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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作品，是写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至于外国人喜欢或者不喜欢，接受或者不接受，那是其次又其次的考虑。一个中国作家，用得着咸吃萝卜淡操心，要在意那个夏志清的喜欢，或者，要留神那个马悦然的接受吗？有人自作多情，那是他的自由，但由此数典忘祖，做假洋鬼子，那可就是出洋相了。其实，文学这片疆域，是个任其驰骋的自由空间。即使你一定脑袋朝下，裤裆朝上，拿大顶走着瞧，也是未尝不可的。尽管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断不了这种两支脚不落在土地上的拿大顶文学，然而，那永远也成为不了中国文学的主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老百姓不吃你这一套，谁也没有办法。
诗人何以《秦中吟》（3）
这就是国情，这就是特色，这就是历经千年而宗旨不变的中国文学传统。
不论朝代之变迁，不论帝王之更迭，不论统治者之笼络收买，或打击镇压，不论被统治者之欢迎爱戴，或冷淡隔膜，中国文人中的大多数，总是要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人的大多数者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惟有如此，老百姓买你的账。文学，从来是双向的，互通的，有来有往的行为，你不关注老百姓的死活，老百姓干吗要捧你的场？
除非那一天，中国人平均收入与西方发达国家看齐，或者超过，而且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块土地上不曾发生战争和###，不至于再出现“人食人”的恐怖和残忍，也许，如同在象牙之塔中，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中国文人，那时该再也用不着现实主义，可以将其扔进字纸篓里，那时大概也就比较容易与西方文学接轨，走向世界了。然而，在这之前，这条从哀鸿遍野，创痍满目，饿殍载道，血流飘杵的中国历史中驶来的文学航船，让一个稍有觉醒的中国文人，闭上眼睛，转过身去，视若不见，置若罔闻，是不大容易做到的。这也是中国文学只有沉重苦难的呻吟，而无太浪漫的色彩，只有含泪忍痛的惨笑，而无很幽默的优雅，这种受煎熬的历史过程，决定了中国文人和文学的抉择。
所以，读到白居易这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诗句，面对人类社会从蒙昧原始阶段以后，就再也不出现的食人生蕃式的残忍，眼看一个个活人，被肢解开来，丢进鼎沸的铁锅里，成为另外一些人的食物时，我不能设想，处于如此惊怖状态下的作家诗人能写得出来，那气定神闲的《围城》，那冲淡隽永的《边城》，那缠绵悱恻的《金锁记》？
《秦中吟》诗序云：“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面对触目惊心的悲惨现实，诗人的良知又不能无动于衷，做不到熟视无睹，做不到心如古井，更做不到麻木不仁，因此，他抱定宗旨，以诗舒愤懑，以诗纾民困，这种中国文人的觉悟，正是中国文学最可贵的情操，大可不必因为外来的歪嘴和尚，那几句闲言碎语，而动摇植根于厚土中的中国文学之本。
白居易所以之这值得敬佩，所以之成为文学史上的大师，第一，他的讽谕诗，写出了时代的真实，第二，他为他的这些直面人生的作品，付出了代价。
“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焉。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与元九书》）
他在《伤唐衢二首》中所写的“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就是他这些讽谕诗全面得罪的结果，也是他为文做诗，一定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必然要遭遇的厄难了。这本是大可不必后悔的事情，你选择了蒺藜，就不要害怕剌伤，你选择了畏途，就不要在乎坎坷，但白居易，显然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第一，他太信赖他所侍奉的皇帝，以为他们果然也是明君。第二，他太小视封建社会国家机器中的大大小小的螺丝丁，以为他们果然同他一样忠君爱国。
他不明白，对可怜巴巴的中国文人来说，在朝的“贵人”，固然可怕，不在朝的“闲人”，践踏你起来，蹂躏你起来，那甚至更可怕。这多年来，一遇风吹草动，来不及地把文人同类，往火坑里推的积极分子，那心之狠，手之辣，我也有幸亲眼目睹，并且亲身体验过的。估计，在某种程度上还算比较宽容的唐代文学环境中，这类文学小人，有可能会少一点，但绝不会没有或者绝种的。
于是，事实终于教训了这位诗人。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道理。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宪宗李纯）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与元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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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何以《秦中吟》（4）
如果不是元和六年（811），他母亲陈氏不幸病故，按旧制葬礼规定，官员必须退职，回家守丧，这样，使他在下邽苫块稽颡，一待三年，对他的报复，也就相应推迟，否则早就将他收拾了。一直到他服阕，也就是元和九年（814），回到长安复职，那些当年得罪过的“贵人”和“闲人”，绝不是健忘的人，仍牢牢记住他的《秦中吟》。于是，联起手来，找碴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新的任命，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算是宫内官，有更多机会接近中枢。于是，他也很想尽心尽力地“广宸聪、副忧勤”，“酬恩奖、塞言责”，表现出耿耿忠心，一片热忱。夙不知赞善、拾遗等谏官之类，不过是政府的花瓶而已。虽然封建王朝的体制中，例设御史之类的清水衙门，以监督检劾各级官僚机构，充其量，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历朝历代的绝大多数帝王，总是想听他所喜欢听的，诸如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悦耳之词；而不想听他所不喜欢听的，诸如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逆耳之言。
尽管白居易感到他的所作所为，触怒当局，得罪同僚，所谓“悔已生”，“谤已成”，倒也没有退却，继续不停地上章奏，继续不停地写他的讽谕诗。据《新唐书》载：白居易“后对殿中，论执疆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旧唐书》也有类似记载：“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这就是白先生的性格悲剧了，虽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评价古人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感情，那份“以广宸聪”的良苦用心，那种热脸贴冷屁股的自作多情，真是很不敢恭维的。但中国文人有史以来，从屈原对楚怀王之“傻”恋，从司马迁对汉武帝之“傻”忠，以及白居易“忝备谏官位”的“傻”积极，如此发贱的病态心理，历史悠久，根深蒂固，想想，也是颇感沮丧的。
尽管宪宗李纯对文人，倒也不那么迫害，但白居易在《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中所写的“危言诋阍寺，直气忤钧轴”的那些宦官们，内臣们，执政们，官宰们，却一直在寻衅，在抓他的小辫子。抓住宪宗皇帝对诗人偏执的嫌恶，利用一个不过是程序上的极其低级的错误，进行秋后算账。呜呼！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贼咬一口，入骨三分，白居易终于难逃一劫。小人之不可得罪，就是他们这种睚眦必报，绝不轻饶的狠毒之心，你躲得过初一，未必躲得过十五。
起因很简单，只是一件突发事故，元和十年（815）七月，长安大街，光天化日，有盗杀人，这本也平常，但被杀者为宰相武元衡，便非同小可。首都治安状况如此糟糕，当局还要掩饰真相。因此，激于义愤的“白居易首上书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然而，捅了马蜂窝的结果，反而引火烧身，“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而朝中执政者，也抓住他“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的越级擅权行为，“奏贬江表刺史，追诏授江州司马。”将他撵出朝廷，逐出长安。（据《旧唐书》）
他的《琵琶行》最后两句：“就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恐怕也是为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一个悲悔莫及的总结了。然而，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这首《秦中吟》，不但看到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不但看到中国文人仗义执言，针贬时弊，匡扶正道，抨击邪恶的优秀精神，不但看到中国文人将国家安危，民族祸福，百姓生死，社会吉凶，担负在自己身上的责任感，使命感……。
更重要的，诗人何以秦中吟？是体现着中国文人盛世危言的前瞻和预见。
正是这些为统治者和统治集团感到头疼的，必除之而后快的诗人，作家，还在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歌舞升平，形势一派大好的唐王朝中兴格局中，就看到了政权崩溃的征兆，看到了战难乱离的根源，看到流民遍野的起因，当然，也闻到了“人食人”的血腥气息。
诗人何以《秦中吟》（5）
果然，在白居易元和五年（810）写下“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诗句的半个世纪以后，大唐王朝的土地上，发生更为骇人听闻，更为范围广泛，更为惨不忍睹，更为旷世罕见的“人食人”的人间惨剧，无不应证了他的这句近乎讖言的诗：
僖宗广明三年，中和元年（880）：“时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废耕耘，（黄巢）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官军皆执山砦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
僖宗中和三年（882）：“时民间无积聚，（黄巢）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常⒐鞘持鸥钢υ弧┠フＷ荼穆樱院幽稀⑿怼⑷辍⑻啤⒌恕⒚稀⒅！€辍⒉堋㈠А⑿臁①鸬仁荩瘫黄涠尽！�
“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 人饿倚墙壁间，（黄巢）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旧唐书》卷150下）
僖宗中和四年—光启元年（884—885）：“时黄巢虽平，秦宗权复炽，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其残暴又甚于巢，军行未始转粮，车载盐尸以从。”
“贼首（秦宗权部），皆剽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旧唐书》卷150下）
僖宗光启三年（887）：“高骈在道院，秦彦供给甚薄，左右无食，至然木像，煮革带食之，有相啗者。”
同年：“戊午，秦彦遣毕师铎、秦稠将兵八千出城，西击杨行密，稠败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采路绝，宣州军始食人。”
同年：“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太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
昭宗龙纪元年（889）：“杨行密围宣州，城中食尽，人相啗。”
昭宗大顺二年（891）：“＇孙儒＇于是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
昭宗景福二年（893）：“李克用出兵围邢州，辛巳，攻天长镇，旬日不下。（王）鎔出兵三万救之，克用逆战于叱日岭下，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余众溃去。河东军无食，脯其尸而啗之。”
昭宗天复二年（902）：“汴军每夜鸣鼓角，城中地如动，攻城者诟城上人云‘劫天子贼’，乘城者诟城下人云‘夺天子贼’。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直钱百，犬肉值五百。”
梁太祖开平元年（906）：“时汴军筑垒围沧州，鸟鼠不能通，（刘）仁恭畏其（朱全忠）强，不敢战。城中食尽，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以上见《资治通鉴》七十三卷至八十一卷）
也许因为白居易这一句“人食人”的诗，竟会应验得如此准确，如此灵验，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