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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同年夏天，向中央送交了关于“小城镇，大战略”的建议，受到中央重视，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增加了相关内容。
1999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重视和加快城镇化》。
2000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东中西一体化，促进西部大开发》；同年，《艾丰通用文库》之一《世纪宏论》、之二《中介论》、之三《三做谈》、之四《古今说》出版。
2001年，《艾丰通用文库》之五《名牌论》出版；同年组织“中国企业管理培训推进行动”，并正式实施。
2002年，受聘担任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副主任（从1996年开始担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中国质量协会副会长，后又担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名牌培育委员会主任等）。
2003年，组建中国发展研究院，并担任院长。
2005年底，若干单位组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被推选为联盟主席。
2006年8月8日，“品牌中国总评榜”公布，通过200多万网民投票和100名专家评定，被评为“中国25大功勋品牌人物”。
艾丰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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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1）
第一节“方法论”：成名的根基
“如果你说我没有新的发现，那么你写这本书干什么呢？搞学术必须有这种勇气，必须把学术成果的推展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以违心的谦虚保护自己的所谓形象。”
——艾丰
“经济哲学家”的由来
“资本运营”这一概念，最早由艾丰在中央大报提出并推广开来。
1994年，首都新闻界组织了一个采访团到江苏春兰集团公司调查研究，并召开了“春兰之谜”研讨会，艾丰主持了这次会议。他一开始就向春兰集团老总陶建幸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1990年春兰的产值是一个亿，1993年年底达到了50亿元，产值增加了50倍。不错，春兰空调卖得不错，但是如果只靠卖空调和卖空调赚的钱扩大再生产，4年就翻了50倍，我们有理由怀疑你是暴利。希望你作出解释。”
陶建幸掰着手指头就算起了经济账：“为了把企业做大做强，我们也想了好多办法。我们的空调卖得多了，原来的空调厂不适应，就需要建第二个空调厂。建这个空调厂需要1亿元的投资，但我们公司的自有资金当时只有1000万元，还差9000万。于是，我们就把资产投资当做一种经营方式来运作了。我们提出这样的条件：谁投资3000万，三年之后不仅把投资还清，企业还给他10％的股份。这种办法很有吸引力，很快有三家愿意投资，这样就凑了1亿元，把第二个厂建好了。由于当时春兰空调的市场很好，三年之后，三家投资如期还清，并把30％的股份给了他们。从春兰的角度看，三年前投资1000万，三年后握有1亿资产企业70％的股份，也就是变成了7000万……”
陶建幸胸有成竹、滔滔不绝地说了两个小时，中间还夹杂着一些讨论。
艾丰倾听着，更深入地思考着。陶建幸的回答可以说用事实澄清了大家心中的问题，但怎样把春兰的经验凝练起来呢？
艾丰后来回忆说，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思考过程。从不了解情况，到掌握情况；从掌握情况，到理出条理；从理出条理，再到把握其中的内涵；从把握其中的内涵，再到凝练出恰当的理论概念。这一切要在短短的两三个小时内完成，谈何容易！思维在紧张地运行着，猛然间，他奇想突发，不知道怎么脑中就蹦出一个词来——“资本运营”。对！就是它了。想出这么一个词，连他自己都有些激动了。
到最后总结的时候，艾丰抛出了自己的观点，讲起话来也越发神采飞扬：
“依我看，陶总管理企业的确是有独到之处，春兰的成功经验，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认为，就是资本运营。”
资本运营？这是一个当时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词。因为很长时间以来，资本是一个带有某种禁忌的词汇，它几乎是剥削的同义语，资本主义要打倒，资本当然就应该列入被消灭范畴。现在居然用它来概括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经验？！
“企业当然要搞产品，要经营资产，要涉及金融，要打造品牌，但这一切，在陶总的头脑里，都在资本运营这个总的理念下进行。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接着，艾丰根据春兰的具体实践，概括出了资本运营的五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叫产品经营。企业不是为了搞产品而搞产品，搞产品是为了赚钱。第二种形态叫做资产经营。企业不仅要经营产品，还要把资产当做产品来经营。上面说的建第二个空调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资产经营的成功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快的发展。第三种形态叫做房地产经营。地方支持春兰的发展，批给它很多的地。这个地随着发展就增值了，地产增值就等于资本增值，之后再和人家合作，就有了更多的资本。第四种形态叫做金融经营。金融经营包括在金融机构中投资，还有股票、期权、债券等。第五种形态叫做无形资产经营。无形资产包括商誉、网络、专利、品牌等。
研讨会结束以后，艾丰把春兰的经验以资本运营为主题写成了新闻报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2）
文章发表之后，他还是觉得不过瘾，总觉得这件事不能到此为止，“资本运营”既然作为一个理论性的概念提出来，就需要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阐述。于是他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对中国企业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轨迹作了分析。这个轨迹大概是：从产品生产到产品经营—从产品经营到资产经营—从资产经营到资本运营。既然资本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只有抓住这个核心，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才有可能抓住企业管理的核心。说穿了，企业是资本运营的主体，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企业管理的提升方向，其实都是为了企业更好地运营资本，抓住了资本运营才算抓住了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牛鼻子。基于这样的考虑，艾丰又提笔写了题为《谈企业管理的改革和提升》的理论文章，作为内参发表。
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的注意。他在文章上做了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建议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公开发表。很快这篇文章放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发表了。
文章发表以后反响很好，好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询问。“艾丰同志你还有这方面的专著吗？你的这个文章写得很好，就是太简单了，我们企业觉得很重要，所以想多了解一些。”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党委书记看了以后自认为没完全看明白，就专门拿着这篇稿子坐飞机到了北京找艾丰探讨。
1997年，艾丰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之后，又组织了武汉运用资本运营搞活国有企业经验的系列报道，提出“资本运营是搞活国有企业的一把金钥匙”，又从宏观和中观层面阐述了资本运营的内涵。
现在，资本运营已经成了经济学中一个使用很普遍的词汇了，后来又写进了中央文件。其实，在艾丰那里，诸如“资本运营”这样的研究成果还有不少。他在1993年最早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他在1995年全面阐述了“农业产业化”；他从1993年开始，始终坚持不懈地阐述和宣传实施“名牌战略”的重要性和名牌战略的内涵；他根据“中国质量万里行”的实践经验，提出要建立质量的市场保证体系，在法律上解决“上溯一级责任”的问题；他提出“特色经济”、“中观经济”的概念；提出加快我国城镇化和重视小城镇建设的问题；提出用东中西一体化促进西部大开发的问题……这些见解不仅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而且先后进入了中央决策范畴。
我们要思考的是，身居新闻岗位，并非职业经济学家，艾丰为什么能够首先提出这些前瞻性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战略的概念呢？
这就要探求他的方法论。艾丰对方法论研究有独特的癖好。199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五大的时候，陶建幸作为十五大代表参加了大会，并且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会议间隙，当时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艾丰在报社宴请陶建幸。席间，艾丰对他说：“现在都认为资本运营是我提出来的，其实是我从你那里偷来的。”他用一个“偷”字，虽然带有一定的幽默感，但包含着对实践者的尊重。陶建幸回答说：“不能这么说，做是我做的，但总结是你总结的，最多是咱们的共同创造。”最后两人对“共同创造”达成了共识。这段对话可以代表艾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艾丰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战略方面的有分量的新见解和新提法，都是从实践者那里“偷”来的。他更风趣地说，记者就应该当一名“神偷手”，你“偷”了别人的东西，人家还高兴。艾丰说的“偷”当然是一个幽默的戏说，实际上在他的方法论中第一条就是面向实际。他曾经这样告诉别人：无论是研究新闻、经济，还是哲学，他的主要方法都是面向实际，从实际中发现问题，从实际中总结概念，从实际中上升理论，最后理论回过头来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一般的理论工作规律，而且在中国就更加应该如此，因为中国的改革做的是前无古人的事情，不可能有人写出现成的理论给我们拿来就用。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3）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福垣对此也有一番评论：“艾先生之所以能在经济领域里有所作为，关键是方法论对头，
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到点、到位……”
说到这个问题，笔者很自然地联想到艾丰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们的一段对话：
一次，在四川绵阳召开“长虹发展战略”的研讨会。董辅礽、萧灼基、王珏、魏杰等许多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都参加了。会议期间，在饭桌上，艾丰调侃道：“你们的头衔都是著名经济学家，我混到现在还只是著名记者，出席今天的场合不像你们那么名正言顺。在座都是权威，你们说说艾丰同志是不是著名经济学家？”大家一听都笑了：“你怎么提这个问题？我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是著名经济学家！”这时，魏杰突然站了出来，严肃地说道：“我不同意，我看你不是经济学家。”大家一愣，问道：“那你说是什么？”魏杰哈哈一笑：“要我说啊！我说你是著名的经济哲学家，你是指导我们经济学家研究的。”顿时，整个饭桌笑成一团。
“世界采访学的最高水平”
魏杰的话，当然有语出惊人的目的，但也并非全是戏言。艾丰确实喜欢哲学，有比较扎实的哲学根底。1991年艾丰获得范长江新闻奖之后，他的研究生时期的同学李德民写了一篇介绍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句以调侃语气说出的话：“新闻是他的妻子，哲学是他的情人。”
艾丰有两本“方法论”方面的著作。一本为《中介论——关于改革方法的思维》，1993年出版后，首都哲学界和河北（艾丰的家乡）学术界专门开过三次研讨会研讨这本书，大家的评价很高。其中阐述的“一分为三”的观点，已为社会所熟知。魏杰教授当时曾在研讨会上发表《中介论》的读后感，说《中介论》曾经帮助他解决了三个经济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另一本则是获得我国社会科学最高奖的著作《新闻采访方法论》，这本书也被同行称为“新闻哲学”。
◎1991年，艾丰获我国新闻记者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
时光回溯到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文革”后第一次招收新闻专业研究生，艾丰以40岁的最高“限龄”搭上了这班车，考取了，并且成为研究生考试成绩文科第一名，新华社还专门为此发了消息，说首届研究生招生发现了人才。艾丰对此解嘲地说，40岁当了研究生，还是人才？他的大学同学留校的都带研究生了。
然而艾丰一入学就遇到了烦心事：开学初，教育主管部门认为这些研究生都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培养的干部，说干脆就叫干训班算了，到时给个结业证书什么的，不给研究生毕业证书。经过研究生院领导和学生们的争取，总算答应给毕业证书，但不给学位，理由是新闻根本就没有什么学问，还给什么学位？后来又经过反复争取，总算同意给学位了，但是，对新闻学的认识问题在社会上并没有解决。
“新闻怎么就没有学问呢？有实践就有学问，况且新闻是对社会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实践，说‘新闻无学’，我不同意。说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