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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焘对于崔浩的宠遇，不亚苻坚对于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样拒谢，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赏谋谟之功。世祖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信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世祖指浩而示之曰：‘汝曹视此人细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藏，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
一个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后的忘形。一忘形，便不知深浅，不识高低，不在乎利害，不晓得进退；一忘形，就会二百五，就会出洋相，就会闹笑话，就会跌跟头，这是古往今来无数例证，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政。尝荐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哪怕太子晃很不满意，他“固争而遣之”，别人替他担忧，“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果然，太子晃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众议，出浩以公归第。”
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利益集团的总代表。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容纳非集团的人，予以重任，甚至压制本集团的反抗，使其为自己效力。但是，这个被使用的人，忘记了是吃几碗干饭的，得意加之忘形，严重触犯了这个利益集团，还不知道利害的话，那就该死到临头了。
《晋书·阮籍传》：“（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看来，得意忘形这一词语，由此而来。是对文人狂狷放浪的形容，并无恶意。不知为什么，后来，这四个字就多用作贬意词了。可能文人很像一个太浅的瓶子，装不进多少得意，经常要溢出来，这就是忘乎所以，而出现德行了。于是，最初用此词的一些赞赏的意思，便被彻底扬弃。现在，要说一个作家很得意，仅这两个字，还可能带有一点中性色彩；要说谁得意忘形的话，十之###，是被大家所不屑，不齿的小人，或者浅薄之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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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与忘形（4）
仔细分析，这个词含有两层意思，得意，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忘形，则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得意，是自我心理上的满足，哪怕不得意的自以为得意，或别人管不着的暗中得意，与外界无碍。但忘形，或手舞足蹈，或情不自禁，或张扬卖弄，或无耻颠狂，影响到大家，就会遭到物议了。
如果崔浩清醒，那就赶紧收敛，还来得及。但他已经太忘形了，罔顾一切，就不可救药了。其实他提倡道教，攻讦佛教，已惹众怒。他阻止拓跋嗣南征刘宋，支持攻打蠕蠕和赫连昌部落，也使将领反感。他主张恢复门阀制度，与鲜卑贵族分庭抗礼，他经营官僚姻亲集团把持权利，都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个陷入困境的崔浩，还自我感觉良好，在编撰北魏《国史》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北魏第一文臣，将拓跋氏这个野蛮民族的全部历史，包括秽行丑闻，恶风污俗，“务从实录，以彰直笔，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洋洋自得。且刻在大石碑上，立于首都平城的通衢大道上，“往来见者咸以为笑，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碧落黄泉，这个得意忘形的崔浩，路便走到头了。其实在作家中，也是有类似的人物，还记得在“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即使坐在沙发上，也是四肢展开，呈“大”字形的张狂。眼睛抬得很高，凡人不理，谁也不在他的话下，连地球也看扁了。等到大难临头，灾祸迭生，风云莫测，吉凶未卜时，便魂飞魄丧，六神无主，瑟缩发抖，惶惶然不可终日，请他坐在沙发上，也只敢欠着半边屁股。
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因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节制，失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要牢记的一点是：野蛮，固然是野蛮人的特性，但文明人，有时野蛮起来，甚至比食人生番还起劲的。
崔浩被抓了起来，把他装进一个木笼里，比后来戴高帽游街示众还惨，押送城南，置于地坑。“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溲者何物，屎也尿也！文明落在野蛮的报复狂手里，那种挖空心思的折磨凌辱，便可想而知的恐怖残暴了。《魏史》的作者，出于一种文化人的同情，不禁叹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得意忘形者，能不由此总结一点什么嘛？
武则天与“北门学士”（1）
在中古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御用文人和非御用文人，事实上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屈原、宋玉、唐勒、景差、枚乘、贾谊、司马相如、司马迁、东方朔、朱买臣、班婕妤、杨雄、刘向、刘歆……，在人身依附这一点上，是御用的；在人格的自我意识上，在为文的不羁精神上，并非完全御用的。
可自从这位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构建她“北门学士”创作班子以后，御用文人这名词，御用文学这概念，就顶风臭四十里了。
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因为中国是个男权至上的专制社会，因为中国是个“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的蔑视女性的封建社会，因为中国从来不曾有过西方那种女性当国的政治传统，所以，武则天能够以皇帝身份统治偌大中国，实在是了不起的。
数千年来，中国就这么一位女性皇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然，她的“帝龄”（如果有这样一种计算单位的话），只有15年，不算长。但是，她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实际执政的时间，却长达57年，在中国全部帝王中间，主政半个世纪以上者，不超过十名，她是其中之一。
武则天，并州文水人。《资治通鉴》称：“故荆州总督武士彟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这是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冬天的事情。
才人是个五品级别的姬妾，在拥有皇后，皇妃，嫔娥，婕妤等众多诱惑的太宗后宫里，她虽年青貌美，但别人不见得不年青貌美，因此，要想出人头地，相当困难。所以，她以她的善谋略，多机变，知应对，巧心计，堪称了不起的天性，很快，就以先声夺人的气势，拿下唐太宗的眼球，打开局面。
《资治通鉴》载有她以自诩口吻讲述的一则故事：“他日，吉琐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饫闻之，无多言！太宗有马名师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挝挝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琐惶惧流汗，拜伏求生，乃止。”
一个小女子，在顾盼自雄，英武自命的皇帝面前，放出如此非凡不俗的豪言壮语，能不引起注意嘛！皇帝虽然有许多女人，但这个出语突兀的武则天，却有别于以美貌，以声色，以狐媚，以淫浪来取悦他的姬妾。于是，她从后宫佳丽中间，得以脱颖而出，进入这位好色主子的床笫之间。
不幸，唐太宗因求长生不老，服胡僧药中毒不治，很快就晏驾了。按照唐高祖的惯例，先帝的###们，都得从宫里搬出来，剃度为尼，住进感业寺。好在武则天之了不起，就在于她早有预谋，早就放长线钓大鱼，早就对太宗的王位继承人，进行感情投资，做了一笔很成功的期货交易。可以设想，这是一个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又是什么事情她不敢做的女人啊！她既然能够近距离地接近李世民，大谈格杀勿论的驭马之道，那她也就能找到机会接近李世民之子，并使他就范服贴，俯首听命，这位太子，很快像一匹连蹶子也不会尥的驽马，被她驯服了。
李世民有若干儿子，独这个李治智商低，体质弱，能力差，属于难当重任的阿斗型接班人。但中国最高权力转换过程中，精明能干者，因锋芒毕露而常遭淘汰，凡庸无能者，倒因表现平平而得到青睐。这个没什么本事，却如他老子一样好色的李治，还在当储君的时候，就被堪称“人精”的武则天，给摆平了。《资治通鉴》载：“上（即高宗李治）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这一“悦”，李治就被武则天玩弄于股掌之上，一直到死。
按照汉民族的伦理观，武则天既是太宗的###，就不可能成为高宗的老婆。这种逆伦的行径，是非常悖谬的，荒唐的，不耻于人类的。不过，唐代李姓帝王，胡汉混血，蛮风犹存，还未完全进化到中原文明的礼教程度。仍旧秉承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那种父死妻由子娶，兄死妇归弟纳的恶俗。至于，叔侄共奸，姐妹互夫的乱伦，更是不一而足。因此，武则天从唐太宗的床上，转移到唐高宗的床上，为两代人献身，也许不认为有什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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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与“北门学士”（2）
所谓“脏唐臭汉”，这种皇室中不文明的性混乱现象，一直备受后人訾议。唐太宗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就曾经“蒸”过唐高祖李渊的爱妃的。在古汉语中，“以下奸上曰‘蒸’”，李世民据此向其父告密，并随即发动了一次杀兄灭弟逼父的“玄武门之变”，夺得政权。所以，李治也好，王皇后也好，认为“蒸”一下武则天，无伤大雅。
但是，等到李治当真要册立武昭仪为皇后，就不是随便睡一睡就拉倒的性放纵，可以不当一回事地马虎过去。既然要堂而皇之地册封，就不能不考虑这个女人的来路不正，妾身不明，就不能不考虑整个社会的纲常伦理，礼教规范。舆论导向怎么办啊？宣传提纲怎么写啊？着实使当朝待诏的御用文人们，伤透了脑筋。
我一直相信册立武后的这份诏书，为上官仪手笔。因为，在高宗的心目中，要解决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棘手难题，非上官莫属。第一，他的官位摆在那里；第二，他的文名摆在那里；第三，或许不无重要的一点，他的人品摆在那里。
在初唐诗坛上，上官仪是出类拔萃的一位。《全唐诗》称其长于五言，“绮错婉媚”，承袭梁陈余绪，沿续江左风格，形成风靡一时的“上官体”，人多效之。他的诗，形式上的华丽浮艳，是足够的，内容上的沉重切实，就欠缺了。作为御用文学，讲究的就是这一套，只要好看，不怕浮浅，只要好听，不怕肉麻，只要主子满意，哪怕狂拍马屁。做到这三点，他也就算得上是克尽厥职了。
因此，太宗、高宗两朝，上官仪一直为御用文人的首席写手，成就最大，声望最隆。“太宗每属文，遣仪视稿，私宴未尝不预。高宗即位，为秘书少监，进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全唐诗》）
在朝廷里，在宫阙中，在帝王左右，才叫御用文人。同为御用，也是流品不一，爵禄不同，高下区别，亲疏差异的。这其中：一等的，出理论，出思想，称为国士；二等的，出主意，出韬略，称为谋士；三等的，出笔杆，出文章，称为学士。上官仪介乎二等三等之间，与李白、王维纯粹哄皇上开心，完全为帮闲的文人，稍有不同，层次稍高一畴。
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在朝，直接被御用的文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连紫禁城的大门都进不去，更甭说想出现在帝王的视觉范围之中了。这些乱拍马屁，乱捧臭脚，乱表忠心，乱唱赞歌，乱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者，只是一心想被御用罢了。为什么在中国，会有这么多的文人，自觉排队，自动靠近，自作多情，自我献媚，冀求挤进御用行列之中呢？
道理很简单，凡在朝，有官可当，有车可坐，有赏可得，有福可享，什么都有；凡在野，无职无权，无车无房，无钱无势，无门无路，什么都无。所以，逼得他们不得不拼命巴结，拼命表现，拼命炒作，拼命兜售自己，拼命攀附要员，拼命贴紧官方，心痒难禁，做青云直上之梦，眼红不已，作一步登天之想。
说白了，就是幻想着皇帝打来电话，小车开到门外，一张大红请柬，恭请阁下进宫。金殿赐坐，引为上宾，成为经筵的侍讲，成为御用的笔杆；金榜留名，宠幸有加，成为穿黄马褂的作家，成为戴纱帽翅的诗人。从此，引导潮流，所向披靡，主宰文坛，领袖群伦；从此，荧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