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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成员参加的，这些仪式主要也是给家族内的男性成员提供了团结和一体化的机会。人们在谈到某个家族时，因为主要是关注到这些外在的活动和仪式，因而乡村社会日常所说的家族成员往往也仅限于男性。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在一部分外人和大多数家族成员内部都把增加一个男性家族成员看成关系整个家族的事情的一个主要原因。 。。
标定与认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乡村表达（4）
同样这件事，如果给孩子换个性别来重新构想一遍。结果很可能是这样的：在这个收养过程中开始就会遭到不同意见，当然反对的不会是李大叔要收养女孩这件事本身。对此，其他人的推测基本上验证了我们的判断。在我们询问的人当中，几乎众口一词地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潜台词是借口收养女孩而向族人筹钱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有人说，如果要收养一个女儿，李大叔自己也不会提出来。也有人说，就是提出来，也不见得就行，他的意思是说其他人不会这么默许。当然，更多人的推测和我们推测的一样，认为如果是说要准备收养一个女孩，还要以此为借口而向族人筹钱，那就是自讨没趣了。
（三）儿子的身份建构价值
李大叔当时也许因为经济原因，也许因为早已习惯了人们给他的身份定位，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是特别坚决地要把小拉拉留下来。但是，当人们看到他似乎有些动摇的时候，一些诸如“李三儿命中就没有儿子”、“他就是一个绝户头”之类的语言再次刺激了他。在农村“丰富”的侮辱性、歧视性语言中，仿佛“断子绝孙”算是最恶毒的攻击了，而说一个人是“绝户头”基本上和“断子绝孙”是同义的。因为在农村人眼里，如果一个人没有儿子，无论有多少女儿，等长大了都要出嫁，都会是别人家的人，到头来，你的根自然而然地也就自生自灭了。李大叔虽然以前基本上也认可了人们给他的角色定位，似乎也忠实地“扮演着”一个典型的农村无儿户的角色，在前面的故事叙述中也提到了李大叔的名字似乎成了“无儿户”的代名词，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经不住人们私下里议论他是“绝户头”。一定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农民在面子上的竞争主要表现在生育上，这是获取面子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谁家生的子女多，尤其是男孩多，谁就能够获得面子，感到特别光荣，周围的人也会投以羡慕的目光，大家平常见面就会对他很客气，他说的话就会很有分量，否则，就没有人在乎你，甚至被别人私下里骂为“绝户头”，这是农民无法容忍的现实，所以，农民为了拥有面子，他们不能够没有男孩。
在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个场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那就是许多人眼里，留下这个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不那么做，甚至连做人的基本资格都没有，就像他们说的“有那样的人吗”，他们没有人真正关心留下这个孩子是不是关系到李大叔的养老问题，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好像将来小拉拉孝顺不孝顺、养老不养老与李大叔收养他没有必然联系。在这个问题上，李大叔考虑的首先不应该是将来的养老问题，而是目前身份转换的问题。机会就在眼前，如果不抓住，那将是罪不可赦，当然如果一直没有机会，人们似乎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这个问题也可以从更深的角度思考：在农村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同质性很强，从生活方式到思维习惯，从思想到行动，人们仿佛都正追求着最大限度上的一致性，不仅没有人敢轻易地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且周围的人好像也从来不喜欢身边异己力量的存在。所以只要有机会、有可能，人们总要苦口婆心地劝说，力所能及地帮助，冷嘲热讽地挖苦，直截了当地打击，以使迷途者知返，犯错者改过。可能也正是由于这种群体心理的存在，给农村人留下的在行为选择上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于是李大叔最后遵从了大家为他设计的“人生轨道”。
标定与认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乡村表达（5）
进一步，从身份建构问题与李大叔留下小拉拉的行为二者关系的视角出发， 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李大叔是如何进行选择的。对李大叔而言，留下小拉拉更多地意味着象征价值，即李大叔的身份问题。正是从象征价值的角度， 小拉拉作为“图腾”或身份符号， 与李大叔身份相联系。李大叔正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根据自己的实际身份或想要传递的身份进行选择而作出留下小拉拉的决策。李大叔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当前的身份或热切盼望拥有的身份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选择留下小拉拉就意味他是谁， 也就决定了李大叔的“自我”。李大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具有“高贵身份”意义的小拉拉激发了他自我概念中的“高贵身份”形象， 而不是因为小拉拉所提供的社会价值，而选择留下小拉拉的。身份对李大叔选择留下小拉拉的行为产生的影响愈来愈大。另一方面， 选择留下小拉拉的行为也反过来影响李大叔的身份。留下小拉拉是体现李大叔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留下小拉拉具有界定社会地位的作用。
（四）小拉拉在李大叔家受到的礼遇
虽然使用礼遇这个词我们也感觉不太恰当，但一想到小拉拉受宠的场景，跳到我们脑子中的第一个词就是“礼遇”。小拉拉是不幸的，从小就失去了生身父母，小拉拉又是幸运的，来到了一个这么多人疼他、爱他的家庭、甚至家族。正像在故事中所叙述的，我们曾有幸亲眼目睹过小拉拉的一次受伤，不，是受宠的场景。当时我们就想如果小拉拉是个女孩，会不会重蹈他二姐的“境遇”呢？
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中，男孩和女孩得到的待遇往往有很大的不同。相信许多来自农村的人们对此有着切身的体验，在此就不赘述了。虽然近些年来，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许多家庭中孩子的数目基本上都不会超过两个，而且由于年轻夫妇外出打工者的增加，隔代抚养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因为爷爷奶奶比父母表现出更多溺爱成分，所以，男孩和女孩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待遇差别有缩小的趋势。但是据我们观察，目前尚没有任何完全消除的迹象。在这些有差别的对待中，在小拉拉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的地方还在于父母的期望。也许望子成龙是天下每个为人父母者共同的心愿。但这在农村，尤其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男孩抢占更多资源的机会就要比女孩多得多，甚至可以说，资源越有限，男孩这种优势越明显。
农村父母的眼中，男孩才是唯一完成自己梦想的替代实践者，父母的受挫心理越严重，男孩的这种“使命”就越明显，而女孩基本上是被排除在“梦想的替代实践者”的选择范围之外，不管这个女孩自身是如何优秀。在农村人的心里，女儿地位是远远不及儿媳的。许多祖传技艺或者祖传秘方，都明确规定“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婿”。虽然我知道他们选择继承者在乎的其实并不主要是性别，而是首先要保证秘方或者技艺不外传。但是，由于在农村女儿多嫁到外村去，女儿自然也就成了外人，所以在农村人的习惯中，只把儿子当作唯一的继承者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明显看出，我们对乡村社会生育实践中的“男孩偏好”逻辑讨论的过程中一直把男孩的“优越感”作为重点，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我们的访谈过程中，生育儿子的“优越感”是被讲述最多的。不过，我们应该意识到，很多的人诉说生育儿子的优越，可能是我们的研究进行“挖掘”和引导的结果。事实上，对于多数农民而言，生育男孩的“优越”并不明显。很多时候，农民并没有感到优越，相反，他们经常会想到生育女儿的好处。。 最好的txt下载网
标定与认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乡村表达（6）
（五）李大叔在收养小拉拉后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变化
这个问题比起人们认为他应该有很大变化这个问题来，似乎在探求农村生育问题上意义不大。李大叔可能因为个性特点，也许有了变化，也许没有变化。但是，周围的人们似乎异口同声，认为他一定要有所改变。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有什么分歧的话，也只能像我们前文所述的那样一部分认为他有了变化，一部分认为他改变得还不够彻底。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按照自己的身份和所处的社会地位进行，就像戏剧演员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必须按固定程式去做一样。
当你具有某种身份或处于某一社会地位时，人们便希望你表现出相应的规范化行为模式，即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不该做什么。这被称之为角色期待。一个人的态度、行为如果偏离了角色期望，就可能引起周围人的异议或反对。虽然角色期待是角色行为的指南，但二者并不等同，角色扮演者在了解角色期待之后经过自己的加工而表现出角色行为，角色行为与角色期待的相符程度取决于角色扮演者对角色期待的理解和把握。角色期待明确具体，其清晰度就高。角色的清晰度高，角色扮演者有章可循，角色行为与角色期待就比较容易相符。比如说有儿户是一种清晰度很高的角色，因而绝大部分乡村的有儿户在有了儿子之后都会表现出适当的角色行为，如勤勤恳恳、省吃俭用给儿子攒钱盖房子、娶媳妇。
在上面的这个故事当中，李大叔身上的某些特质就是这样被标记出来，迎合并反映着乡村社会大众关于“无儿户家庭”固有的刻板印象：贫穷的、懒惰的、不思进取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等等。换句话说，这个过程中，李大叔的“绝户”身份或者形象的建构、确立和维持，同样也都需要乡村有儿户家庭的存在。在这个故事中，社会大众通过主动建构和贬斥李大叔是 “绝户头”，强化自己作为负责任、有生活压力者的健康形象。结果，李大叔在这个分类过程中被身份建构的话语典型地制作成为贫穷的、懒惰的、不思进取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绝户头”形象。正好相反，农村生育儿子的家庭则被表现为勤劳的、富裕的、有责任心的形象。
由此，李大叔悄然地被贴上了问题人物的标签，被看成是乡村社会中的异己分子。有儿户家庭的优越感导致了该群体成员对自己群体以外的事物、形象的歪曲和丑化，并使歧视行为趋于合理合法化。而被歧视的无儿户家庭则因身份、文化等方面的特征而被所在的社会另眼相看，常常不能与有儿户家庭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声望，在人权和心理方面也遭受了显而易见的打击。这正如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在乡村社会当中，对无儿户的固化观念往往是通过社会化过程和日常的强化活动习得的。一旦无儿户的贫穷的、懒惰的、不思进取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定型固化的观念被反复灌输，它就会由于其本身的极端可耻性而成为一种主要地位，来自他人的一致的社会排斥性反应，阻碍了他回到正常社会角色的企图。
三、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现代建构论认为身份是由社会所建构的。对人或群体来说，特性的确定性和统一状态不是一种固有的本质，而是其在社会环境中不断与他身外的或者未曾预料到的经验相遇，并把某些经验选择为属于自身的东西，因此，身份是一种建构过程，是在演变中持续，在持续中演变的过程。用身份理论来解释农民的生育问题，尤其是农村无儿户的身份建构大有裨益。在这个故事当中，人们在对农村无儿户或者纯女户的日常交往中，生产出了李大叔的“绝户头”身份。由此，可以看出农村无儿户的身份建构过程就是一个被赋予合法性的结构化分类过程，其表现为一种话语霸权式的对农村无儿户家庭形象的贬损，即用一个无儿户通常具有的符号或标记，使带有标记的人成为“不正常”的人，并且从某种程度上不能构成完全意义上的人，成为比“正常的人”的身份、声誉、权利和地位要低的那种人。
不过，这个身份的创造也是农村生育儿子的人们发现自我身份的过程。结合上面的故事，我们认为：乡村无儿户家庭的“绝户”身份的产生并不是人们过去理解的那样，仅仅是由有儿子的家庭或者个人把自己的观念强制地灌输给没有儿子的家庭和个人的。恰恰相反，在身份的形成过程中，需要依赖农村无儿户或者纯女户的某种自愿认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而这是一个以“同意”和“认可”为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