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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晚年丁玲生活思想状态:丁玲办中国-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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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样的好地方,《中国》连两个月都没有住满,因为付不起租金。“东方”公司只在开始帮助付过一次,此后就不管了。《中国》自己支付不起,只好再找便宜的房子。
  西黄城根南街29号是一处民宅,房东叫杨葆全。8月18日《中国》就搬了过去。小院子里有两间朝北的房子,长期不住人,阴暗潮湿,墙皮脱落,还漏雨,每天早晨一进屋都能见到 地下有许多土鳖的尸体,黑乎乎的个头很大,有点吓人。和房主签协议的时候,《中国》答应出钱修理房子,可是一直拖到11月也没有动静。房主很有意见,认为不讲诚信,下了 逐客令。这样《中国》又进行了一年中的第三次搬家,搬到了中国作协后院的防震简易房,这里不要交纳房租。
  金瑞明许诺的每月两万元印刷费,同样没有兑现。据说,金瑞明用丁玲借来的那110万投资了几个厂,有大理石厂、刻字厂等,都没有什么收益。
  110万沉甸甸地压在丁玲心上,她经常说:“这是我欠北大荒的一笔大人情!”她一直想要“东方”给北大荒办点实事。普阳农场想发展畜牧业,丁玲给金瑞明打电话,让他们帮助 引进好种鸡,传授饲养技术。1985年3月,丁玲和陈明去广西之前叮嘱我说:普阳农场的张靖宇、郭硕基要来北京,和东方公司谈引进种鸡的事,你要好好接待。陈明一到桂林,又 写信来提醒我说:“走时忘了告你,郭硕基来约金瑞明见面洽谈,你可说是丁老很抱歉,不能在京接待他们,希望他们谈得愉快、成功。你们三个人或去四川饭店,可花五十元左 右,请他们吃一顿,算我们请客。”
  当时金瑞明的办公室在北京饭店十楼,很气派。3月25日晚上,我和曾克陪同北大荒的同志去见他,金瑞明握手时说,你们是“东方”的大股东啊!郭硕基说,听岳凌超介绍,你金 老板是做大买卖的,不知能不能帮助引进种鸡生产线?金瑞明微微一笑说,不是我说大话,我们“东方”除了军火生意,什么都可以办到。丁老出差前一再叮嘱我们要帮助北大荒 办实事,这事包在我们身上。这也是我们和北大荒合作的第一个项目,一定要做好。后来郭硕基讲,“东方”给他们最实惠的帮助,就是这次引进的种鸡,不但鸡种好,派去帮助 传授技术的工作人员也很负责任,踏着没脚踝深的烂泥,安装设备,传授技术也很耐心。
  自1985年夏天之后,金瑞明来木樨地的次数越来越少,后来连丁玲病重住医院,他都没有去看过一次。丁玲也感觉到这个人不可靠,她几次对陈明说,“东方”能不能资助《中国 》是小事,可是我们借北大荒的钱一定要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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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求助习仲勋(1)
有困难找组织,但《中国》的组织作协党组却指望不上。无奈之中,丁玲想到了习仲勋。
  之所以找习仲勋,首先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分管文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其次,丁玲觉得习仲勋理解她,需要她,所以应该会支持她。
  1985年4月21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903期上,刊登了记者徐士杰写的《丁玲同志在西安谈文艺创作自由等问题》,摘要如下:
  “著名作家丁玲同志最近去延安探亲访友,途经西安时,对当前我国文艺界一些敏感问题,向记者谈了她的一些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作家要正确理解创作自由,正确理解党的号召与行政干预是不同的。……近几年间,从总的方面看,党对文艺界并没有太多的行政干预。这两年有那么多的新人新作涌现,而且有不少是很好的作品,很有希望的作家。行政干预过多, 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文艺领域的现实可以说已经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党对文艺的一系列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违反文艺创作规律 的行政干预,确实非摒弃不可。但党的号召和行政干预不同。党号召作家走向生活,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群众干四化、搞改革的崇高思想,给作家指出最广阔的创作天地,这体现 了党对作家的关怀和爱护。不难设想,我们的作家如果离开了四化、改革的沸腾生活,而只关心小院、小街、小窗里的琐事,那他的创作自由恐怕只能是狭小天地里的自由。至于 你深入了生活,采集了素材,要写什么人物,用什么题材,是没有人会去干涉的。作家自己思想不解放,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作自由。如果你一提起笔来,就想主编喜欢不喜欢, 得奖不得奖,总想在这些方面找什么窍门,那你就难得自由。所谓创作自由,只有真正了解社会,了解生活,真正掌握了时代脉搏、客观世界的本质,既懂政策,又善分析,那才 能如鱼得水,无往不胜,在创作的天地里自由驰骋。
  “二、创作一定要百家争鸣。创作自由,评论也要自由,允许批评反批评。……作品不能批评,听到一句批评就跺脚,这样的作家不会有很大的作为。
  “三、作家要注意继承、发扬民族传统和中国气派。……外国人喜爱我们的艺术,视为珍宝,而我们有些人自己反倒瞧不起自己,丢掉自己的珍宝,去拣别人的东西。中国小说是 讲故事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典型环境、典型语言,尽在故事中表现。写阿斗昏庸,只写司马昭宴群臣时与阿斗的一段对话,就把个乐不思蜀的庸主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中 国小说的这种传统手法接近中国人的习惯;西方的蒙太奇手法,跳动式的东西,用滥了,不合中国人口味。”
  这个材料,是根据丁玲4月4日下午在陕西省作协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的。
  习仲勋4月21日当天看到这份材料,立即在上面加了批语转给曹禺:“请曹禺同志阅退我。丁玲同志讲的好,真不愧是位革命的老作家,青年作家应该向她学习。这也证明作协四次 代表大会精神她是领会得很深刻的。”第二天晚上,习仲勋又亲自打电话给丁玲,赞扬她在西安关于解释创作自由的谈话“讲得好,还是大姐讲得正确”,并说已经把这份讲话批 给了曹禺。
  为什么习仲勋如此重视这份材料?为什么要把这份材料批转给曹禺呢?

4。 求助习仲勋(2)
当时,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正在主持召开第四次剧协会员代表大会。
  继年初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之后,全国文联下属的各协会也纷纷召开换届大会,第一个就是戏剧家协会。4月18日开幕,紧接着,电影家协会第五次会员大会也在4月23日开幕, 延续着四次作代会的“两个不提”和“民主选举,选上谁就是谁”,会议在选举时局面失控,两个协会原来的领导人(包括主席)、一些很有名望的艺术家纷纷落选,就连说作协 第四次代表大会“是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一次遵义会议”的某公也不能幸免。
  3月21日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听取文化部整党汇报时,杨尚昆说:“从报纸上的宣传来看,大有这样一种空气,似乎凡是受过组织上批评过的人都是最吃得开的人,而批评过别人的 人是最吃不开的人,要为三中全会以来受批评的人大平反。这种空气不健康,不正常。”胡耀邦也讲话说:“文艺界确有一些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有机会就大说一通,至少带 有一点情绪的大说一通。这对党的整个事业,对党的文艺事业,是有利还是不利呢?是有利于团结还是不利于团结?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至少应该说不是积极因素。”
  新华社发布的剧协会议消息中说:会议认为,要繁荣社会主义戏剧事业,首先必须不断地清除“左”的影响,坚持创作自由的原则,同时也要警惕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遗 毒的侵蚀。影协会议的消息说,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到会讲话说:电影一定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跟上四化建设的步伐,反映生活,讴歌生活,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和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
  在剧协、影协消息中,都没有提及大会选举结果。而随后,5月6日召开的美术家协会大会,5月7日召开的杂技艺术家协会大会,5月9日召开的摄影家协会大会,5月11日召开的音乐 家协会大会,都报道了新选举的协会主席。这说明,“失控”局面已经得以扭转。
  习仲勋的批示,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作出的。4月23日,玛拉沁夫和延泽民都给丁玲打来电话,说习仲勋在影协会上念了丁玲在西安的讲话,大加赞扬,说“观点正确,站得高看得远 ”。
  4月24日,习仲勋又在那份内参上写了另一段批示:“秦川同志:请您亲自去看看丁玲大姐,她如同意发表她在西安的谈话,请她修改后,加按语或写一短评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份材料的天头及空白处,几乎被习仲勋的两段大字批示写满。
  秦川是《人民日报》社长,和丁玲住同一幢楼。4月25日晚六点左右,他带着习仲勋批示的那份《国内动态清样》,笑呵呵地来到丁宅,但让我诧异的是,丁玲对秦川十分冷淡,以 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口气,很生硬地说,我不修改,也不发表!秦川有些尴尬,说,这是仲勋同志的指示。放下那份材料就走了。丁玲见他出了门,忿忿地告诉我说,在四次作家 代表大会前后,秦川是和攻击她的那些人掺和在一起,并且起了重要作用。
  丁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拿起那份材料,把习仲勋的批示仔细读了一遍,读完了,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便提笔给习仲勋写了一封信:
  仲勋同志:你寄给秦川同志的“动态”,他已经来我家里给我看了。我读了你的批语,不尽感激、感谢。你给我的温暖,我将永远记得,而作为党给我的鼓励。这篇简讯,我认为 还不宜发出去,因为只是向记者提问的一个简单的答复,很不具体,分析不够,……后来丁玲始终没有修改那篇稿子,一直到6月24日,该文才以《丁玲谈文艺创作自由等问题》为题,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七版上,大概是按新华社内参稿编发的。

4。 求助习仲勋(3)
六月中旬的一天,上海的老朋友陈沂来看望丁玲,谈话中间他讲到这样一件事:某公曾经向习仲勋告状说,丁玲在下面活动,很“左”。习仲勋当即回答说,她正!
  有了这两件事,丁玲感到,习仲勋同志是了解她、理解她的,应该也会帮助她。
  7月6日,她给习仲勋的夫人齐心打电话约见。7月9日下午,习仲勋约丁玲、陈明到家里谈天。丁玲谈了《中国》目前的困难,她说,这样一个大型刊物,现在只有三个编制名额, 其中只有一个是搞编辑的,这个样子怎么能保证正常出版呢?《人民文学》有30个名额呢!我们跟作家协会打了多少次报告,就是解决不了,我只有向你求援了,否则《中国》只 好关张。习仲勋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答应和中编委协商。他很肯定地说,大姐主编的刊物,有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一定还要办下去。当晚,习仲勋和高登榜两家在人民大会 堂聚餐,约了丁玲夫妇同去。回到家里,已经是9点钟了。
  席间,丁玲还向习仲勋谈到胡风的问题。她说,胡风都死了一个月了,追悼会至今开不了,就是因为彻底平反有阻碍,家属有意见。人都已经不在了,对胡风早该有一个实事求是 的结论,政治上的平反,中央已经作了,反映很好,为什么还要在文艺思想上揪住不放?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有错误,谁个能担保自己的文艺思想百分之百正确?说胡风有宗派的人 ,自己是不是也有个宗派?
  原来,胡风6月8日去世,但丧事迟迟未办。三天前胡风之子张晓山来看丁玲,说家属对悼词有意见,其中说胡风“带着复杂的感情加入革命队伍”,“解放后对党的文艺政策一直 有保留意见”等评价,不能接受。丁玲为其不平,便把意见反映上来。8月3日,家属决定不举行任何仪式,遗体先行火化。其时丁玲已经住进医院,陈明参加了遗体告别,并一直 送去八宝山。
  7月11日,中央办公厅的寿照明副局长来到丁宅,代表胡耀邦总书记送来福建出产的鲜荔枝,并说,艾青、爱泼斯坦等人那里也都送了。13日上午,习仲勋也派秘书送来荔枝。当时 在北京,荔枝还是稀罕物。
  我参加北京师范学院的函授学习,那几天正请假在家复习准备期末考试,13日下午因为要送丁玲去住医院,便来到木樨地。走进客厅,看到丁玲坐在沙发上,精神和身体都不如前 几天,说话也有气无力。丁玲说,总书记前几天送荔枝来了,还有几个,你也尝尝。陈明从冰箱里拿出荔枝,我说,给周欣留着吧!周欣是丁玲的外孙,祖慧的儿子。丁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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