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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他成为多铎和洪承畴的重大战利品，押往南京。
塘河的夜色，渐渐地重起来，舱里的潮气，渐渐浓起来。他在盘算着，到达那个他最得意的弟子埋伏狙击的地点，还有多少路程，还得多少时辰？
清代官方编撰的《明史》称：“子龙与同邑夏允彝皆负重名，允彝死，子龙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遂为僧。寻以受鲁王都院职衔，结太湖兵，欲举事。事露被获，乘间投水死。”民间文本的《阅世编》（清/叶梦珠著），也持正史的说法：“陈卧子，名子龙，故进士讳所闻子也，少以能文名，四方名士，无不乐与之交。崇祯丁丑，登进士，授浙江绍兴府司理，时诸生许都叛乱，金、衢震动，卧子招之使降，许以不死。都慕陈名而至，卧子为之营救，请赦其罪，当事不允，卒杀之。超升子龙为兵科给事中。鼎革之际，与沈少司马犹龙等同谋抗命，克城之日，概不追论。顺治四年丁亥，复入叛帅吴兆胜党，捕甚急，赴水而死。”
现在，已经无法知悉陈子龙是在什么情况下“乘间投水死”或“赴水而死”的？但与理与情，主持起义的重要领袖，组织战斗的领军人物，被清军俘获以后，义军绝不会袖手旁观；尤其他的学生，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是与他一起深入太湖，发动这次举义的。按这个年青人的性格，也绝不会坐视不救。
我是一直不大相信白纸黑字的历史，果真百分百的可信。
以今鉴古，便知分晓，时下还活着的那些涂脂抹粉者，大言不惭，谎话连篇地伪造自己的辉煌。有的人物，连屁股上的屎迹，都未擦拭干净，就想孔雀开屏，也不怕别人看了作三日呕。因此，《明史》所言，是清朝的观点，作史传者并不想把江南士民的反抗，如实写出来的。
话说回来，虽然古人也有狗皮捣灶者，王朝倾覆之际，来不及地降清求生。但更多的仁人志士，对于故国，山河，对于世道，人心，对于维系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看得要重一些。对于朋友，师长，对于道义，责任，对于一个人站直了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很当回事的。因此，夏完淳一定要设法救他的老师，而陈子龙也一定要为他的明朝，他的故主，哪怕孤注一掷，以卵击石，也是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硬骨头，支撑着中国文人本来就不多的气节，那么，一部中国文学史，就真是一摊烂泥巴了。
尽管，他们的抗争，是无力的，无效的；也许，他们的牺牲，是无谓的，徒劳的，但是，这种敢将国家、民族、百姓、社稷，担在肩膀上的丈夫气概。这种舍生忘死，从容赴义，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汉子精神，洗刷着中国文人那鼻涕虫的名声。
陈子龙之死（4）
很惭愧，后来的文人，骨质疏松病似乎愈益严重起来。一到天塌地陷，一到大难临头，求生，便成每个人的本能。本能，倒也无所谓，若为这个本能，变得很“没起子”，就相当难堪。我承认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没起子”过。因此，我对时下那些“右派”朋友，以及自称“漏网右派”，非要挤进来的朋友，或著书，或立说，或添油，或加醋，不惮余力地重塑金身，发扬光大，往往掩口胡卢而笑，心想，装他妈的什么孙子？虽然，我是到了患老年痴呆症的年纪，但是，记忆力谅不至于一下子都完蛋。谁不知道那些年月里，我辈为一口嗟来之食，一个个像瘪三似的趴在那儿，撅腚挨打的可怜相。所以，陈子龙被捕押送江宁时，那些朝秦暮楚，易主而事者，那些失节投靠，卖身求荣者，那些为虎作伥，发国难财者，那些鬼鬼祟祟，搞小动作者，仅仅只是顺治年间的文人，才会有的现象吗？
现在，回过头去看明末清初的这一场民族危机，衣冠所系的江南士子，坚决反抗者有之，勉强合作者也有之，既不反抗，也不合作的逃避者则更有之，大体上表现得都很出色。或遁入深山，埋首经史，或闭门索居，潜心学问，或跌宕江湖，放浪形骸；即使忍辱负重，虚与委蛇者，其终极目标，也还是回归故里，追求文学。正是这种专心致志，别无旁务的努力，才有钟灵毓秀的文化江南，才有与陈子龙、夏完淳相先后的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文人涌现。
诸如常熟的钱谦益（1580…1664）、吴县的李玉（1591…1671）、海宁的谈迁（1593…1656）、绍兴的张岱（1597…？）、诸暨的陈洪绶（1598…1652）、海宁的查继佐（1601…1676）、宜兴的陈贞慧（1604…1656）、苏州的金圣叹（1608…1661）、太仓的吴伟业（1609…1671）、余姚的黄宗羲（1610…1695）、如皋的李渔（1611…1679）和冒襄（1611…1693）、昆山的归庄（1613…1673）和顾炎武（1613…1682）……，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在这长江三角洲一带，纷纷展现出非凡才华，这决非上帝的慷慨，而是时代的赐予了。
看起来，大时代出大作家，平庸的时代出平庸的作家，战斗的年代出战斗的作家，那么，堕落的时代，自然也就只能出堕落的作家。也许文学这东西，生于忧患，死于佚乐？太快乐，活得太自在，一天到晚，忙于数钞票，搂美人，一年到头，忙于抖乌纱，乘骏马，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师，屁股粘不住座椅，大概也就写不出什么精彩的。
所以，历史上那些承平日久，享乐成风，人心浮靡，竞逐奢华的朝代，几乎不出文学大师。唯一的例外，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蹦出一部《金瓶梅》来，似是偶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谁也比不上明代中叶以后的文人，所拥有的挟妓放荡，青楼纵淫，金莲伴酒，缠绵性病的风流了。
性文学从来就是性放纵的副产品。
你能指望吃花酒，打茶围，热衷寻花问柳，精通房中之术的文人学士，写出多么有分量的作品么？同样，你能要求看###，点小姐，耽溺裤裆文学，言必脐下三寸的当代才子，写出具有忧患意识的不朽篇章么？由于太快活而带来的文学衰势，也真是令人无可奈何。
因此，谈到中国文学的发展，某个时期，物欲的腐蚀，对于文人创作的扼杀作用，远胜于政治上的高压统治。后者如梳，再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也会有缝隙；前者如蓖，无孔不入，无懈可击，无处可躲，无计可施，只好对赵公元帅俯首听命。所以，文网密织，动辄获咎的康雍乾三朝，仍有一部《红楼梦》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仍有一位鲁迅先生在；在故国黍离，社稷崩摧的明末清初，江南一带仍有群星璀灿的文学局面在，就是这个道理了。“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是说物质贫乏的时候，需要精神，其实，物质富裕，同样也需要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被清人沈德潜、周准褒誉为“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诗格亦高古无匹”的夏完淳，在塘河一处河汊的芦苇荡里，凝视黑暗的远方，努力谛听着桨声橹音，摩拳擦掌，准备营救他的恩师。
陈子龙之死（5）
稍后，这个年青人，也被清廷逮捕押往南京，处死之前，他在狱中与其岳父的一席谈话惊天动地：“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从这篇诀命辞中，可见他对于陈子龙的忠忱，他如果不率部埋伏，伺机劫船，倒是不可思议了。因为，无论陈，还是夏，他们都是不易降服，不肯认输的硬骨头。绝不能以我们常见的那些鼻涕虫来衡量的。
通常情况下，就多数文人而言，在板子还未挥舞之前，骨头就先酥软得像大麻花。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常用“打倒”的说法，其实没有一个是被人打倒的，都是不打自倒，还未动手，早吓出尿来，湿裤子一大滩了。
不过，也有个别的，不听邪的，软硬不吃的，死活不买账的，顶让打倒者头疼的硬骨头。在古人中，或许比例还要高一点。因此，如陈子龙这样的勇敢者，很难想象如《明史》所写的那样轻松，一个要犯会由他从容“乘间投水死”？那自然是屁话了。
应该是一场绝望的夜战，一场劫法场的混战，一场明显是寡不敌众的殊死战，一场以为打它个措手不及，谁知早有防备的交手战。手起刀落，血肉横飞，船头船尾，厮杀不已。从船舱里纵身而出的陈子龙，手镣脚铐，在舱板上走不脱，逃不掉，只好以头颅和身体参与战斗。在血光刀影中，那两个戈什哈，终于明白自己的使命，为了刚坐稳的大清王朝，宁可与虎同死，也不能放虎归山。于是，奔上去，扭抱住这个硕伟的，壮实的，咆哮着的，威武无比的陈子龙，跳进塘河。
我想他在落水之前，会对夏完淳大叫一声“撤”的，然而，扑通一声，这位晚明诗坛的终结者，也不知他的弟子会不会听到，一边挣扎着，一边沉没着，手脚捆住的他，最终，饮恨而亡。
从此，这一河碧水，便与这位文人殉国者的英名同在。
我想，陈子龙，这位如同出鞘并刀，锋芒锐利，永不卷刃，无畏无惧，擎天托地的文人，对于需要一点精神的中国文坛而言，这个名字，是应该牢牢记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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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1）
文人遭遇皇帝，幸者少，不幸者多。
自打秦始皇坑儒，进行批量化屠杀知识分子，有了这个先例，中国文人的日子，便基本上不大好过了。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为秦代的嬴政，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批量化地集中屠杀文人的皇帝。
好厉害，好厉害。不过，毛主席在一次会议的谈话里，提到这件事，严格地讲，他（毛指秦始皇）杀得并不多，或不够多。但秦始皇这样大规模、大范围地收拾文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子，便基本上不怎么好过了。
秦以前，夏商周三代，历史记载有些语焉不详，那时的那些统治者对付文人，是不是全面整肃过，是不是大开杀戒过，已不得而知。但估计，未必会比秦始皇好到哪里去，谁在台上，照样，都是拿文人不当一回事的。
说到底，有史以来的文人，在帝王眼里，不过是一贴膏药。用得着，拿来贴上，用不着，揭下扔掉。跳汩罗江的屈平，就是一个例子。此人有点呆气，司马迁说他，“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然而，他爱楚国，楚国可一点也不爱他，而且很烦他。傻傻的诗人看不出这一点，一门心思要做一贴烂膏药，硬往上糊。谁知郑袖、张仪、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也算是文人的人联手起来，不给他糊的机会。这其中道理很简单，同行是冤家，如果这位同行胜他一筹，那就更是冤家。
屈原在都城很郁闷，他看人家不顺眼，人家看他更不顺眼。于是，“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失落到了极点，绝望到了极点，最终，只有赴水一途。
不过，应该看到，楚怀王，虽昏而并不甚暴，楚怀王的儿子顷襄王，虽苛而并不甚虐，算是屈平摊上的一份好福气。遭遇这类混账帝王，顶多不吃香，顶多不走运，顶多顶多将他放逐，也则罢了。不杀头，不要命，甚至不打屁股，不坐班房，连什么分子的帽子也不给戴一顶，太值得谢天谢地了。如果屈平碰上嬴政的话，估计，不会给他这份抱块石头投水自沉的自由。
死，怎么样的死，由朕来决定。
如果屈平落在秦始皇的手里，这份死的自由也得不到的。想投汩罗江，没门，在骊山挖个坑将他活埋，倒是极有可能的。这位暴君，喜欢坑人。秦赵长平之战，一下子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坑顺了手，他要来收拾文人，也就沿用此法。不说什么废话，不费什么口舌，挖个坑，推进去，覆上土，掩埋了，简单麻利，多快好省。免去收尸装棺，连坟墓也现成的，可谓一举两得。
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处决文人，是从这位始皇帝嬴政开始的。
因此，按规矩，可以想象当时在首都咸阳市，应该有“焚书坑儒”办公室这样负责搞运动的专设机构，而且，这个简称为“焚坑办”的主任，我认为非丞相李斯莫属。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职业刽子手，早就怀有对于同行的刻骨仇恨，就冲他，我不大相信司马迁所说的仅仅坑了四百六十余人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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