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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8月21日上午，在木樨地22号楼丁玲寓所，召开了《中国》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人有丁玲、舒群、曾克、雷加、陈明，共五人。会议的内容是：研究刊物的主编、副主编和刊物的名称。
丁玲主张设两位主编（丁玲、舒群），多位副主编，曾克也附和，她们的意见占了上风。会议气氛很好，大家都很兴奋，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刊名：《中国文学》。主编：丁 玲、舒群。副主编：雷加、魏巍、牛汉、刘绍棠。后来因为外文局提出意见，正式出刊时，刊名改为《中国》。
21日只是一次小会，三天之后召开了大会。8月24日下午两点，依旧在木樨地丁玲寓所，除上次的五人外，又增添了牛汉、刘绍棠、冯夏熊、朱正、王中忱，一共十个人，郑重其事 地研究确定了《中国》的大盘子。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全体会议，除魏巍外，领导成员全部到齐。
刘绍棠是副主编中的“少壮派”，做了较长的发言。他说，这件事我知道后很高兴。我们这些人在五十年代受丁玲、雪峰同志直接影响、培养较多。我在文艺界接触面比较多，百分之九十五的作者都是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走的，但是这个“权 ”太实际了，让人不能不考虑。尤其是评奖，最能拉人，上面评了奖，下面就可以要房子、升级、涨工资。我们办刊物，可以继承“五四”精神和五十年代好的东西。现在几个有 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继承传统的旗帜都不够鲜明，我们要旗帜鲜明，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刊物要边办边解决问题，不能等万事俱备再办。
丁玲说，绍棠讲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我们的发刊词会触及到现在社会上的一些问题，不能回避，例如对清除精神污染问题。中国新闻社一个记者说，清除精神污染不能再 提了。说中宣部召开厅局长会议，有人把名单都带来了，准备抓谁谁，这其实都是谣言。现在有些所谓的信息，就是把谣言合法化。我们的发刊词一定要说清楚，要能说服群众。
1。 唐达成答复：党组的同志们是同意的，这点是明确的（2）
牛汉是初登丁宅。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四”编辑室主任、《新文学史料》的主编，丁玲等老作家对这份刊物印象不错，认为比较公正。冯夏熊是冯雪峰的长子，丁宅的常客。 1950年代曾去苏联留学，入了党，担任过留学生党支部书记，回国后在三机部工作，“文革”期间到工厂当工人，“文革”结束后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雪峰文集》的编辑工作 。从此弃工从文，写过较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也写了一些有关冯雪峰、丁玲的文章。1980年到《当代》做编辑，1984年又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丁玲由于和雪峰 的亲密关系，对夏熊关照有加。牛、冯二人是未来编辑部的主要负责人，所以更关心稿件。牛汉说，我们这个刊物在全国一定要有影响。几十年来我一直做编辑工作，写过一阵子 诗，现在需要一股子正气。现在文艺界的领导不可能把文艺推到一个新的高潮，引到一个新的高度。某些文艺界领导是空头文学家，是鲁迅最讨厌的，没有作品，可是有权。我们 要踏踏实实办刊物，扎扎实实做工作，在编辑的技术上一定要超过他们，要让人看到力量，要团结各界作家，特别是老作家。综合性文学刊物要以创作为主，第一、二两期的稿件 要精而又精，力争旗开得胜。冯夏熊说，第一期一定要吸引群众，发刊词里边要提倡改革，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促进团结，以后逐步引导，第一期没有必要论战。
会议气氛很热烈，大家的注意力和兴奋点，都集中在刊物的内容上，跃跃欲试地表示要去拉稿子。还是陈明脑子最清醒，他说，当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通过作协拿到期刊登记 证。我们是否写一个书面报告，由作协转中宣部文艺局，这里面包括钱、房子、编制等一些具体问题。陈明提到的确实是最急迫最要紧的，也是日后成为最大障碍和难题的，但在 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可能大家都以为，那只是一个简单不过的手续问题。
会议决定：9月4日（星期二）下午两点召开集稿会（后因丁玲要去参加中宣部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前在8月29日召开）；写报告和办期刊登记证问题由曾克负责；联系印刷厂和邮局 问题由冯夏熊和牛汉负责；去展望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由冯夏熊和刘绍棠负责。这次会上还议到了办公用房的问题。
每个人都情绪高涨，他们憧憬着，齐心协力办一本可以与《当代》、《十月》比肩的大型文学刊物。有人提出，应该拍一张合影照片以作纪念，我赶紧跑到楼上找来鲁迅的公子周 海婴，他是摄影行家，设备也齐全。快门“咔嚓”一响，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新闻界第一个得知丁玲办刊消息的，是中国新闻社记者甄庆如。8月19日是个星期天，他到木樨地看望丁玲，在交谈中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写了通稿《丁玲的壮心》，刊登在8月28 日的《中国新闻》上。这是第一次把丁玲办刊的消息披露报端，告之天下：
丁玲说：“目前，中国各行各业出现了许多个体户，文艺界也有人倡议自费办杂志，我也想朝这方面试一试。打破铁饭碗，把工作搞得更加活跃，创作更加繁荣。现在我已经向有 关部门打了报告提出申请。”
问起具体计划，丁玲说：“开办费大约需要二十万元，我自己拿不出这么多钱，但我想争取民办公助，同时还要靠各界人士资助或国家贷款。将来可以采取入股分红的办法，争取 能有盈余按股分红给大家。”
丁玲要以“民办公助”形式创办一份大型文学刊物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些人纷纷表示祝贺。广州市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下属的白云山配件厂来信说：我们厂虽然不很大，但现在一 年赢利几百万元，愿意为精神文明建设作一点贡献，“经研究决定投资人民币五万元作为您所提出的刊物股份基金”。巾帼公司总经理潘荻也从上海给丁玲写信，说巾帼公司已经 打下了一定基础，向荣毅仁董事长借的五万元贷款已经如数奉还。从报纸上看到《中国文学》创刊的消息十分高兴，巾帼公司拟赞助两千元，作为开办活动经费。
2。 编委会
在8月21日《中国文学》第一次会议上，还提出了一个编委会名单，那个名单只有艾青、孙犁、曾克、西虹、马烽、陈涌、骆宾基、杜鹏程八人。此外还打算聘请四位资历深、名气 大、有影响力的老同志做顾问，有叶圣陶、周扬、冰心、胡风。8月29日的会上又决定，正式给这四位写信邀请。如果周扬不同意，就邀请阳翰笙。
不久，丁玲和陈明就先去看望了叶圣陶。对叶圣陶，丁玲始终怀有一种深切的感激之情。1927年和1928年，正当她在人生道路上苦闷徘徊的时候，叶圣陶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 上，以头题位置相继发表了《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使她一举成名，并从此坚定地选择了文学创作道路。叶圣陶一直关注着丁玲，支持她的事业，所以十分爽快地应允担 任《中国文学》顾问。闲谈中，叶老还问到了周扬的态度。叶老说他不喜欢周扬，老是以一贯正确自居。
9月11日会上，再次讨论了编委名单。丁玲提出是否再增加一个陆文夫，一个邓友梅；冯夏熊提出是否考虑秦兆阳、姚雪垠和宗璞。提到宗璞，大家的印象都不错。丁玲说，女作家 里对她反映是很好的，但和外人不大接触。刘绍棠说，宗璞威信还是很高的。牛汉说，这个人有教养，正派。讨论的结果，一共定了18个编委人选。丁玲说，周扬已经从广州回来 了，我准备去拜访他，正式请他当顾问。我已经让小王准备好录音机，请他谈谈对《中国文学》的意见，回来把他的讲话整理出来，发在创刊号上。9月17日，丁玲给唐达成打电话 ，请他帮助联系，约个时间去看周扬。周扬在6月初率领艾青、冯牧、田间等一批作家、评论家，南下广州、深圳，在珠江三角洲参观访问了半个多月，其间摔了一跤，留在广州疗 养。9月3日周扬回到北京，下了飞机，直接住进北京医院，不久又出现了失语症状，从此周扬再也没有走出医院。丁玲要去看他并聘请他做顾问的想法也未能实现。
在11月28日举行的《中国文学》创刊招待会上，散发的编委名单中有一个名字被墨笔抹掉了。拿到名单的人，都好奇地猜测着那个被抹掉的人是谁，还有人拿着那张纸，冲着灯光 照来照去，想看清楚墨笔下面的字。
那个名字是艾青。
艾青1940年到延安的边区文协，从此与丁玲相识并成为朋友，私交一直甚好。1958年他们都被打成右派并先后去了北大荒，1979年又先后回到北京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同在作 家党支部过组织生活。丁玲第一批拟定的编委名单中就有艾青，但艾青的态度始终犹豫不定。11月20日、21日，丁玲和陈明连续两天去艾青家，但他最终还是拒绝了。
艾青为什么拒绝？
有一种说法是：艾青和舒群有矛盾，由于舒群的关系，艾青不同意当编委。
2002年8月21日，我和李向东去看望艾青的夫人高瑛，听高瑛讲述了真实的原因。
高瑛说：艾青不当编委，主要是我的主意。1984年秋天，有一天我不在家，丁玲和陈明到家里来，请艾青当《中国文学》的编委，艾青感到盛情难却，就答应了。我回来后听说了 ，很不高兴，对艾青说：坚决不能当这个编委。现在作协那么多刊物，又是《人民文学》，又是《中国作家》，冯牧还是《中国作家》的主编，还有必要再办一个《中国文学》吗 ？这不又是搞宗派吗？我们不参加他们的宗派。你想想，历史上几次你受害，都是吃了宗派的亏。在延安时，马加写了一篇小说《间隔》，写没文化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女青年结 婚后发生冲突，登在《解放日报》上，引起许多老干部不满，王震还骂了娘。丁玲那时任《解放日报》副刊部主编，动员你出来讲句公道话，你就写了一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 》的文章发表了，结果在整风时受到了批评。
后来高瑛写《我和艾青的故事》①，也写到这件事，说当时有很多舆论，说丁玲是在招兵买马，拉一帮人，给自己立一个文学山头。高瑛听到后就劝艾青说：“你不要给别人当轿 夫，抬轿子了，丁玲要折腾，就叫她去折腾，你不要老是叫人家牵着鼻子走。过去你是深受宗派之害，老婆孩子也跟着你吃了二十一年的苦，历史的教训可得吸取。我看《中国文 学》就是办起来了，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文艺界太复杂，我们要远离是是非非才好。”艾青听了若有所思，说：“文艺界的问题，就是宗派的问题。现在刚刚出现稳定的局面， 看起来宗派矛盾又要浮出来了。宗派斗争，说穿了就是权势之争，一旦兴风做起浪来，文艺界又要无宁日了。”又说：“其实丁玲想办一个文学刊物，搞一个文学阵地，也不是什 么坏事。她不是经商做买卖挣钱，用不着七嘴八舌的。”说罢，艾青就给丁玲打电话说：“你们走后，我想了想，《中国文学》的编委够多了，我就不凑热闹了吧，以后我给刊物 投稿就是了。”过了几天，《中国文学》编辑部主任牛汉来了，说请编委们聚一聚，吃顿饭。艾青说：“牛汉啊，我们过去荒废的时间太多了，你写诗写得那么好，我希望你能把 力用在写作上。”
陈明11月20日日记中说：到艾青家谈出任编委事，艾青动摇，高瑛阻挠。
这里，有一个背景不能不考虑到。198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邓小平讲话中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会后全党学习贯彻这一精神时，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丁玲、 艾青、臧克家、欧阳山等人并做了报道。后来就有一股风，把他们称为“四条棍子”，诬为极“左”。有了这一系列“前因”，高瑛不愿意艾青去跟着丁玲跑，自然可以理解。
最后确定的编委一共有十五人，按姓氏笔画排下来是：王朝闻、叶水夫、邓友梅、西戎、西虹、朱寨、杜鹏程、陈涌、陈翰伯、草明、秦牧、秦兆阳、贾平凹、姚雪垠、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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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刊不能如期登记，卡壳了（1）
丁玲、舒群忙着找稿子，曾克则忙着办理期刊登记事宜。8月下旬，曾克以丁玲的名义给作家协会党组起草了第二份报告，汇报说：“刊物定名《中国文学》，综合性文学双月刊， 每册20个开页，主编是丁玲、舒群，副主编是雷加、魏巍、牛汉、刘绍棠。”同时“迫切希望能尽快取得登记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