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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负担可想而知。
但是，在当时，进劳改队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只要是那个造反派的头头，看了你不顺眼，立马就可以把你送进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能躲过这一劫，也还真是万幸！记得那时我还住校，有一天下午，突然有几个平时调皮捣蛋的红卫兵学生来到我的宿舍窗前，直呼我的大名，命令我这个“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去清扫学校的大操场；我倒是有些“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勇气和胆量，当时就挥手让他们离去，不要胡闹。但他们哪肯罢休，还一味地纠缠，声音也越喊越大，这时走过来一位红卫兵的小头目，问了一下缘由，当即下结论说：彭老师是革命教师，今后不得再无理取闹了！这样，我也就从此逢凶化吉，再没遭遇过此类的麻烦了。而且，还利用此影响作了件大好事：事后，晚饭时间，我去食堂就餐，途经大操场时，见与我一同进校的汤老师，正在用大的竹扫帚清扫大操场，我们相视而笑，心知肚明。后来，我又找了解决我麻烦的那位小头目，希望不要这样对待汤老师，她立即回答：你们是不同的，他和你不一样！我一再解释我们没有什么不同，汤老师也是革命教师。最后，她终于接受了我的观点，汤老师也因此逃过了这一劫，第二天就不必再去扫操场了。要不然等着他的就是先扫操场，再进劳改队的二部曲。
此事说来也很奇怪，这位小头目，是我任辅导员的初三（一）班的一个女学生。她个头不高，一双大眼睛，总是坐在第一排靠边的位子上。人很聪明，但学习不很努力，对英语学习还算有点兴趣，对我这个教学方法很差、英语学习很认真的“年轻有为”教师，还颇有些好感？因为是干部家庭出生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顺理成章地就成了红卫兵的小头目。（因为年级低、年龄小，才没当上大头目。）我对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但由于这件事，使我对她难以忘怀。虽然，自文革后她离开学校至今已近40年，我们既未见过一次面、也无任何联系，但我从心底里还是很感谢她的那次帮助的。尤其是在那个无理可讲的年代，她的帮助也无异是雪中送炭了！
2005年9月19日（星期一）
大串联
大 串 联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停课闹革命的阶段时，红卫兵学生都纷纷走出校门，去北京、乃至全国各地进行所谓的革命大串联了，留校的人数很少；而且都是些体弱、不活跃、或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校园里一片寂静，只有教师们还依然上着班，呆坐在各自的教研室里无所事事，偶尔相互交谈一下，也无外乎各处大字报之类的革命信息；呆腻了，也下楼走走，看看校园里新张贴的大字报，等等，挨到下班时间就回家，天天如此。
学校的一切，当然是由造反派学生来管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管的，课都不上了，学校里还有什么？也就是把学校的几间办公室，诸如校长室、教导处等改作了造反派司令部的办公室而已。当然，广播室是理所当然的成了造反派的传声筒和喉舌。不过，既然是革命，就不能不吸收革命的教师参加，因此，教师也分别被与自己较熟悉的造反派学生拉入各自不同的两派组织，即红总和827。对大多数教师来说，其实都一样，哪派的学生来的早，就被拉入了哪派，发个袖标，就算完事了。开始时，两派组织还是相安无事、和和气气的，因为革命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要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每次从北京取经回来的革命小将，都是拿的从北京到上海的回程火车票，在南京下车后，该票还可继续使用，即二天内有效，还可去趟上海。为了照顾在校坚持闹革命的教师，给他们一个学习的机会，学校的造反派司令部有时也会把学生返校的回程火车票根按比例分配给各个不同的教研室，再由教研室的教师们共同商议把机会给谁？这种事情，对学生来说，是小菜一碟，毫不费力的事，没人会考虑的；可对教师来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一次机会，那就不知道猴年马月才再会碰上这种机遇。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来了一次机会，第一次派了二个名额给我们外语教研室。十来名教师当仁不让，都争着想要去，最后总算是给了我一个名额，大概是让“小”吧？朱老师和我是外语组的幸运者；我们邻居的数学组也有二位女教师拿到了回程火车票根，事后我们聚在一起商量如何行动？先得立即去南京西站办理签票手续，这个好办，西站就在下关，离学校也就一站路，当即就先去搞定了。按所签的车次，第二天下午出发，大家商定明天下午西站会合，不见不散。
大约下午五点的火车，我们三点多钟就都聚在车站了。见面后，朱老师和我一起先去查看一下进站的情况和我们车次的检票口在何处？西站候车大楼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各车次的检票队伍都排在广场上，我们这些很少出门的教师，当然是循规蹈矩地排在自己车次的队伍里，耐心地等待！由于红卫兵免费革命大串联，每列火车肯定都是大大超员的，而且站站人满为患，站站扒车，站站晚点，直等到7点半钟，才有了进站的消息。其实在我们排队呆等的时候，去上海或是途经上海的火车，已开过去了很多趟，我们很少乘车，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只有等的命了。等到我们的检票队伍，由车站的工作人员领着，从貌似森严壁垒、把守严密的检票入口处进站时，才发现根本就没有检票这码子事：车站工作人员一溜边站在两旁，让出一个进口通道让旅客们进站，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手持便携扬声器高呼“毛主席”，旅客们则回喊“万岁！”，浩浩荡荡的旅客队伍就在这连绵起伏的一片“万岁！”声中，一溜小跑进了车站，直奔所乘坐的列车。就这样，我们登上了革命串连的列车去了上海。一路上，当然是拥挤不堪，但比起长途列车来，沪宁线上列车的拥挤程度就算是好的了；至于我们，免费乘车革命串联，更是无怨无悔了，那还有什么奢求！就这样，第二天凌晨二点，我们到了上海，住在南京东路上的一个红卫兵接待站里。
在上海，我们呆了二天，参观了一大会址，去交大和复旦走了一圈，看看大字报。下一站去何处？北京当然是首选，但实在人太多，如何办！经商量后，我们决定去杭州和广州。因为我们的串联是与学生们的不同的，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15天内必得返校。有了南京站的经验，我们心里也有点数了，活了点，胆子也大了点。离开接待站时，我们向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诉了些苦，希望他保留我们的床位（地铺）到第二天，万一走不掉可以再回来。到上海站后，我们在进站处，视若无人地径直走了进去。但是该乘哪列列车？站台内一样是人山人海，甚至铁轨上有时都站着人！照例搞清楚了去杭州的列车，我们就又挤挤杠杠地上了车、下了车，到了杭州。在杭州，去了浙江大学，也顺便逛了一趟西湖。
再下一站是广州。有了二次经验，进站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但上车则是一个大问题？去广州的过路车，进站就已大大超员了，不要说是上车难，就是下车也很困难！真是进不得出不得，车厢里挤得严严实实的。就在我们要打退堂鼓，准备放弃登车时，一个带着十来个小学生的教师，看车上情况不妙，怕途中出意外，诸如学生生病等事，惹出多余的麻烦来，提前带着学生下车了。这给了我们一个好机会，我们一行四人，也就乘机上了车。上车一看，行李架上、座位下面都卧着人，站都站不安稳，脚底站不平，有点歪在那里，真不是滋味！更糟糕的是，有人卧轨，开不了车！在杭州站折腾了近6个小时，才终于开了车。一路上，站站如此，原本一天半行程的火车，三天多才挨到了广州。
在广州，参观了农###动讲习所、叶剑英广州起义的旧址、中山大学、黄花岗烈士墓等。以后，如期返回了南京，返校，继续无课闹革命。
2005年9月21日（星期三）
自己辛勤积攒的知识优于学校学来的
自己辛勤积攒的知识优于学校学来的
一句英国谚语说得好：Wit bought is better than wit taught。意思是说自己辛勤积攒的知识，要比从老师学来的知识更珍贵。也就是说，不是从学校得来的知识，往往更可宝贵！或者，更进一步说，自己实践中得来的知识，最可宝贵：实践出真知！其实，“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知识本应无优劣之分，只不过获取的方式不同，难易程度就有所不同，因而，对艰辛获取的知识格外地珍视，是想当然的事。学校授课，循序渐进，若是得名师辅导，寓教于乐，则更是如鱼得水，轻松地可获取知识；相反，自学，首先就缺少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同学共勉的集体学习环境。原本就有些枯燥的书本，一个人研读起来，就会觉得更加枯燥；心情不佳时，则是味同嚼蜡，很难自持。
因为历史的误会，我未能进入我景仰的大学的校门，接受系统的教育。但兴趣广泛、酷爱知识的我，在知识的汪洋大海里，依旧贪婪地、随其所好地自我学习着。尽管知识是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却也是扎实可靠的。颇类五柳先生之“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学习缺乏系统性，往往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想到那里，学到那里，任凭自己兴趣的驱使；当然，也不能不兼顾每月三斗米的出处，虽不至于为三斗米折腰，却要为此付出许多宝贵的时间。另外，由于兴趣太广泛，涉猎的学科太多，术业无专精，以至于在科学和工程上毫无成绩。
60年代，国家向科学进军，身为中学生的我，也曾暗暗矢志要专研尖端科学，为国效力，但被扣上“白专”的帽子，也就失去了升造的机会。坚持自学数理数年，未能持之以恒；终为生计之故，走上了中学英语教师的道路。自63年起，从教8年多，边教边学，也还胜任愉快。称职地工作了8年多，却只有一个“顶编代缺”的名分，福利待遇与教师相同，但工资低得教人难以启齿。文革后，转工厂工作，虽然学校一再挽留，但去意已定，学校也不再强留。小小的区办工厂，生产各种规格的可控硅整流器：可控硅充电器、全国小化肥厂使用的200千伏安可控硅整流器、可控硅整流电镀设备等。工厂还曾想研发可控硅高频淬火设备：这可是80年代的高新技术，涉及可控硅变频技术，并派我们一行三人去浙江大学参观学习；虽然有些不切实际，好高骛远，却给了我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借此，我很好地学习了一下数字电路，并与汤崇源先生一起，花了一个月时间翻译了一本约20万字的“半导体脉冲电路”（Semiconductor Pulse Circuits）。得到好评，却未能出版。由于生计的关系，还经常代科协翻译一些资料，挣点稿费。以后受南京市科技情报所的委托，汤崇源和我与紫金山天文台的专家王思潮、陈道汉先生一起，翻译了二部天文科技短片：“行星探测”和“火星”。这样，就与天文接上了缘。79年，受科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们翻译了一本德国版的“天文学手册”，全书50万字，并于85年出版。80年，我进了外贸，又开始了另外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
一个人的教育应是终身的，也即学习是终身的，活到老学到老。而且，在离开学校校园后，工作之余，还得不断学习；工作中的难题、困难，或求“师”、或从书中去找答案，急用的先学，不断给自己充电。这样，边干边学，目的性、针对性强，收效会更好些。难怪国外许多知名的企业家，大多是大学毕业后先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些实践经验，再根据自己的不足处，进行补课、进修深造，再胜任更高一层次的工作岗位，一步步地最后走向辉煌。
在外贸，工作了二十余年。照例开始工作时，应有个学习的过程。不过，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是很短暂的。只是开始时，对过多的应酬活动有些不适应，以为时间浪费太多，有些不习惯，如此而已。实际上，外贸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国际商业工作，要求从事该工作的人，既要掌握外语这一语言工具，又要熟悉所销售的工业产品，最理想的还要有丰富的人文地理和数理方面的知识。这样，在谈判桌上，就可以做到应付裕如、得心应手。一名称职的外贸工作者，实际上即是一位知识丰富、具有外语语言能力的推销工程师，知识不厌其多，不厌其杂，多多益善。我坎坷一生，一事无成，正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