在她家里。
文斯在“*”后去了日本，在一家大公司上班，1993年我到东京在电通公司研修，他曾到我住的热海庄酒店看望我。其弟文京一度还常常和我联系，探讨过如何提升其父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谁知文老“不用扬鞭自奋蹄”，不时会出现在电视屏幕和报章杂志上，且时发出惊人骇世之语。我则借着在采访“两会”期间，和这位年近百岁，却有着年轻人般心的政协委员共忆往事。
文家的后院有一间大房子，里面堆满了书籍，古今中外，林林总总，还有郭沫若等的大幅照片和题字，堪称一座迷你图书馆。记得常来这里的，还有当时许多所谓黑帮子女，彭真的儿子傅洋、傅亮，乌兰夫的儿子苏尼特等。
那时尽管生活清苦，际遇险恶，但大家风华正茂，挥斥方遒。我们那代人从小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每学期还要到农村参加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心里装的、嘴里说的全是天下大事。
“倾心毛泽东，矢志工农间”。当时我们的关注所及，近在一知半解的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三农问题”，远则到了在南美丛林中打游击的切·格瓦拉，也就是当年的世界革命。
到了“*”后期，已不再言必称毛泽东了。我们阅读的书籍已转为苏联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扎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南斯拉夫铁托的战友德热纳斯的《新阶级》，还有日本记者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等。由于在朋友圈中传阅这些书籍，我还被一机床的军代表找去谈过话。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9）
说到读书，我曾亲身经历过两次黑色幽默。一次是在去云南的火车上，我正在看一本德国作家席勒的《强盗》，列车员过来，声称要没收。在一旁的同学灵机一动，指着封面上席勒的侧面头像说，这是列宁的书，列车员疑惑地看了看这个陌生的外国老头，我才得以化险为夷。到了云南后，成天没事干，就去当地图书馆借书看，在软磨硬泡下，图书仓库的管理员终于答应了。但他一本正经地说，他只能借给我们内容是1921年以前的书，那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这些书里不会有反党内容。
在“*”初期的混乱稍许平静，上山下乡风潮还未开始之前，有过一段百无聊赖，心灵迷茫的郁闷时光，生活的出路，思想的出路，未来的出路，大家都在寻找出路。
一次，大家在聊到50年代毛泽东曾认为，只给农民“确保私有”是小恩小惠，应组织农民搞合作化，快步进入社会主义。他还引用了孔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的古语，只是把“好行小慧”改成了“好行小惠”。
这是因为河北遵化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它由23户贫农组成，是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合作社，被称为“穷棒子的合作社”，毛泽东对其大加赞扬，认为它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形象，它说明“鸡毛可以上天”。于是，有人提议应该去那里做社会调查，了解毛泽东为什么称它是“五亿农民的方向”。很快的，一支十多人的队伍就组织起来，兜里装上笔和纸，没有路费，傅亮就带头拦截运货汽车，最后还扒上了运煤的露天火车。
火车隆隆驶过山海关，秋风萧瑟，山河壮美，大家四处张望，家事国事，涌上心头。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