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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收工已困得五迷三倒、一塌糊涂,晚上村里还雷打不动地学习、“讲用”到深夜,一番“斗私批修”之后,我们才能枕着交叠的山影睡去,很少获得“睡足酴醾梦亦香”的感觉。知青成了新一代躬耕畎亩的农民,一天工分值却只有1角钱!
在农村最开心的就是交公粮了。你看!送公粮的队伍扛着红旗,敲锣打鼓,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挑着一担担玉米和稻谷,迈着欢快的脚步直奔公社粮所。谭若苹、张行即使摇摇晃晃地过浮桥,脸上还是挂满了丰收的喜悦,和社员们有说有笑地把一筐筐劳动成果搬进粮库。我和张丹江情不自禁地躺在金灿灿的粮山上,闭着眼睛美美地享受一番…… 。。
艰辛磨砺谱春秋,苦乐人生梦峥嵘(3)
那浮桥是用竹子、木板与藤条编成的,顺势搭建在黑水河两岸巨大的树脚上,颇具浓郁的民族和村寨风情。已陈旧的藤条在岁月的交替中褪成了暗褐色,将竹条、木板勒出条条印迹。我们每走浮桥必格外小心,一不留神会滑到水中,有风险但乐趣无穷。村民过桥却如履平地,只是藤桥“年事已高”,要是扛猪担粮从桥上过,河水就会没过小腿。
知青不忘桑梓情,砌筑石桥泽后人,我和霍际平、蒋和生等十多个同学参加落实战备和改善交通的建桥民兵突击队。在黑水河畔搏浪欢歌的日子里,知青民兵掌钎、打锤、放炮、扛石块、抬木头,两手、双肩磨出了血泡和厚茧。我不仅手掌和虎口都裂出了血道道,尽显“血染的风采”,而且还砸坏了腰,躺了三天三夜。大家打钝了多少根钢钎,炸开了多少吨岩石,挑穿了多少个血泡,不计其数。知青的血汗和意志终于铸成双车道的绚丽彩虹“恩城桥”,结束了十里八乡的群众世代走浮桥的落后历史。县武装部长肖六春动情地对我说:“你为建桥身负重伤,差一点就成烈士了!”当年我持冲锋枪伫立桥头的照片,就是对第二故乡的深情纪念。
1970年12月21日,我在大新县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言,典型材料中有战友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矫健身影。尤其是“人代牛犁田”那粒粒汗珠、颗颗忠心凝聚的文字,留下了知青战天斗地的一行行足迹。
1969年春,知青和社员戽水七天七夜夺回了生产队28亩受旱田。为了赶插抢上季节,队里的水牛黄牛每天上下午“出满勤”犁田耙田,累得都趴下了,还是赶不及。趁中午放牛,我们不顾劳顿,赶紧将麻绳套上犁头,谭若苹、张行手把着铁犁,我和张丹江肩搭着牛绳,竟然代替牛来拉犁耕地!两腿蹬酸了,捶一捶再拉;双肩勒肿了,垫上毛巾又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这悲情欢歌的壮举,社员们感慨万千。老队长更为之动容:“真有这样的‘傻牛’、‘犟牛’啊!”这时,“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知青已和地道的农民相差无几,只是多了半瓶墨水一支笔。
知青文化梦峥嵘
知识青年承载着国人厚重而复杂的情感,有诵不尽的诗、唱不完的歌。春华秋实演绎了老三届的交响人生,历史会永远牢记这正统、艰辛、奉献的一代。每当想起在教育断层和文化沙漠中艰难跋涉的沧桑岁月,我总是心旌摇动、荡气回肠。
艰苦生活自满足,一梦醒来又日出。在火红而饥馑的岁月中,同学们虽有饿殍之相而不掠,结伴翻山越岭40里到县城改善生活……知青伙食的最高理想竟是一碗粉!有一次在路上,烈日下正渴得要昏过去一般,突然发现一个“牛漉窝”(牛打滚形成的小凹坑)里尚存一点积水,我们奔泉渴鹿似地掬起来喝了两口。
插队好长一段时间了,生产队还坚持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夜夜灯火阑珊地搞政治学习和大批判,虔诚豪情地跳“表忠舞”,唱“语录歌”。队里在村口道路中央建起高米、宽4米的一面墙,指派我画毛主席画像。几天工夫,毛主席身着军装的光辉形象就耸立在山村路口,不论是当地农民还是知识青年,远远见到这幅画像便肃然起敬。 。 想看书来
艰辛磨砺谱春秋,苦乐人生梦峥嵘(4)
在风雨如磐的沧桑岁月里,总有一些酸楚的曲子随炊烟袅袅升起。有一天,我和同学正在用艰辛和智慧铸造的恩城桥留影,一位大队干部要照时正好没胶卷了,我说回南宁买胶卷专门给他用。可没等我回来,他就在有关场合胡说我拍“战备设施”、“里通外国”云云,并无理地连“降”我两级:取消持冲锋枪资格→持步枪资格→持铁木棍。我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县知青标兵,原则问题上不甘示弱地据理力争,公社和县领导出面调停了这一莫名其妙的“发落”。
辛酸苦乐伴着无奈惆怅的知青,十分耐得持久性的生活清贫和文化匮乏。同学们为看一场电影,不惜步行几十里,真是月明星稀、山道弯弯;久不久也会长途跋涉去串门,青春相约共叙桑麻。我乘借调县乡写材料之机去过几个知青点,犹如走进一段烟熏火燎的历史。他们床头的旧书不乏同学间传阅的中外名着和课本。那个年代还兴“内部发行”的出版物,“限地师级以上干部阅”的图书在知青中流传最多,也最*。虽然父辈已被“打翻在地”,大家还是有办法弄到这些书。
读书之余,就自演自娱,激情演绎知青的交响人生。看罢李凯南的《红灯记》,就唱知青填词的《送你一枝玫瑰花》:“不是我不爱你,因为你是插队的。你要是不回来呀,我们就只好分离……”曲调哀婉动人,歌词深沉悲怆,吉他伴奏又透出几许倔强和震撼。那种从绝地里生出的情、从悲苦中透出的美,常人无法体味。
激情与困惑相煎,热忱与无助交织,催生了特定年代的知青文化。“乡村沙龙”时常传来那首唱者如泣如诉、听者热泪涟涟、歌声悠远绵长的《知青思乡曲》:“我要到那遥远的山区把农民当,离别了亲爱的父辈和家乡,离别了亲密的战友痛断肠。父母啊!您别难过,莫悲伤。战友啊!您别流泪,要坚强。待到明年春节时,定返南宁来探望。”我当过中学红领巾文工团团长,收藏有中外名歌珍本,那些经典旋律时时撞击我的胸襟,但只能在放牛时朝着峦峰旷野、赶圩时对着蓝天白云,才敢一吐为快,用只有苍穹大地欣赏的音调唱出流逝的如歌岁月。
一方水土,万种风情,农民习俗与知青文化撞击出美丽的火花。山村妇女到河边洗衣不用肥皂,而是挥舞湿漉漉的棒槌使劲拍打衣服,棒槌声成了河边唯一的音响……啪、啪、啪、啪!短而急促地连着四声,富于韵律。女知青有一次洗衣打完肥皂,两袖挽起,手叉着腰,一边用脚有节奏地跺着衣服,一边唱着改编的《洗衣歌》:“知青社员一家人,收工回来洗呀洗衣裳呃。洗呀洗呀,快快洗呀,咳好勒!”村姑们看得目瞪口呆,仿佛梦幻一般。
那时节,难免不遇个“小芳”什么的,而男知青深知那种苦涩的浪漫结出的是“无花果”。不是有“可惜阿哥是近视眼,小妹的秋波没看见”那句歌词吗?许多同学被扼杀了爱的萌芽、春的蓓蕾,可不能对缠绵悱恻的“小芳”瞎唱“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
风雨过后见彩虹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几度沉浮几度崛起。共和国的历史以最绚丽也最凝重的笔墨,记载了老三届的青春轨迹和知识青年的苦涩年华。苍天无心褒贬这一代人的贤愚得失,但人生确实给了他们太多的磨难,同时也给了他们坚韧的性格。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艰辛磨砺谱春秋,苦乐人生梦峥嵘(5)
脚上,沾着故乡的泥土;明月,照亮了三百里夜路。我和傅晓榕、何莎等同学虽能多次参加县以上会议打牙祭,但令人感兴趣的,倒是烙有历史印记的“请柬”……多为裁成巴掌大的纸片。上面赫然盖上革委会的鲜红大印,并特别强调自带行李口粮,知青的职业身份跃然纸上。“特制”的县团代会请柬更具时代色彩,大队干部顺手牵羊将公社革委会的信笺裁下半张,盖上公章给我,他自己乐不可支地拿上半截来卷烟!
然而,上山下乡是一首歌,同学们是一串串激奋快乐而又寂寞悲怆的音符。“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逐步成为一句只是那段“红色历史”的口号。
1971年9月13日,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打破了往日的平静:*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农村正式传达文件前,我和有的同学已从其他渠道迅速得知这一消息,都倒抽了一口气,但不敢声张。这个强大的心理冲击波,使一向活跃热闹的几个知青点异常沉寂,那种透不过气的氛围令人木然。
海啸过后归于静寂,激情过后归于理智。整整一代人到了命运攸关的年龄……我们的出路何在,知青的命运如何,成为当时普天下老百姓最为焦灼的追问。于是乎,天空不再是天蓝色,任何一个有关招工的消息都牵动着同学们敏感的神经,南宁的话题、家乡的情丝魂牵梦萦。大家急切地“敢问路在何方”,寻找人生和事业的新支点,期盼着走到“三招”(招工、招生、招兵)的行列。“其实不想留,其实我想走”,正是当年知青的普遍心境。
多少个漫漫长夜,心不在焉、囫囵吞枣地应付村里的学习后,我们待在漆黑的屋子里,从窗户望出去,只是蒙眬的田野山崖,看不到前途。知青生活的字字句句都伴随着生命的全方位煎熬,那种极其贫困的感觉和对碧空翱翔的渴望,只是在那山旮旯的峥嵘岁月中才有过。
历史不会忘记那1970年6月27日,中央规定招收工农兵学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可是,1971年的“黑色1月”,明明已经过正常组织程序,我有望录取,却遭“鸠占鹊巢”,被扭曲年代的不正常弄傻了,同学们和部分县社干部也愕然不平。有人说,“你们来了,我们就可以出去了”……原来,大山的期望,竟是我们的命运!
面对上大学被人顶替的镜花水月,我喟然长叹中如梦初醒,人生试卷本无标准答案,知青更无任何选择题。我从心底发出呐喊:“是谁抢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自己的喉咙!”
山水如人,阅尽世事沉浮,曾经的伤痛,就是永远的财富。随着父辈的“解放”和历史的进程,风雨同舟的同学们在“三招”中获得了新生。继伍丹丽、农人华应征广西军区生产师后,霍际平、徐小凡参军,李海萌、钟小怡到柳州铁路局,傅晓榕、柯可上大学,我和谭若苹于1972年12月12日到国有大型一档企业广西维尼纶厂,踏上了职业生涯第二个里程碑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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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我的知青岁月(1)
回首我的知青岁月
王道君
作者简介:王道君,女,1968年插队,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9月至1968年12月,北京女四中初中学生;1968年12月赴山西省蒲县插队;1976年12月至1978年8月,山西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1978年9月考入山西大学哲学系;1981年11月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任教,直至2008年12月退休。
在那八年中,我除了学会了做春耕夏锄秋收的所有农活之外,也读了不少能找到的各种书籍,包括政治理论书和医书。《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当时都通读过,逐渐形成了比较唯物辩证的世界观,能够比较清楚地识别当年报刊上那些极左言论的错误,内心深处时时期盼着这世界早一点发生变化。
1975年,上面要求批判“右倾翻案风”,当时我刚担任生产队党支部书记不久,对下发文件的内容不以为然,就没有组织社员批判大会。公社领导检查工作时问为什么,我回答“文件要求批的内容,我看没什么错可批。”一时大家都没有说话,事后也没有人来追究。直至30年后,我旧地重游,老领导们提起此事才对我说:“当时可把我们吓坏了,生怕人会抓你的小辫子整你。”还好,我碰到的领导和乡亲都是有正义感又实事求是的人。没有他们的关爱,一定没有我的今天。
该如何看待那场曾席卷中国大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0年了,当年的知青都已年近花甲。曾经作为知青的我们,在那青春岁月收获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就整个民族而言,付出了什么?得到了什么?那是一段值得记忆的光荣历史,还是一段教训深刻的岁月?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反思。
王蒙说过:“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说得好听点,历史给了我们目标、动力,成就了我们也充实锻炼了我们。说的怨毒一点,我们都被历史所劫持”。回首那个时代,无悔也好,有悔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