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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个“兄弟”对缴获的战利品并不满意，他们不相信荣高棠只有这样一点东西，一个家伙扑上来，一把夺走了那条毯子，另外两个人翻遍了他全身上下，终于失望了。
他听到他们退到一边去商量，那个用枪指着他的人说：把他扔下车去，不然我们大家会倒霉的！另一个人嘀咕了几句有些犹豫，第三个人表示赞成，几个人争吵了几句，犹豫的那个想了想，叹口气，不再说什么，达成了一致的几个人都望着外面，好像在等待一个机会。
荣高棠很气愤，大敌当前这几个“兄弟”为了一点钱竟然什么都不顾……但他知道，指望他们把自己留下来几乎不可能，他们显然是怕火车到站，自己给他们带来麻烦，……他迅速地环视四周，火车正以很快的速度向前行驶，这样的车速被扔下去恐怕人是到不了徐州了，弄不好连命都得交待上，倒不如索性自己跳下去，危险会小一些……
正在这时，那个拿枪的家伙向其他几个人使了个眼色，几个人一起向他靠拢过来，“兄弟，这车里实在太挤了，只好委屈你给腾个地方了！”一个“弟兄”咧咧嘴对他笑着，其他几个人动手去揪他，“等等！”荣高棠大喊一声，他主意已定，急忙向那几个正在逼近自己的家伙说情，那几个人总算还给面子，犹豫了一下又嘀咕了一阵，然后同意了。
他走向敞开着的车门，闷罐车正以很快的速度向前驶去，咣当当的声音像是一首进行曲。他想拖延一段时间，或是等到火车上坡的时候再往下跳，但是身后那几个“兄弟”很着急，他们担心车快到站了，一个劲地用枪顶着他喊：快跳！再不跳就把你扔下去了！
他探身望着眼前晃动的土地，灰黄色的硬土在眼前掠过，风猛烈地吹着他的脑袋，让全身都感到寒冷，他顾不得再多想，就在感觉火车似乎慢了一点的时候，纵身跃了出去。车门离地面很高，他只觉得自己的手从铁门边松开的一刻，身子重重地坠落下去，有什么尖锐的东西猛烈地撞击着自己，他觉不出疼还试图控制住局面，但根本就不可能了，他在那坚硬的地面上急速地翻滚着，一个巨大的声音轰地从身后掠过，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了，他只觉得浑身都疼，急忙活动自己的腿脚，竟然发现除了一些外伤没有什么大问题。他笑了，得意于自己的急中生智和身手矫健，如果让那帮家伙把自己扔出来肯定不是这个结果……
那天的一切都像是惊险小说。走了很长时间，才看到一个小站，在见不到人的小站上一直等到半夜，总算来了一列邮车。他跑到车厢门口央求押车的把自己带上，押车的人听了他讲述，看了他身上的伤口，挥挥手让他上了车，并搬过一条长凳让他坐着，第二天早上还给他买了块白薯吃。他觉得自己总算遇上好人了，没想到好景不长，眼看还有一站就到徐州了，天空中突然出现日本人的飞机，飞机飞得很低，能听得见马达嗡嗡的声响，很快，就有接二连三的炸弹在火车旁爆炸，在一阵激烈的颤动后，火车终于停了下来，车上的人急忙跳下去逃命，荣高棠跑得很快，完全不像一个刚受过伤的人，他一边跑一边心里再次感谢马教授的训练。轰炸过后，火车已经瘫在那里不能动了，他只好沿着铁路徒步向徐州走去，这时候，他才觉得又冷又饿实在没有力气支撑了，幸亏遇上了几个曾经看过他们演出的青年学生，他把自己的遭遇向他们一说，大家急忙给他凑了一点钱，给他买了点东西吃，他才坚持着走到徐州。
他终于找到了何思源。听了他的汇报，何思源决定让剧团到河南去，并批了四百元大洋作活动经费。告别了何思源，和同伴们约定的碰头时间已经过了好几天，荣高棠揣着四百大洋急忙往回返，为了防止再次遭遇抢劫，他混在难民中爬上了一列拉煤的车。从柳河站下来，他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赶往曹县，终于在途中遇到了已经出发的同伴们。剧团的人们正因为一连几天等不到他而焦急万分，犹豫再三，不得不决定前往徐州，幸运的是，他们在路上相遇了。远远地，人们从马车上跳下来向他招手呼喊，荣高棠更是拿出了百米冲刺的劲头加速奔跑，一边高喊着：“哎呀！同胞们！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一边冲上去激动地拥抱了每一个人，那高兴的劲头竟好像久别重逢一样。
很多年后，荣高棠回忆那时的情景说：我真怕找不到你们啊！我不怕吃苦，不怕生命危险，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脱离了大家我该怎么办啊！
他不仅要把同伴们带到解放区去，他自己其实也早已离不开这个集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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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程光烈
苦闷是个人的，是布尔乔亚式的。勇敢是流淌在程光烈血管中不灭的激情，也是那个时代砺练的结果。
1938年5月野鸡岗的那个夜晚，程光烈告别了同伴们，把自己留在了随时可能和敌人遭遇的火车上，他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想到自己经历过的一切，他觉得即使是牺牲也是值得的。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远处时而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时而是死一般的寂静。在这个时刻，他更加感觉到自己是那么热爱移动剧团这个集体，那么惦念在一起朝夕相处的同伴们，高棠、三妹、张楠、小芳、总有些忧郁的荒煤，还有爱和自己发生争执的振玖（杨易辰），他们都走到哪里了？都安全吗……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一一在眼前闪现。就在一个月前，他们还在徐州庆祝台儿庄大捷。那天，整个城市的人几乎倾巢出动，大街小巷都挂着庆祝胜利的旗子，鞭炮声吵翻了天，狂喜的人们无法控制情绪，有人就拎了日本鬼子的人头走在*队伍里。他们在黄河滩、民众市场一带*，队伍最前面打着移动剧团制作的“庆祝前方胜利”的横幅，军号在引导着，紧跟在后面的士兵每个人的枪上都插着五颜六色的小旗。有人出主意，要演出活报剧，谁乐意在这种时候扮演日本鬼子？个子矮小的程光烈只好自报奋勇了。他穿着日本兵的衣服，被端着枪的士兵押着走在*队伍里。他的出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怒，一些人高喊着“打鬼子啊！”跟着奔跑，有人不断地扔东西过来，还有人冲上来要揍他，混乱中，他竟然还抬起头来装作日本人咕噜咕噜地说了几句，这更让周围的人们恨不得咬他几口。一行人到达剧场时，尾随的人群拥挤不堪，局面眼看就要失去控制，要不是身后跟着几个端枪的人，他可能就回不来了……那场景，在野鸡岗空荡荡的火车上想起来还让他忍不住哑然失笑。胜利的滋味是多么让人欣喜啊！那时候，他们甚至想象着回到北平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可仅仅是一个月的时间，局势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天色大亮了，灰蒙蒙的空气中，炮声依然在远处一阵紧似一阵。就在程光烈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时，车站附近忽然出现了几个人，是当地的农民冒着危险出来找活干，程光烈灵机一动急忙跑上前去询问，是否能弄到手推车，把行李推到龙塘岗，运价从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几个农民听说后立刻跑回村里，不一会就弄来了五台手推车，经过一番精简终于把主要的行李装上了，电影机等笨重的东西仍然装不下，钟志青只好留在车上另外想办法。
手推车吱呀吱呀地出发了，程光烈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如果遇到敌人怎么办，万一这些东西被强盗或是被这几个农民弄走怎么办……虽然势单力薄，他也作好了准备，反正不能让这些东西落到敌人手中。
天黑的时候，程光烈终于押着五辆手推车赶到了龙塘岗，同伴们在一所小学校吃过饭正准备休息，他的出现使大家惊喜过望，一时间满院子都是亲切的呼喊“儒弟”的声音，荣高棠更是冲上来紧紧地拥抱了他：“老兄，我还以为你当了俘虏呢！”程光烈拍拍胸膛：“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我只有一条路，和这些东西共存亡！”他得意地掀起衣服，让荣高棠看他身上掖着的手榴弹。
可是没过一会儿，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女孩子们便都愤怒起来，三妹跑到程光烈面前瞪着眼睛问他：“鞋呢！你把我们的鞋扔了！”程光烈急得直解释，“我要是知道能回来，我连个瓦片都不会扔的呀——”，“你扔什么不行，偏要把我们的鞋扔了！”张昕还是继续发泄不满，那是她们用自己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的一种系带的男式大皮鞋，样子虽然笨重，脚小的穿起来前面还空着一截，却有种粗犷的气派，而且行走方便，还能蹚水，女生们都美的不行。对这些鞋，程光烈早有微词，认为是小资产阶级作风，还很累赘。尽管这会儿他说什么也不承认，但三妹和所有的女生们都一致认为是程光烈趁机故意把鞋处理了。
于是，可爱的“儒弟”立刻又陷入了一片“机械化”的指责中。
郭同震：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1937年夏天，年轻的郭同震由郝龙领着出现在同伴们面前，从此开始了一个充满谜团的故事。
当时的郭同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张楠在八十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回忆，移动剧团组建的时候，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黄敬就曾经告诉过她：
你们队伍里的郭同震是叛徒，他有血债，对他要警惕，必要时甩掉他。
一个有血债的叛徒和一伙进步青年在一起，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相处不错，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难以想象。对此，张昕说：张楠记忆有误。说“有血债”可能是把后来的记忆提前了。她清楚地记得，当年张楠为了要自己配合工作曾悄悄告诉说，郭可能是叛徒，但并没有提到有血债。程光烈支持了张昕的观点，说当时知道郭可能是叛徒，并没有说有血债，并认为，如果当时郭有血债对他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了。遗憾的是，荣高棠这个当年剧团里党的核心人物对此索性没有任何印象。至于说郭是叛徒的根据，他们分析起来认为可能是，1931年，郭同震的妻子吴春莲被捕后他也被捕了，吴春莲死在监狱里，他却活着出来。不过，张昕说，对吴春莲的死，郭同震一直有着很深的记忆，当年，他曾经对张昕说，妻子是冬天病死在监狱里的，自己从监狱里出来却是夏天了，为了表示抗议和思念他就穿着棉袍为妻子送葬，为了纪念妻子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改叫“吴郭同震”。几十年后，在海峡的那一头，他也曾多次回忆起妻子的死对他的刺激，还说，当时他曾经多方设法，找共产党的关系要他们想法救人，但他们的反应都很无奈。郭同震后来又接过两次婚，据说都不幸福。
郭同震出身在一个地主家庭，六岁时开始看《水浒传》，听人讲《三国演义》，十岁时跟着外祖母学吸鸦片，十二岁又学抽烟管，十四岁娶妻。少年狂傲的他，对那种英雄豪杰出生入死的冒险人生羡慕得不得了，不甘心过凡夫俗子的日子。
他念过三个初中都没有毕业，不是被迫转学，就是被开除。然而，他在中学时就懂得〃义结金兰〃，成立帮派，俨然像个江湖老大。十六岁那年，他领着“弟兄们”大闹*，一把火烧毁了位于校园内的国民党办公室，被学校开除，没想到其旺盛的活动力反而备受国民党市党部看重，将他留在山西省党工会整理委员会当了干事，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国民党。
他也接触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理论一度大感兴趣，广泛阅读。不满政局混乱的他，还曾经野心勃勃找了一群朋友，准备在该地替共产党建立武装基地。实施这一计划需要钱，他决定去抢劫，结果行动失败，只好仓皇逃往北平，去找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读书的女朋友吴春莲。他们结了婚，在北平过了一阵清苦的日子。此间，他考上中央政治学校，没有毕业的妻子却因为参加共青团担任重要干部被捕，没有多久死在监狱中。他入狱又出狱，心情沮丧地回到山西省党工会整理委员会，在每月五十元薪水的诱惑下做了中统的通讯员，没干多久又因为讨厌陈立夫离开了。这一次，他凭着一个假文凭考上了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陈雪屏的介绍下初次与戴笠见面，加入了军统，（一材料说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又一材料说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就在学生中间干些收集小情报的差事，戴笠每月派一个人来与他联络，当时的北平并没有发生足以让他“一显身手的机会”。
八十年代中期，张楠在一次回忆中曾经说：“杂牌”在“九一八”前后加入了共产党。这一点，没有材料证实，郭自己也从未承认过，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也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