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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石槽的前面，看着小黑马那贪婪的样子，想着这也许是和小黑马最后一别了，两眼的泪水竟涌出来，流在那饼子上，流在小黑马的鼻梁上。小黑马吃着吃着，突然停下来，抬起头，望着我，嘴巴挨近我的面孔，先是轻轻一嗅，接着伸出舌头，将我脸上的泪水舔尽。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抱住小黑马的脖子，失声地大哭起来……
“土插队”、“大学梦”与“洋插队”（4）
我和小黑马就这样离别了，从此也结束了自己的“土插队”。
“大 学 梦”
我自小贪玩，学习不怎么用功，成绩平平，所以我在一般大人的眼中不被看好，但也有一些大人独具“慧眼”，认为我是属于“理工头脑”。
我小的时候，似乎有些数学天赋，当时表现出心算很快，比我的姐姐快多了。记得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大人带我出去买东西，母亲大包小包买了很多，我暗暗地记下每包东西的价格，老板的算盘还没打完，我抢先说出最后的总价格，竟与算盘计算的结果完全一样。于是便受到在场大人们的一片夸赞，我的内心因此受到了鼓舞。自此之后，就最喜欢跟大人出去买东西，并且希望他们买的东西越多越好。
在学校，我不大讨老师喜欢，从小性格蔫蔫的。上课回答问题时，声音小得像蚊子；更使老师头疼的是，我的作业十分潦草，字写得歪歪扭扭，就像散了架子似的。我一生曾多次下决心练字，但始终改进不大，我想这大概是自己天生的弱处。
有一次随大人在饭馆吃饭，我听见旁边有几个人在聊天，说有一种人字写得很难看，但数学很好，平时话不多，可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有水平，这种人往往不是凡人。我暗暗欣慰地感到自己好像是属于这类人，从此也再不为自己的字难看而忧心忡忡了。
我初中在北京男二中学习，这所学校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属于北京市的重点中学。然而到了高中，我却报考了并非重点的北京六十五中学，原因是北京市连续两届数学比赛第一名都出自该校。
我相信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成为数学比赛的佼佼者。果然，在我上高一的第一学期，就因为数学考试成绩突出，被推举进了学校的数学小组。我那时的梦想就是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如果社会平稳的发展，我的梦想也许可以成真。然而此时一场史无前例的“*”爆发了，随着“停课闹革命”，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被彻底打碎，而我的大学梦也因此破灭。
“*”的最初几个月使我感到兴奋，因为关在教室里读了十几年的书，人多少有点读“傻”了，而那时一下子可以不读书了，可以在社会上走来走去，可以坐免费的火车到外地去串联；高兴了，也可以奋笔疾书，写一两张大字报，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感到了思想的某种解放和自由。然而到了“*”的逍遥期，我们这些中学生闲下来，想找几本书读一读，却觉得很难，因为凡有点儿意思的书，在“破四旧”的时候已被焚尽。
等到了上大学的年龄，我被发配到了内蒙边疆。终日苦力的劳动，并没有使我有何怨言，但晚上闲下来，无所事事的单调生活，却常常使我感到郁闷。我开始回味先前的学习生活，我渴望读书，甚至渴望有一天能上大学。
然而我还是幸运的，在内蒙兵团被选中参加连队兽医卫生员的培训。虽然只培训了一个月，但终于使我有了可以用脑的机会，有了钻研的目标。记得一个月的学习班结束后，我们每人领了几箱药品和器械，回到连队就开始独立为牛马看病了。每次遇到难治之症，只能翻阅手中仅有的一本兽医教材。西药不管用了，就去采集草药为它们疗病。
当时马有一种常见的难治之病称为“结症”，如果病马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治疗，常常持续数小时在地上打滚呻吟，最后痛苦地死去。我对马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为了救治这些无言的伙伴们，逐渐摸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疗法。每遇马患结症，先打一针安那加（强心、止痛、促进胃肠蠕动），然后用肥皂水灌肠。接下来用电针在马的特定穴位上刺激20分钟，再用鼻饲管给马注入一些盐水，让一位驭手牵着马，不停地遛，直到马的肛门出现排气，以致马最后排出粪便，马的性命也就保住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土插队”、“大学梦”与“洋插队”（5）
这种独特的疗法使我救活了许多濒于死亡的马匹，于是在当地名噪一时。许多老百姓牵着患有各种疑难杂症的牲畜，从几十里外赶来向我求医，于是我也就有了更多医疗实践的机会和遇到能经常引发我思考的疑难杂症。如一匹高大的母马，因罹患不孕症，长期注射激素，最后竟引发卵巢癌而死；另一匹怀孕的母马，由于腹部被鞍带磨破，久不收口，最后竟长出一个脸盆大小的血管瘤。这两个罕见的病例，使我感到肿瘤的发生似乎和体内的某种内在因素有关，于是当时只有20岁出头的我，竟萌发了对肿瘤研究的兴趣。
母马、不孕、怀孕、激素治疗、久不收口的外伤……这些问题终日缠绕在我的脑海中，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其中的内在关联，认为是内分泌紊乱诱发了肿瘤的发生。于是在30年前，衣衫破旧的我，掌着一盏煤油灯，在一沓发黄的糙纸上写下了我一生中的第一篇论文，记得题目是“癌发生的本质……内分泌紊乱”。我抄写了两份，一份寄给了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的吴桓兴院长，一份寄给了肿瘤病理专家李铭新教授。
一个月后，先后收到了他们的回信，我当时简直有些欣喜若狂。我反复读着他们的信，内容都是鼓励我，认为我的观点有道理，但癌变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内分泌紊乱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我对疾病的兴趣与研究，使我的心底时时涌出想上大学的强烈欲望，尽管当时的大学招收的都是工农兵学员，但毕竟能提供一个系统学习的机会，因此我依然是那样的渴望。然而我的父母在“*”中都是受审查的高知，加上复杂的海外关系，使我想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愿望在当时几乎成为不可能。
但是有一年的夏季，我看到了一丝希望。那大概是*坠机死后的第二年，周总理及老帅们在与“四人帮”的较量中占据了暂时的上风，于是国家开始重视经济、重视教育，那一年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特别多，我们连队竟多达六名。更使我感到振奋的是，这次大学生的选拔增加了文化考试，使我看到了这似乎对自己上大学极为有利，于是那时我又开始做起大学之梦。
那年探亲，我偷偷带回了课本。在每天喂夜马时，给马添完草，我便提着马灯，坐在土坯的马房里，翻看那些久违的中学课本，对知识的渴望、上大学的梦想和一颗激动无比的心，在一位风华正茂青年的心中开始翻滚交织在一起。
经过全连兵团战士的投票选举，我荣幸地被选入准许参考的名单中。那年的考试比较简单，只记得考数学的时候，我只用了规定时间的一半，便胸有成竹地将考卷递了上去。那一霎那，我甚至想到了自己马上就要走进大学的校门。
可是我哪里知道，接着“四人帮”在与老帅们的较量中又占据了上风，他们扶持了交白卷的张铁生，于是文化考试成绩全部作废，对大学生的选拔又把政审作为了唯一的标准。在报纸上登出张铁生文章的那一天，我便知道他能上学，我上不了学，尽管我们干的都是兽医同行。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宣告了“*”的结束，人们开始认识到书本的重要，知识的伟大和科技的神圣。国家首先恢复了高考，结束了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制度。
那一年我都快30了，早就打消了上大学的念头。从内蒙回到北京，待在家里，等待街道分配，只希望找到一个医务口的工作。所以我一闲下来，就苦读那些发了黄的古书医籍，并且跟随几位老中医学习一些特别的医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钻研出点儿名堂，然后进入医务口。那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能成为一名坐堂的中医，哪怕是在小巷里的红医站。
“土插队”、“大学梦”与“洋插队”（6）
然而从街道分配到门诊部或药店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这常常使我感到灰心和失望，有时候甚至想干脆随便找个工作算了。记得有一次房管所招小工，大概是看上了我的个头，于是招工的那位大姐居然找上门，用一张极为伶俐的嘴，向我反复介绍在房管所当壮工的福利待遇和各种实惠。说得我几乎有点动心了，但细细一想，还是等等再说吧！
有一天下午，我骑着车在胡同里转悠，偶然发现有十几个人排成一队，他们手里都拿着板凳，看来要长时间待在那里。出于好奇，我便去打听，原来他们是在挂一位老中医的号。
这是一个街道办的诊所，老中医已有80余岁，每天只看20个病人。他擅长治疗肿瘤，用药的剂量很轻，却能使有的病人肿瘤消掉。于是病人之间一传十、十传百，为了挂到他的号，常常要排一夜的队。而那老中医似乎并不在乎挣几个钱，据说解放前挂他一个号要一根金条，自然在“*”中他也没有逃脱被抄家的命运。
老人无儿无女，也没有老伴，一个人过着独居但却极为有规律的生活。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出外散步，回来后喝一杯自己配制的药酒，然后精神抖擞地到诊所应诊。中午吃完饭，他会到澡堂子泡上几小时澡，晚饭后看一会儿书，便早早入睡了。他的生活几乎每天如此，很少与人交往。
听到别人的介绍，我越发对这位老中医产生几分神秘之感，他或许掌握了治疗肿瘤的诀窍，他一定有不少治疗肿瘤的秘方，我应当设法从他那里学到手。
那时正值严冬季节，第二天早上我便披着一件棉大衣，混在门诊部外的病人中，眼光却从窗外斜射进去，紧紧盯着老中医的处方，然后一一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他用药的确很轻，大都在一二钱左右，有的药只用几分。他治疗肿瘤似乎重在调气，吃完他的药，病人初觉刺痛，这是气冲病灶。过一阶段，病人又会出现打嗝失气，这是病有转机之兆。在老中医看来，肿瘤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气郁，病人往往因生一口气，使气滞留在了身体的某部，日积月累便形成了中医所说的气滞血瘀、湿毒交织的病灶，所以那位老中医治疗肿瘤的根本之法便是理气。
有一天我依然夹在病人中抄录药方。临近中午，病人逐渐稀少，一位中年妇女突然出现在我的背后，她是诊所的负责人。
“你在做什么？”
“哦……哦……没做什么，随便抄抄。”我这样支吾着。
她把我带到另一间屋子，对我盘问了约半个小时，最后她认定我是个有心人，是个有志攻癌的青年。于是她搬来一个大纸盒，纸盒中全是那老中医的底方，我非常满足地装了一书包。
自此之后，在那位街道干部的帮助下，我便有了坐在那老中医旁边的权利。大概世上有本事的人，都脾气大，性格古怪。这位老中医从不和我说话，也不与病人交谈，除了问一下患者的名字记在处方上外，便不再进一步询问病情，只是按住脉，两眼微闭，然后说出病人的一大堆症状。当看到病人惊奇地点头后，他开始专心地开方。
这时我便伸过一只手，乘机按住病人的脉，将我的体会记在自己的本子上。老中医的字写得很慢，歪歪扭扭近乎难看，但是他开的药却常常能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那时我白天没事，常到门诊见习，回到家中，便结合所能买到的书籍，研究思考，试图发现其中的奥妙。后来我还通过关系，跟着阎卓如、郁仁存、张东瀛等有名老中医学习。直到1977年“*”后第一次恢复高考，我与许多有志的青年考上了北京中医学院，才结束了那段“漂泊”却又是值得回忆的生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土插队”、“大学梦”与“洋插队”（7）
记得1977年的某一天，我在公共厕所蹲坑，旁边有一位上厕所的人正在听半导体收音机。播音员用浑厚的男中音，向全国人民宣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那就是恢复高考，报考年龄可放宽到35岁。我立刻奔回家，打开家中的电子管收音机，竖起耳朵倾听，好像在迷茫的黑暗中，看到了一条通向光明的人生大道。
我掐指一算，离正式考试还有一个多月，时间还来得及。接下来便是寻找课本，谢天谢地！还真让我找到几本，于是将自己关在屋里苦读了一个月，等我出来时，脸都有点绿了，脑子里全是数理化的符号。我到大街上骑车有点儿晃，结果稀里糊涂把自行车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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