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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峥嵘岁月忆燕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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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是个星期一，早上第一、二节有我教的课。那时我住在南校门外，我骑着车赶去上课，还没到校门，就看到一些日本兵站在那里。我心想，肯定出大事了，立刻想先回家再说，可是还没到家，就远远地看到我家的保姆斜倚在大门边，不断地向我摇手。我觉得有事，就转身躲到了燕大附中的一位老师家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还在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在那个老师家等了一个时辰，也听不到什么动静，就让那位老师打发他的小女儿去我家看看情况。她回来后说一切如常，我立刻就赶回了家。到家后我才知道，我早上刚离开家，几个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就闯了进去，要问我对日本和美国战争的看法。
第二天，我内弟跑到我们家，说日本兵已经占领了校园，下令学生离开，他和几个同学没有地方去，想搬到我们家来。我把他安排好后，绕道跑到学校正门去看学校的情况，正好碰到同学王钟翰，他从人群中挤过来对我说：“你怎么还站在这里！日本宪兵队已经开始捕人了，还有人说你也被捕了，还不赶快离开！”我回到家中，以为日本人在学校捕人之后还会来我家，但是过了几天并没有动静，于是我准备到天津岳父家继续进行研究写作，临走时，我给内弟留话：如果日本宪兵来家找我，就把我在天津的住址告诉他们，意在说明我并不是想走开，想要捕人，我在明处。果然没有几天，日本人就到天津逮捕我了。
在地下的牢里头，有老师，也有同学，每一个里头一个老师一个同学。第三天早上，一个扫地的过来，向我投过来一个纸团，我的老师通过他竟然叫他送一个条给我，纸条上说：“先侦查思想，后侦查行为，务要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学生西游之事，似无所闻。”不久我又被送到日本军事法庭，又去判决，判决我，我的罪名是什么，“以心传心，抗日反日”，审问我好几次，我只说燕京大学是一所基督教大学，其他的我不了解。到监狱又将近呆了半年，判我一年徒刑，一年减刑，三年缓刑，可以取保开释，找保人开释，就出来了。
6
院系调整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名誉，让我担任副教务长，原因就是我一直在做党的地下工作。在院系调整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很多人都调走了，有一部分人留下来，而且给我一个职务：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在过去的燕京人当中，我在学校中担任的职务最大。
现在想起母校来，只有眷恋。
侧记：
我记得第一次去侯老家里的时候，他笑着对我说：“你是我最后招待的一个客人。”侯老确实老了；九十五岁高龄，医生不让他再接待陌生人，不再接受一切来访。但是说到燕京，侯老很动情：“我对于母校是很眷恋的。”
这种眷恋，是内心深处的眷恋。我在侯老家中待了一个上午，那天他兴致很高，非要带我去看燕京烈士魏士毅的碑，然后抑扬顿挫地念碑文。回到家中，侯老开始讲述他在燕京的岁月，他闭着眼睛，好让往事更加清晰，那是一段峥嵘的岁月。
我不好打断他，只好听他一路讲下来。后来，我问了他几个问题，还是闭着眼，他说，我听。后来说到院系调整，侯老说，整个过程我不太清楚，但是当时给了我一个职务，也算是荣誉：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院系调整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很多人都调走了，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什么原因，侯老没有说，我想他大概是知道的。
从侯老在燕京的经历来看，他个人的追求已经被卷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了。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的选择和价值显得那么渺小，以至于在回忆起来，全是时代的影子。但是，就在这样的回忆间或流露的只言片语中，还能看到一点点个人的声音：“我不愿意干这个行政工作，书呆子愿意教书。”“陈杰在1941年夏天曾经劝我和学生一样到林县北方抗日大学参加工作，我几经考虑，还是没有去。”“于是我准备到天津岳父家继续进行研究写作。”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学术有着执著追求的学者。当他被时代洪流卷入到那段峥嵘岁月的时候，他的内心之中为自己保留了一个天地。这种选择，在我听侯老给我抑扬顿挫地念魏士毅烈士纪念碑文的时候，霎时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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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江：没有毕业的恋爱分子（1）
黄宗江，1921年生于北京。在小学学习期间就曾发表独幕剧《人的心》。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时是戏剧积极分子。1938年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参与组织燕京剧社。1940年冬起，先后在上海和重庆的剧团和电影公司中任演员，曾在话剧《戏剧春秋》中成功地兼饰三个性格不同的角色。其间出版散文集《卖艺人家》。后在舰艇当水手。抗战胜利后，回到燕京大学就读。1947年创作四幕话剧《大团圆》，由上海清华影片公司改编摄制成影片。1957年与石言共同创作电影剧本《柳堡的故事》，其他剧本创作还包括《海魂》、《农奴》、《柯棣华大夫》、《秋瑾》等。1982年获邀出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是中国影坛出任三大电影节评委的第一人。
黄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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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岁的黄宗江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毕业的燕京人。如果燕京大学没有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消失，以燕京对于学生的宽松，或许黄宗江会在后面的岁月中补完他的学业；不过以黄宗江率性的性格来说，这个假设也许难以成立。尽管如此，燕京的校训却在他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随着岁月的增长，这个老燕京人对于燕京校训的感悟越来越深：
燕京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当时在学校里的我们并不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燕京大学虽然是一个教会大学；但是并不传教，也没有说基督教教义就是真理。学校里有一些团契活动，也从来没有举行过宗教仪式。司徒雷登在创办和执掌燕京大学的时候，是实行了他所提出的这个校训的。后来在批判燕京大学的时候，有些人说燕京校训中的“真理是资产阶级的真理，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服务是为资产阶级的服务”，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辩论。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我对这个校训的感悟越来越多：我们追求什么真理？应该追求可以得到自由的真理，当每个人都能拥有不妨碍别人的自由时，一个自由社会就来临了。我们为了什么服务，就是为了能够追求真理以服务。这么多年来，关于司徒雷登的评价在中国发生过很多变化，燕京大学也在经历了许多坎坷之后不复存在。但是这个校训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燕京人的心里。
2
1937年，南开中学被日本飞机炸毁，那里曾经是黄宗江戏剧之路的摇篮。在那一年，黄宗江跟随他的同学转到英租界的耀华中学，并且面临着毕业。1938年，黄宗江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
1937年我在耀华中学面临毕业，我本来是想到南京报考国立剧专，但是南京沦陷了，没有去成。当时的国立大学都南迁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大学可以选择，一个是辅仁，一个是燕京，都是教会学校。1938年，我考入燕京大学。通常燕京大学每年只招收两百多名新生，但是在1938年招收了七百多人。据说司徒雷登到过重庆，见过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拜托他对沦陷区的学生加以照顾。当时北京还叫北平，日本人来了之后改叫北京，但是燕京大学管北京还叫北平。在这种小小的称呼之别上，其实含着很复杂的关系，这就说，燕京大学根本就不承认日本人。在这种背景下，我成了燕京大学的七百分之一。在燕京那片相对安静的校园里，我度过了两年的读书生活，我的书读得不错，还得过奖学金。但是我并不是以读书为主，我是以演剧为主；说演剧为主也不确切，我实在是以恋爱为主，以失恋为主。当时我身边的同学，有地下党员，也有国民党抗日锄奸团分子。左的右的都有，但是像我这样的恋爱分子却不多，这让我感到惭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黄宗江：没有毕业的恋爱分子（2）
3
我认识的燕京人当中，很少有人不知道谢迪克这个名字的，他当年是燕京西语系的外籍教授。作为西语系的学生，黄宗江对于这个名字当然更加熟悉。甚至对于这位教授晚年居住的美国东部小城绮色佳，黄宗江也多出一份特别的情愫，这为中国一个古老的成语“爱屋及乌”又增加了一个注脚。在黄宗江的新著《洋嫂子&洋妹子etc》中，黄宗江这样描述那个美国东部小城：
……
我念念不忘它，只是因为半个世纪以前，我在燕京大学上学时期的一位英国文学教师谢迪克，如今生活、授业、退而未隐于斯……
在那篇文章中，黄宗江写到了谢迪克：
1938年秋季，我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他是系主任。他一派英国绅士的派头，一口标准伦敦英语，这都是我们年轻学子所向往的。当时学生还有这么个说法：谢迪克随身三件宝：夫人、手杖、狗一条。谢迪克夫人是在同一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的一位俄罗斯小妇人。我那时选了谢迪克的课“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回首前尘，坐在课堂里听这样的教授讲解笛福或彭斯，真是一种福。然而年轻人常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漫不经心，学业荒疏，心放在演剧和爱情上；尤其不安心的是当时正是抗日战争，面对宁静的未名湖水总感到十分有愧，终于一步步远走，远去海角天涯，远离了笛福、彭斯，也远离了谢迪克，半个世纪迈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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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黄宗江被勒令交代海外关系，但是黄宗江想来想去想不出自己有什么海外关系，只好交待了教过自己的所有外籍教授，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谢迪克。
4
在不同的叙述中，黄宗江两次说到了离开未名湖。离开未名湖或许是黄宗江的一个心结，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1940年12月，我决定离开燕京。当时快大考了，我也有点怕大考。我找到文学院长周宪章，说：“我要休学，我有抗日问题。”周院长说：“你先冷静冷静，咱们再谈一回。”由于演剧，加上我是横渡昆明湖的冠军，我在燕京还是比较出名的学生。很注意学生动态又擅长表扬学生的司徒雷登平时看到我，总会笑呵呵地问我：最近游泳了吗？当天下午，司徒雷登就接见了我。司徒雷登跟我表示：只要我不离开校园，他可以保证我的安全。但是我当时是想抗日，而不是已经有了抗日问题。我支支吾吾地跟他说：“这个……这个我不能跟你说，反正我是非走不可。”司徒雷登看我一定要走，就跟我说到了内地可以找熊佛西，他是燕京的学生。我又说：“我跟他在艺术流派上不是一个派。”我当时感兴趣的是曹禺、张骏祥他们。我向司徒雷登表达了他对我关心的感谢，就离开了燕京大学。
这一走，就是六年。“1946年夏天，我又回到燕京大学上我的第九年大学，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毕业。”在那一年，未名湖畔学生宿舍六号楼一层的一间屋子的门口贴上了“黄寓”二字：住在里面的是黄家的三兄弟，老大黄宗江、老二黄宗淮、老三黄宗洛。那是怎样的一段故事？黄宗江没有说，或许他认为故事的重点不在这里。“解放前夕，黄宗洛就到解放区去了。”对于自己三弟当时的情况，他也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带过了。不过在这简单的一句话中，包含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