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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大家信服，艾丰还特意收集了一些稿件，把同一稿件修改前和修改后的不同状况作一对比，许多年轻同志服气了。然后，艾丰又组织全部大会，请他们在会上就参加研讨班的收获体会发言。
对于一些进步快、业务冒尖的同志，艾丰更是“抓住”他们，严格要求，以促使他们“更上一层楼”。
现任《人民日报》经济部副主任潘岗，在艾丰当经济部主任的时候，开始是一般编辑，但由于他十分刻苦努力，一段时间内在《人民日报》发了不少一版头条，成为众人瞩目的后起之秀，后来又被提拔当了财贸组副组长。为了激励他继续进步，艾丰采取了“激将法”。一次，与潘岗谈话时，艾丰突然对他说：“我对你有一个判断，三年之内很难再进步了。”这算什么话？正在如日初升的潘岗自然很难理解，因而也不能接受这个说法，但他没反驳，转身走了。艾丰看他没反应，为了进一步“刺激”他，让他理解自己的真实意图，就又做了一件事。他把潘岗刚刚送来的一篇一千多字的评论稿子，反复看了几遍，然后做了认真的修改。艾丰在原稿三面都贴上了白纸，改了17个有毛病的地方，贴上去的白纸都写满了。
艾丰又和潘岗打招呼：“你的这篇稿子我挑了17处毛病，准备在例会上进行讲解。你不要误会，这不是给你难看，更不是不信任你。现在大家认为你是颗正升起来的新星，讲评你的作品，对大家重视自己的提高会起到更好的作用。”例会上，艾丰讲评了潘岗的这篇评论，并把修改稿送给潘岗，请他参考。
例会后第二天，潘岗把艾丰的修改稿送回来了，但上面多了些内容，那就是逐条反驳艾丰的17条修改意见。
艾丰看看他熬红的眼和固执的表情，知道他对自己的修改和做法的本意没有想通，就对他说：“咱俩不要再争论了，你想不通，我的意见就放在那里。这是业务问题，不是行政问题，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咱们存而不论。”
过了两年半之后，一天晚上，潘岗到艾丰的办公室聊天。艾丰旧事重提：“潘岗，咱们还有一桩公案没了呢：第一个公案是我断定你三年停滞，第二个公案是我给你的评论挑了17条毛病。你现在回答我，现在有什么作品超过了你原来的水平？”朴实的潘岗觉得的确是被艾丰说着了。
艾丰接着说：“我为什么断定你要停滞三年？是因为你当时非常努力，也就是说，你超级的努力把你所有的基础和素质都发挥了，甚至可以说发挥到顶了。你如果要再继续进步，必须在基本素质方面有所提高，比如说理论素养、社会活动本领、文学功底等。这就好像种花的底肥，原来的底肥都用没了，就是马上添加新底肥，也要有段时间才能促使新的花朵绽放。”
“反革命”（4）
潘岗会心地点了点头，两人谈得很融洽。此后他更加敬重艾丰了。
王清宪，是艾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带的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上班，艾丰就对他说：“我的办公室，不找你，一般不要进来。”
过了一年，他有些恐慌，找到艾丰：“艾老师，你对我到底有什么意见，为什么一直不找我？”
艾丰说：“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研究生，是我的属下干部。如果你老往我这儿跑，别人会说我给你‘吃偏饭’了。你所有的成绩都会被认为是‘吃偏饭’的结果。你不要以为有一个导师当领导有好处，我是导师的时候，辅导你，我对你是正面的，现在你成了我的部下，我对你就是负面的，因为在我的阴凉下很容易把你盖住！”
作为上级，艾丰对王清宪更加严格要求。和国家体改委合作搞的一组关于房改的报道，在艾丰的要求和指导下，王清宪从头至尾改了四遍，最后一遍还是艾丰亲自改定的。现在，这些修改稿的底稿王清宪还作为纪念品保留着。后来，王清宪到《中国改革报》当常务副总编，到《中国信息报》当总编辑、社长，还总是回忆起那段收获最大、心情最愉快的日子。
“执政风格”
艾丰做部主任，除了工作制度和业务建设之外，更重视的是与同事之间心与心的交流。
他上台之初，便向大家交代自己的“执政风格”：
“第一，我的风格是‘诚恳的简单化’。我保证对大家是诚恳的，不会嘴不对心，但方式、方法力求简单。表扬你就是表扬你，批评你就是批评你，不会在批评你的时候再加上许多肯定你的客套话。我说什么话就是什么意思，大家不必去猜是否弦外有音。因为我们天天在一起工作，关系搞那么复杂，大家都会太累了。
“第二，我不怕‘刺头’。保证公正、公平办事。如果怕‘刺头’，不是‘刺头’的同志也会‘刺头’起来。
“第三，欢迎‘拍马屁’。我要做好工作，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大家的支持。现在有一个毛病，谁要支持领导的工作，谁向领导多汇报工作，往往就有人说他‘拍马屁’。这样谁也不敢接近领导了，领导就被架空了。不要怕人家说‘拍马屁’，这点小风险你都不敢冒，再大的风浪你能顶住吗？这样的人怎么重用你？”
这些话初听起来“理很粗”，很刺耳，但它本身就体现了艾丰“诚恳的简单化”的风格。
艾丰大胆改革夜班制度。当时夜班的问题很突出，多数人不上夜班，上夜班的人很少，几年都是同样的人，而且多是刚来的年轻同志。老同志不上夜班，又对年轻编辑改的稿件有意见。于是，部务会议决定，男同志55岁以下，女同志50岁以下，都要上夜班，“无一幸免”。
决定宣布之后，一位研究生同学找到艾丰，说：“我有病，我不能上夜班。”艾丰问什么病，他说“美尼尔氏症”。艾丰说：“美尼尔氏症平时不犯不算病。你上夜班，如果病犯了，你再下来。”那位同志觉得艾丰不讲同学情谊，艾丰解释说：“这是公事，不是私事。私事，同学之间好商量，公事就要公办。如果你是我的同学，就可以不执行部里的决定，那别人不执行我怎么管？如果你非要不上夜班，我也不能逼着你上，但有一条，将来评职称，我会不同意你被评为主任编辑，因为主任编辑的条件之一就是能够主持版面。你再想想看。”
这位同志想通了，愉快地上了夜班，并且在版面设计上有不少创新。艾丰专门召开了一次例会，举办这个同志的版面展，让他介绍经验。
艾丰“诚恳的简单化”也有过头的时候。一次，部内评中级职称，一位年轻的同志在申报表上把“编辑”的“辑”写成了“通缉令”的“缉”。艾丰看了非常生气，申报编辑，居然把“编辑”的“辑”写错！艾丰当面批评了他，但还觉得“言犹未尽”，就在一次例会上，又当着这个同志的面点出了这个问题，还说：“这个错误让别人啼笑皆非。据说，你在大学还是个高才生，你怎么不高才一个给我们看看？”这句挖苦的话一出，全场鸦雀无声，那个年轻同志本人也深深地低着头。会后有人提醒艾丰话说过了头，也有人对被批评的年轻同志表示同情，认为艾丰的话说得不妥。那个年轻的同志笑笑说：“没关系，我知道，他这是恨铁不成钢。”
“反革命”（5）
花絮？凌志军
为了凝聚人心，艾丰也总是好想一些特殊的“招数”。
经济部组建后的第一个春节就要到了，部里决定开一个春节联欢会。联欢会第一项程序是艾丰讲话。在联欢会上做报告，风险不小，但是他不但做了，而且竟拿了厚厚一摞约100页稿纸的发言稿，一万字左右，整整讲了一个小时。
艾丰这个报告没有抽象的概念，也没有众人皆知的陈词老调，他用事实回顾过去一年经济部的发展。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报告里，经济部所有的50多个人都提到了，并且具体讲述了每个人在过去一年做的一件好事。
大家津津有味地听着。每个人都关心部里的这些好事，特别是关心提到自己时说的是什么好事。他们不仅关心经济部的发展，也关心这位新领导对自己是什么印象。大家鸦雀无声，生怕漏掉一个字。他们感到，这位主任不仅目中有人，而且心中有人。他们不知道艾丰的这个报告准备了整整一周的时间，但他们知道，如果平时不关心每一个人，事先没有这方面的积累，再怎么准备也是讲不出来的。
“不合时宜”的报告获得了成功。
又是一年的春节，部里又要召开联欢会。艾丰想，第一次联欢会上做报告，我讲了那么多，虽然获得成功，这次也不能再听我夸夸其谈了。这次的办法要出人意料，来个一句话不说。恰巧他的新作《新闻写作方法论》刚刚出版，艾丰决定在联欢会上每人送一本自己的书。只是送书，还是单薄了点，于是他又决定在送给每个人的书的扉页上，写上一句自己的赠言。
赠言是每人一条，既不能抄现成的名言佳句，还要对每个人有比较强的针对性。一人一条，还要有个性、有味道，谈何容易！他冥思苦想，遣词造句，写了一个晚上，又写了一个晚上，直到开联欢会的那天凌晨三点，才算写完。
联欢会上，他抱着几十本书走上讲台，说：“今天，我一句话不讲。我要赠送大家每人一本我的新作，同时，赠送给每人一句悄悄话，你们回去自己看。”
他把赠书一本一本送到每个人的手里，然后又走上讲台：“我这里还有一本书没有赠出。这本书是赠给江夏的，给她的赠言我本想写一首四言绝句的诗，现在书上只写了两句，还有两句作为谜语，请大家补上。谁补对了，我这里有精装的《新闻采访方法论》作为奖品。”
江夏当时是经济部的年轻女记者，现在已经当了经济部副主任。
艾丰念道：“我赠言的前两句是：‘温柔如一江春水，热情如夏日凌空’……”
会场活跃了，人们已经听出来了，这是一首藏字诗，把江夏的名字藏进去了。“温柔如一江春水”藏了一个“江”字，“热情如夏日凌空”藏了一个“夏”字。后两句怎么接，大家各有各的补法，一时议论纷纷。这时，后来写过《交锋》、《联想风云》等畅销书的凌志军站起来了，他那时在经济部工作，爱逗趣，有点调皮。他说：“我对出来了！”艾丰说：“请讲！”凌志军以朗诵诗的腔调，大声说：“温柔如一江春水，热情如夏日凌空——我爱你呀，江夏！”
妙哉！顿时，众人鼓掌大笑，江夏娇羞如花。艾丰一看欢快的气氛出来了，也乐开了怀。
后来有人问艾丰到底应该怎么对，艾丰说：“四句诗，我是按春、夏、秋、冬设计的。前两句春夏已经有了，后两句，一句要有秋，一句要有冬，就算对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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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与争议
“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
——王进喜
十年不得提拔
有一篇名为《走近艾丰》的文章，这样开头：
“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但你不得不重视他。”这是国外对《人民日报》的评价，但在这里用在艾丰身上很合适。不过似乎还应该加一句，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但你不得不佩服他。
艾丰从1986年做《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此后十年当中，几乎每次报社调整领导班子，他都是呼声很高的人选，但每次都落空。
后来他跟一位领导这样讲述过自己的心情：“十年来我一直被放在火上烤。如果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提拔的希望，也就死心了，可以安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痛快地提拔起来了，也就可以安心在新的岗位上工作了。说提又不提，就总让人们关注你、议论你，有的甚至还会攻击你，总在那个议论的旋涡中。每次都给你希望，每次都要郑重其事地考察你，而每次又都狠狠地破灭你的希望。这是一种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