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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谚语说，“鲇鱼找鲇鱼，嘎鱼找嘎鱼”，透出老百姓看透世象的睿智，一下子就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形象地烘托出来。孔夫子对于小人的许多经典见解，如《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小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等等，直至今天，也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从古至今，以今及古，凡正派人，光明磊落，“君子不党”，公道率真，方正坦荡。而小人在一起，必然要拉帮结派，“群居不义”，寡廉鲜耻，无恶不作。必然要抱圈子，拜把子，拉关系，搞宗派。《水浒》开头，高俅为巴结权贵，表演球技，那“气毬一似鳔胶粘在身上”， 在场人物一见倾心，马上引为知已。凡坏人得志之时，也必是好人遭殃之日，金圣叹批书至此，掷笔一叹：“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小人想不发达也不行了，林冲想不被充军发配也不可能了。
世道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独木不成林，也许作不了大乱，两个小人，双木则成林，就有可能犯奸作乱，而蔡京，加上童贯，加上高俅，再加上一群无耻宵小，“群小相聚”，那岂不天下大乱乎？
宋徽宗做皇帝，在政治上一塌胡涂，在经济上一塌胡涂，在军事上，抵抗外侮上，尤其一塌胡涂，在私生活的荒淫无耻上，最为一塌胡涂。而所有这些一塌胡涂，无不与蔡京这个位列中枢的决策人物有关。这位混账帝王，对蔡京四起四落，信，疑，复信，复疑，到最后深信不疑，终于，金兵渡河，国破家亡，他和他的儿子，徽钦二帝，成为俘虏，被押北上，关在黑龙江依兰，也就是那时的五国城，死在冰天雪地之中。我想他在地窖里死到临头那刻，大概也不会想到蔡京，以及那些“群小相聚”的人等，导致他这样悲惨的结局，有些什么觉悟和清醒认识的。
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是有规律可寻的。有赵佶，才有蔡京，而有了蔡京，就必然会有赵佶。这些年来，凡被双规，凡被法办，甚至最后处以极刑的党政要员，从来没有一个是独行侠，单打独干，只他一个人干坏事。只要提溜出一个，必然像挖土豆似的，总是一窝或一串给端出来，总是一群趋利忘义者的自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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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与宋徽宗（4）
我一直也在笨想，这些经受不住诱惑，决定以身试法，走上犯罪道路的各级干部，大小官员，总是要碰到第一次遭遇，也许与老婆，秘书，子女，情人，不难沟通，可同事，僚属，上下级，左右手，或者，供货老板，公司经理，银行领导，合作伙伴，拉他们一同下水，所为不法时，这堕落的第一句话，从嘴里讲出来，与卖淫女突破廉耻瓶颈，第一次脱掉裤子，应该是相当不好启齿的，怎么张嘴说出来，又如何说，着实难以悬拟？
后来，我明白了，“群小相聚”，有时无声胜似有声，是不需要台词的。凡腐败，贪污，不法，堕落等等分子，其间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互相感应的磁场，无须认知，无须交流，无须中间人，无须语言交流，只要身处磁场之中，立刻就能产生出动物觅食趋饵的本能，很快走到了一起。据科学家实验，某间房子里存有一块蛋糕，500米方圆街区里的老鼠，在第一时间内，就会得到这个食物信息，而且，相互策应的鼠眼，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协同动作的四肢，在地沟中蠢蠢欲动，一齐向这块香喷喷的蛋糕游走接近。
所以，当蔡京等“六贼”猖獗之时，也是正人君子销声匿迹之日。整个朝廷，成了小人得势，奸佞当道，正不压邪，劣胜优汰的局面，结果，当时中国所有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都不请自到，甚至你下请帖也未必请得这么周全，统统蚁附蛆聚于这位混账帝王的身边。
北宋完了！
一个政权内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从局部到整体，逐渐腐败起来，那么就只有等着丧钟敲响的那一刻。北宋未亡于辽，因为那时的宋王朝还没有全部烂掉，而到了岳飞所写“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徽钦二帝被俘之时，如此不堪一击，如此兵败汴梁城下，说到根底上，是这个政权的肌体已千疮百孔，病入膏肓，即使没有金兵入侵，不存在外患，内部的农民起义，也已是不可阻挡之势。
所以，对统治者而言，腐败堕落之可怕，不在于吏治松弛，法纪懈怠，而是一旦成为社会风气，无法遏制，就像加速度下降的物体，最后会完全失控，直到这个政权的毁灭。同样，贪污渎职之可怕，并不在于官员道德沦丧，纲纪不张，而是国家经济命脉上那血流不止的创口，是会要了这个政权的命的。北宋王朝的覆灭，就覆灭在窃居要位的官员，无一不是贪污腐败分子，无一不是只谋私利的小人。试想，大宋江山这块蛋糕落到这群觊觎的小人手下，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当这些捞取名位，盗窃国家，疯狂搜括，贪得无厌的“官”，这些作威作福，道德败坏，胡作非为，祸国殃民的“僚”，这些狐假虎威，上串下跳，欺压百姓，中饱私囊的“吏”，这些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寻衅找碴，敲诈勒索的“役”，在得意风光时，有后台支撑时，老百姓也许无可奈何，只能看着这些人跳。可是，凡作恶，必自毙，凡害人，必害己，凡跳得高，必跌得重，凡逃过初一，必逃不脱十五，这种生活的辨证法，虽然有时并不百分之百的兑现，但大体上###不离十地，也还是有一份天地间的公平在的。
北宋完了的同时，蔡京终于走到头了，老百姓等到看他垮台失败的这一天。据《宋史》：“钦宗即位，徙（蔡京）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人民群众虽然没看到他被明正典刑，深以为憾，但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以泄心头之恨，以报家国之仇，以吐多年之的积怨，也以此煞一煞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威风，却是全国上下，异口同声的想法。既然不能动他一指头，既然不能打他一巴掌，大家忽然悟到，有一条收拾他的绝妙主意，却是人人可以不用费力，不伯张罗即能做到的，那就是在其充军发配的一路之上，不卖给蔡京一粒粮，一滴油，一根菜，更甭说，一块烙饼，一个馒头，一个包子了。没有发通知，没有贴布告，更没有下命令，发文件，街乡市井，城镇村社，驿站旅店，庄户人家，所有的中国人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齐心，让他活生生地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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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与宋徽宗（5）
饥肠饿肚的蔡京，回想当年，那山珍海味，那珍肴奇馐，现在连一口家常便饭，也吃不着了。那时候，他爱吃一种腌制食品“黄雀酢”，堆满三大间厅堂，他转世投胎一千次，也吃不完，现在想闻闻那扑鼻香味，也不可能了。那时候，他想吃一个包子，得若干人为之忙前忙后，现在，即使那个缕葱丝的妇女碰上他，也绝不肯将缕下的废物，一堆烂葱皮，给这个饿得两眼翻白的前蔡太师的。
中国人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之心，惩罚之意，是绝对一致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坚定坚决，也是从不动摇的。因此，再也没有比这种饿死蔡京的死法，更让人民大众开心的了。
王明清《挥尘后录》：“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乃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宣和遗事》载：蔡京最后“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遂穷饿而死。”
这就是一个贪官的奇特死法。
蔡京虽然饿死了，但不等于所有蔡京式的人物都饿死，因此，这个陈旧的故事，或许能让有些人，读出一点震慑的新意来。
李清照的悲哀（1）
宋徽宗自号道君皇帝，其实不但无道，而且无德，无能，无聊，无耻。但他在政治上，在收拾知识分子上，在挑动群众斗群众上，倒也颇有几分歪才。
在中国，统治者不是整一个人，而是整一群人的话，就要搞政治运动。宋徽宗在这方面，称得上是一个先行者。
李清照（1084…约1151），山东济南人。这位命运不济的才女。她的一生，与她号“易安居士”的“易安”二字，简直毫无相应之处。
相反，她的早期作品，大约作于公元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秋天的《一剪梅》，其中一句“花自飘零水自流”，倒是她生于那个多事之秋，遭遇不幸；碰上那个糟糕皇帝，命途多舛的形象写照。
那年，李清照二十岁，正是花样年华；也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仍属新婚燕尔。在这个应该女人最好的年月里，她写下的这句“花自飘零水自流”，却成为她这辈子的不吉谶语。
从此，像落在流水里的花瓣，不能把握自己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
于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一位无辜的女诗人，就这样被挫折到最后下落不明。有关她的悲剧故事，得从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说起：
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正月。
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他一上台，便倒行逆施，反攻倒算。
公元1102年（崇宁元年）夏五月。
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祐奸党”。
这是一种批量化的不杀你头，却给你戴上一顶奸宄帽子的刑罚。砍掉脑袋，只受一次痛苦，徒刑坐牢，期满便也获得自由，而戴上一顶奸宄帽子，那羞辱，乃无声之鞭挞，那折磨，乃永久之惩罚，才是最厉害的一手。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受株连。
他“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被不知其名的王八蛋检举，顺藤摸瓜，难逃一劫。七月乙酉，给他定性，结论为“元祐奸党”。
首批定奸党者，共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于是，罢官。
九月，宋徽宗觉得这样惩治，起不到广为人知的效果，亲笔御书奸党人名，刻石于京师通衢大道的端礼门上，众目睽睽，以示儆尤。这一次，打击面扩大化了，由十七人增至一百二十人，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公元1103年（崇宁二年）四月。
宋徽宗在意识形态领域，充分肃清“元祐奸党”流毒。下令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包括他们手书的碑匾题词，楹联墓铭，统统砸烂仆倒，扫荡干净，不留痕迹，私藏者以窝赃罪论。
九月，这位皇帝认为只是在开封城里，收拾元祐党人，规模有限，很不过瘾。下令天下，凡各地监司、长吏厅堂之间，必立“奸党碑”，为怙恶不悛者戒。至此，刻录于党人碑者，再次挖地三尺，层层加码，总数达三百零九人。
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排位相当靠前，日子很不好过。
公元1104年（崇宁三年）。
更恶毒的政策出台，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擅到阙下”，更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连文革期间的对可以教育的子女，给出路的政策，也没有，可见宋徽宗斩草除根之歹毒。
公元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
因为慧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这个绝不上东西有皇帝，不得不诏求直言，有上书者认为堂堂京师立这样的碑，全国各地立这样的碑，有碍观瞻，遂有毁碑之说。
公元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
壬子朔，宋徽宗这场政治运动，总算告一段落党禁至此稍弛。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诤臣，不得杀读书种子。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尚属礼遇，不算那么刻薄。
李清照的悲哀（2）
在中国封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