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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那些抛洒在菜市口的血，对于甚嚣尘上的，几成定论的，康雍乾三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说法，很不以为然，相当不以为然的。窃以为这是一些急功近利者，故作惊人语，说得太过头的大话。
事实并非如此，这三位皇帝，在奠定中国的一统局面，划定国土的疆域版图上，是作出巨大贡献的。然而，盛世二字，是加冕不到他们头上的。
第一，在经济上，并未达到汉代孝文，孝景年间，“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丰足；
第二，在政治上，也不曾达到唐代贞观年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齑粮，取给于道路焉”，“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纵归，使至期来诣京师。……（次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的清明。（以上均见《资治通鉴》）
第三，公元1662年至1796年，闭关自守的康雍乾三朝，故步自封，自以为是万邦来仪的中央之国，老大自居，维护传统的农本主义，不求进取，拒绝整个世界的变革潮流，这才是他们最大的甚至是不可饶恕的失误。16世纪起，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西欧国家，采取重商主义，已经积极向外拓展，而且人文精神的张扬，自由思想的提倡，促进科学技术的发达，处于方兴未艾之势。而康雍乾三朝，一以贯之的是一种异族统治者的防范心理，偏窄心态，对民众实施严密的极权统治，对士子进行严酷的文化箝制，对海外保持严锁的封闭格局，对汉族精英分子加以极其严厉的，无所不用其极的镇压，尤其可怕的，是最广泛，最深入，最彻底，最持久的 “奴才”教育，使得中国人（除极少数例外者），都成了失去思想，失去活力，失去神气，失去自我，永远匍匐在地，永远罪该万死，永远不敢抬起头来的磕头虫。
走过菜市口（3）
试想一下，一个三亿磕头虫趴在那儿，一口一声“奴才该死”的中国，怎么能称得上盛世。
甚至，到了18世纪中叶，近邻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而康雍乾三朝的继承人，仍以祖宗规矩不可改变的死硬，顽固抵制以大机器生产和广泛采用蒸气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贻误良机，磨耗时光。直到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以后，才明白所谓的“盛世”光景，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只是使中国落后于欧洲一个半世纪。
人们不禁要问，何盛之有？
时下一些作家，一些编导，伪造历史，鼓吹圣明，掩盖真象，胡编乱演，热衷于推销清代帝王题材，这种见钱眼开的商业行为，倒也不值得当回事。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莫过于一些清史专家，应该是有学问，有识见的人，也跟着枉顾史实，颠倒是非，大弹康雍乾“盛世”高调，颇令人质疑其实用主义的治史学风。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些文天祥《正气歌》中耳熟能详的诗句，秉笔直书，据实求真，不附不阿，严谨审慎，至少是为史者最起码的操守呀！尽管冷板凳成为热板凳，也不能为了吃满汉全席，便歪嘴净捡好听顺耳的话说，这不正应了胡适所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吗？
这也是北京人，或者中国人，只注意台上的戏子，而不注意破烂戏园子的整体环境，以偏盖全的毛病。这些清史专家就是闭眼不看，也不承认这三朝，其实很不怎么样的，无论如何够不上盛世的败象。尤其康熙和乾隆，都是御临天下长达六十年的高龄帝王，在中国，老人统治的最大弊端，就是其晚年，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倒行逆施，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如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描写的贾府一样，外面看起来轰轰轰烈烈，其实，内囊早尽上来了。
但16世纪前后，在最初的起跑线上，中国那时的国力，差不多相当后来成为殖民国家的英、法、德、葡、意的总和。因此，彼时的西方世界，还是很在意东方的中国，不敢怠慢的。对这个庞然大物，认为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因此，雍正登极，教廷连忙派人，不远万里，前来北京，祝贺这位皇帝登基。大典过后的1725年，雍正三年的冬十月，罗马教皇的特使，要归国覆命了。这位新皇帝，刚刚铲除掉他认为尾大不掉的年羹尧将军，心情相当不错，特地接见来自罗马的使节，并颁布了一纸敕书，交其带回。
中国人就是这样，你越说他胖，他越喘，你越巴结他，他也越自觉了不起。文书中那盛气凌人的大皇帝口吻，很难用最起码的外交礼貌来衡量。雍正以为是唐太宗李世民，是那个真正盛世的天可汗呢！
“西洋寓居中国之人，朕以万物一体为怀，教以谨饬安静。伊等果能慎守法度，行止无愆，朕自推爱抚恤。兹赠妆缎、锦缎、大缎六十匹，次缎四十匹。”（《清通鉴》）
那时的中国，真强，可开始由强而弱；那时的西方，真弱，但开始由弱而强，这就是16世纪的唯物史观。套用文革间一句口头禅，他们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一天天烂下去。
就在雍正登极这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资本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出生在英国。16世纪的伦敦天气，应该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那类似北京南城古刑场菜市口的伦敦塔，院子中间的断头台，院子外塔山上的绞刑架，尽管继续处决人犯。但莎士比亚时期那种在伦敦桥上用长长的铁矛，插着被枭首的头颅，以警吓市民的做法，已不再执行。
他们开始把人当成人，然而，在东方，仍旧不把人当成人待。雍正三年十二月辛巳（十八日），一位名叫汪景祺的文人被“弃市”。
那时在北京，只要“弃市”，就是押往菜市口杀头。雍正嗜杀，当然，康熙和乾隆也并不少杀，不过，雍正更残忍更可怕些，手段和花样，也更促狭更阴损些。这次杀汪景祺，大家原以为看一场热闹，随后作鸟兽散，回家喝二两，庆幸自己脑袋还在脖子上，也就罢了。谁知到得菜市口，才晓得花头精多的雍正，又出了新点子。朱批上还有“立斩枭示”字样，这个“示”字，什么意思呢？臣僚们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不光要砍下脑袋，还要把这颗脑袋悬挂在菜市口示众，也就是公开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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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菜市口（4）
枭首砍头，戮尸燔骨，这是康雍乾三朝时不乏见的场面，然而像雍正如此忮刻酷暴，将汪的头颅一直挂到他驾崩，也没说一句免了，去掉，拿下的话，在中国文人受迫害的全部历史上，还真是少见的暴虐。对知识分子恨到如此咬牙切齿，除了变态心理，哪里还有一点点盛世帝王的胸怀？，
汪景祺在年羹尧的西宁大营中，当过两年的幕僚，他的灾难，即由此而来。
一个文学家，最好不要跳上政治家的船，哪怕是最高级的游艇，也要敬而远之才是。唐朝的李白，一开始是绝对明白这个道理的。杜甫《饮中八仙歌》就写过他：“天子呼来不上船”。可后来，估计酒喝高了，下了庐山，竟登上永王李璘的旗舰，检阅起水师，“为君谈笑静胡沙”，结果好，永王失败以后，他也就充军流放到夜郎了。
这位汪景祺，号星堂，浙江钱塘人氏。康熙举人，小有文声，但仕途蹭蹬，一直不那么发达，萍踪浪迹，落魄秦晋，并无定处。清代的武官，粗鄙少文，地位较高的方面统帅，通常要礼聘一些文人为幕客。名气大的，为客为宾，起参谋僚属的作用，名气小的，为职为员，司管文书笔墨等事。年羹尧，康熙进士，内阁学士，也非等闲之辈，他西征噶尔丹，郭罗克，罗卜藏丹津诸役的赫赫战功，总不能自己动手撰文吹嘘。恰好，这位汪师爷，一心想上他这艘艨艟巨舰，于是，给年大将军写了一封信，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
“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者哉？仆向之所向慕，归往于阁下者，台阁之文章，斗山之品望而已。……朝廷深赖贤佐，天下共仰纯臣。朗若青天，皎如白日。夫是以宸翰宠贲，天子倚阁下等山岳之重也。今阁下英名如此其大，功业如此其隆，振旅将旋，凯歌竞奏。当吾世而不一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此身诚虚生于人世间耳。”（《西征随笔·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
这样，雍正二年，被年羹尧延请入幕。
期间所著《西征随笔》，在查抄年羹尧杭州邸宅时，被侍郎福敏发现，呈上。喜欢作批示的雍正，他在这方面，有强烈的表现欲，在书上亲笔写上：“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我一直忖度，同案的钱名世，也是因年羹尧获罪的，同样，因写马屁诗被参，但雍正并没有将他送往菜市口秋决，而是御书“名教罪人”匾额，挂在大门口，每日叩拜忏悔，有点像当年戴上右派帽子，接受群众监督那样，最终还是保住了脑袋。
而雍正恨汪的情结，不完全是他的马屁拍得响，因为在康熙晚年选嫡，举棋不定，年羹尧的一票，起起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关键之时，雍正也对这位军门，殷勤致意，示好巴结，联络拉拢，不遗余力的。这本《西征随笔》，只是罪状之一，而汪景祺，对于这位功高震主的军事统帅，所能起到的左右作用，是非同小可的。才使他始终戒之惧之，而留下刻骨铭心的影响，必狠狠报复而后快的。
汪景祺不傻，他不是小聪明，而是大聪明，不是有小野心，而是有大野心，特著《功臣不可为》一文，献给年大总督，其意所指，年是会心的。不但会心，很可能首鼠两端过，雍正不会没有知觉。但文人从政，很难成气候的原因，虽然他们喜欢染指权力，但十个文人至少有九个，在政治上属于无韬略无谋画的低能之辈。尤其稍稍得了点意的文人，无一不是狗肚子装不了几两素油，那张管不住的嘴巴，先就给自己挖好埋他的墓穴。
雍正的情治系统，其效率之高，野史演义，多有记载，早把年大将军与另一可能接班对象允禟，在西宁的来往，密报上来。雍正三年四月，这位陛下最初发难，谕责年羹尧僭越之罪时，无心之言，泄露天机：
“朕曾将御前侍卫拣发年羹尧处，以备军前效力，并非供伊之随从也。然伊竟将侍卫不用于公务，俱留左右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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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菜市口（5）
这些侍卫，其实就是雍正安排在年羹尧身边的克格勃，而汪师爷的一言一行，岂能逃脱这班皇家特工的眼睛。
于是，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赐年羹尧自裁。一周后，雍正就将这位马屁文人，枭首示众，那脑袋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挂就是十年。
“其妻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亲现任、候选及候补者俱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
这个雍正，究竟是盛世之主，还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小人，也就不言而喻了。
菜市口大街上挂着的这颗头颅，直到雍正驾崩以后，乾隆上台，左都御史孙国玺才敢上书，认为：
“京师为首善之区，菜市口又京师之达道，枯骨中途，髑髅上悬，不惟有碍观瞻，且不便牵车服贾之辐辏，亦有碍商旅行贩之交通……”
这样，才将这颗风吹雨淋，鸟啄雀粪，朽烂腐毁，形质不存的颅骨，择地掩埋。
我想，菜市口悬挂着汪师爷这颗脑袋的时期，大概也是那个英国人亚当·斯密，埋头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的时期。然而，当19世纪，严复以《原富》书名，将此书译为中文问世，介绍到中国，适值他的维新同志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掉脑袋的日子。
三百年原封不动的大清王朝，现在所差的，恐怕就是在尸首脸上盖一张纸，给棺材钉上最后一根铁钉了。
严复翻译《原富》时，著《斯密亚丹传》，他曾经说过：“顾英国负虽重，而盖藏则丰，至今之日，其宜贫弱而反富强者，夫非掊锁廓门，任民自由之效欤？”这句话极其深刻，一针见血，值得深思。试想，康雍乾三朝，锁不掊，门不廓，民不自由，而且还是一个动辄把知识分子，把民族精英，送到菜市口去枭首示众的政权，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