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愕亩咏馐停愕母盖椎母盖椎睦戳ヂ觯愦幽睦锢矗愕侥睦锶ァ１热缦衷谖以趺炊枷氩磺宄桓�85岁的老反革命，跑到人家110年的光辉灿烂的校庆上去干什么。没人邀请你，你自以为是，不是回光返照，不是心怀鬼胎，想凭吊什么，你就无法解释，最后居然又被人押送回家。看来，反革命永远是反革命，一生都需要押送，倒霉蛋永远是倒霉蛋，一辈子都倒霉。
事实上父亲坐火车去杭州的那天晚上，弟弟就从老家打来电话，说老头子不打一个招呼，忽然失踪了，把老太婆吓坏了。老太婆说临出门的时候，老头子拿出几年不穿的西装，对着从不照的镜子足足打量了半小时，好像要告别人世的样子。弟弟说他已经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见怪不怪说，失踪有个时间考量的，不是你们一时见不到，就随便可以下结论的，弟弟急了，公安不急，差一点急出事来。现在父亲回来皆大欢喜，老太婆开始胡言乱语，弟弟执意要留校方代表吃饭。弟弟说，已经在金华最好的五星级国贸大厦22层订好一个包间，敬请赏脸，以表谢意，一边手忙脚乱给小车司机递烟端茶，点头哈腰给校方代表赔礼道歉。弟弟说，我们家老头子，脑子有毛病，好端端在家里，偏偏待不住，一天到晚往外跑，一个失眼，就不见了，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不过，那是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好像基本上老实了，现在好像很少出门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校方代表摆摆手，又握握手，很严肃地说，丁无量先生年事已高，今后要牢牢管好，弄不好出一点什么偏差，这个责任我们可负不了哦。之江大学的校车绝尘而去，弟弟给我报平安，我听得云里雾里，上网之后才大致有点明白，父亲这个老反革命，在我的千里之外，在他半个世纪前的母校，又有了新动向。
弟弟在老家，我在北京，弟弟一个星期去父亲家一次，我一年回老家见父亲一次。弟弟去父亲家是有内容的，春夏秋冬柴米油盐吃喝拉撒，无微不至，这次一堆蔬菜，下次一桶食油，去年一台电视机，今年一台空调机，弟弟很像一个救援机构，好像父亲是一个难民似的。我见父亲可谓难得，和大多数中国人的子女差不多，仅仅一个形式而已，说来更像一个仪式，见个面，吃个饭，问一声身体呵呵呵，今天天气呵呵呵，聊天都觉得是应酬。不过有一点我们兄弟俩倒是不谋而合，都从来没叫过一声爸爸，怎么叫啊，叫不出来。算起来父亲离开我们那年，我3岁，弟弟1岁，按理我3岁应该会叫爸爸了，但我已没有一点记忆了。而且爸爸这个东西，即便当时叫过，叫了也是白叫，相隔几十年后忽然让你重新再叫，面对一个陌生的老头叫一个爸爸，好像很荒唐。你的语言库里从来不用的词汇，怎么调也调不出来的，小我两岁的弟弟估计就更困难了。同样，那个我们背后称呼为老太婆的，说起来算是我们的后妈，就更难让我们有一个什么标准的称呼了，没法开口的。老太婆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山村农妇，比父亲小20岁，有短暂婚史，丈夫死后一直独居，没有孩子，父亲回来一年后，母亲去世，他们以前的老同事就撮合老太婆与父亲一起生活了。虽然母亲的去世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结，但我们都觉得老太婆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把父亲照顾得井井有条，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这个老太婆，父亲现在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说起来，父亲有今天，有退休工资，有亲生儿子，有孙子孙女，有半路夫妻，老有所居，老有所养，老天有眼了。
我虽然没有叫过父亲一声爸爸，但我一直认为我对父亲是有贡献的，犹太人有一句谚语说，父亲帮助儿子时，两个人都笑了，儿子帮助父亲时，两个人都哭了。我不哭不笑，我沉默寡言，但信奉一点人类的格言。在自己成为父亲之后，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那次可以说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押送，我把父亲搞回了家。也许，有的人一辈子都需要押送。父亲生育了我，我把父亲搞回家，一报还一报，谁也不欠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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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劳改或青海（1）
从兰州到西宁，火车一直在爬坡，1985年中国火车的时速不知道是多少公里，慢吞吞让我感觉确实在向青藏高原前进。窗外，大地苍黄，树木稀疏而清晰，一株一株往后移动，我心里却没有一点感觉父亲离我越来越近。我后来去看望一个神经病大头表弟时，心头竟也敢怦怦乱跳，好像马上要见一个情有独钟的恋人，看来一个行尸走肉去远方的父亲，远不如一个藏龙卧虎在眼前的神经病，这真是一个令我头痛不已的问题。我抓住我们文联与兰州文联两地国画联展的机会，开幕后向领导请了假，我说我要去西宁看朋友，我没有说父亲，单位里所有人都不知道我父亲在哪里，我自己都不知道父亲到底在哪里。对座的老汉听说我第一次去青海，说那里的海拔高，一般人适应不了的，说搞不好啊，头要晕，气要喘，心脏会出问题的。我从小生活在东南沿海，对海拔没有概念，就像对父亲没有概念一样。后来父亲那位名叫复旦的牢友告诉我，从平原到高原去还不是最可怕的，有些人在高原待了几十年，一下子回到平原，心脏更受不了，很大一批从西部青海劳改多年回东部沿海的，就此一命呜呼。复旦笑眯眯说，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必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高，必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低，复旦好像被改造成一位哲学家了。我问他，你说的轻轻重重高高低低，是同青海劳改农场的海拔有关吗。他闭眼无语双手合十，他已经信佛了。
西宁火车站广场那个高耸入云的圆拱形钢铁雕塑，怎么看都像蓝天白云下一个巨大无比的手铐，手铐下人群如蚁。按照父亲信中的指示，我找到了唐格木农场驻西宁办事处。据说所有青海的劳改农场在西宁都设有办事处，数量多少不得而知，功能不详，我想顶多也与各地驻京办事处差不多。父亲在信中告诉我，找到那里就可以找到政府了，找到政府就可以找到他了。父亲的语言让我很陌生，不像与我们同一个汉语系统，后来我才明白，父亲说的政府，是劳改犯长期训练出来的特指，任何一个管理劳改犯的机构或个人，在他们的嘴巴里都是政府，以显示政府的无处不在，让政府成为一个随身到处游动的音符，一声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吓人一跳的喊叫，一块犯人嘴巴里的口香糖。
唐格木的这个办事处，门面是一间低矮的平房，走进去好像地道战，光线阴暗，曲里拐弯。我奇怪外面大街空旷无比阳光灿烂，为什么把里面搞得阴阳两个世界，任何进入其中的造访者，都会不由自主产生一种压抑。我大小也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政府的干部，这时候我的尊严似乎消失了，小心翼翼向一个面目不清的办事员说明来意。办事员在萤火灯光的暗处，看上去像女的，听声音像男的，看我的证件，看我的长相，看我的全身，看我随身的书包，甚至翻来覆去看我差一点随手扔掉的火车票。面目不清的办事员闷声不响，响起来也好像放屁似的指示我，哎这个，哎那个，哎得我身份好像很低贱，一个走私犯似的，带了毒品似的，哎得我心里发虚直至毛骨悚然。忽然间不男不女挥手了，一声不吭带我去了一个有几个床位的房间。屋里一个中年人同样对我的出现表示惊讶，他是唐格木农场的职工，来西宁有点私事，他说很少有去农场探亲的人，一个嘛是路太远了，第二一个嘛劳改到了这里不管几年，都等于死刑，都回不去了，家里人肯定也死心了，第三一个嘛劳改农场规定也不允许家属探亲。他的西北口音条理清楚，我的东南思维心里发毛，他说办事处每天有一趟去唐格木的班车，凌晨5点开车，搭车的大都是当地老百姓。后来我才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有送去青海的所谓*，不管判刑几年，刑满释放后一律留场就业，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所以，现在我每当听说某个*分子，赃款多少多少，判刑几年几年，就觉得他们很合算，多少多少除以几年几年，一个普通人一生都赚不到这么多钱，几年出来又是一条好汉，父亲的年代注定是出不了好汉的年代。
02劳改或青海（2）
一夜我都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事实上从进入这个神秘兮兮的办事处我就开始迷糊了。按理那时还不晚，办好住宿完全可以跑到西宁大街上去，视察视察，溜达溜达，跳跳舞，泡泡吧，消消几天路途劳顿，看看青海花儿朵朵，改革开放了，春风挡不住玉门关，没有江南风范灯红酒绿，也有西北风情蠢蠢欲动。我偏偏被一种什么意识控制着，进来后居然没有再出去的欲望，鬼使神差直接就往床上去。床板很硬，床被很硬，我的肢体也被搞得很硬，甚至整个脑袋都硬邦邦的，没有一点转动的余地，我想大概是海拔这个东西在搞鬼了。海拔真是一个好东西，有利于把一个人脑子里杂七杂八的思想消灭，有利于思想改造。选择青藏高原作为劳改基地，确实有地理上无与伦比的优势，绝对聪明人的主意，就像后来有人总是把一些关键性的足球主场，把一些老外球队弄到高原上去比赛一样聪明。因为身临其境，因为对父亲生活很多年的这块土地的陌生，我对这里的地理环境有了一种过度反应，第二天高原的凌晨还是黑黝黝的时候，我昏昏欲睡就开始了对汽车两旁道路的偷窥。
当天色渐渐明朗，我发现自己已经随着汽车颠簸在茫茫戈壁滩上了。左边是太阳，右边是月亮，太阳下是山脉，月亮下还是山脉，一条公路蜿蜒着伸向无边的尽头。远处的峰峦隐隐约约覆盖着白雪，在高原5月阳光的照耀下晃人眼睛，眼前荒原一望无际，草滩像瘌痢头上的头发斑斑点点。帐篷三五簇，牦牛七八点，三三两两藏民缓缓蠕动，一个男人在茫茫戈壁滩上忽隐忽现，一忽满脸刚毅，一忽满脸恐惧，父亲逃亡的身影跌跌撞撞无处不在。烈日当空，大雪纷飞，风沙弥漫，天昏地暗，鬼哭狼嚎，片甲不留，最后父亲的尸体被扔进一个三两锹随便挖出的沙坑里，一个沙包的痕迹都不留，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幻觉浮云般不见了，结果让我不寒而栗，显而易见，南北两侧中国西部最著名的大山脉，天然的死亡屏障，军队将唯一的公路一封锁，父亲只有死路一条，我的痴心妄想破灭了。我终于明白，比海拔更厉害的是天高地远，是荒无人烟。父亲在这里几十年毫无作为，不能说父亲就是一个没有想法的大傻瓜。后来我辗转查阅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青海省志？ 劳动改造志》，据“第五节？狱内案件处理？防逃与追捕”记载：1951—1994年，监狱、劳改队发生犯人脱逃年均为押犯总数的％。不同时期的脱逃率也有较大悬殊：1957年犯人脱逃率每年不超过％，1958—1961年犯人脱逃率每年平均％，其中1960年为％……看来防逃工作卓有成效，却不见追捕的记载，想来铜墙铁壁，插翅难飞，偶有好汉逃脱也不知死活，逃脱率并非死亡率。汽车在我的胡思乱想中开了大半天，穿过海南州共和县城的时候，我对父亲生存环境的最后一点想法荡然无存。全城一条街，一街几家店，简陋得有些荒凉，谈不上行人或游客，景象不如江南一个乡镇，汽车三分钟穿城而过，再前行一小时就到了农场。农场场部是班车的终点，看来线路的设置不是没有理由的，这里天高皇帝远，劳改犯人数显然要比这里一个州的人口多，大规模的劳改农场是一种特殊建制，比如新疆建设兵团与自治区政府平起平坐，这里的场长要比县长大。这些都是我后来研究出来的，当时我一下车，东张西望，藏人比汉人多，蹲着的比站着的多，站着的比走着的多，四围稀落着一些小商铺小摊贩，看起来像一个集市，奇怪的是十分安静，没有什么喧闹，所以父亲那一声叫唤就显得有些横空出世：
02劳改或青海（3）
“呵，呵，呵……小……禾啊……”
活到这么大，没有人这么叫我，似笑声非笑声，说哭声也可以，而且音量过大，把周围的目光统统吸引过来，把我搞得不知所以，我判断应声出现在我面前的应该是我的父亲了。现在想来，我当时表现还算正常，没有招呼，没有握手，不可能拥抱，也不可能抱头痛哭，说你好你好，或您好您好，好像更不习惯，所以我完全没有什么表现，我傻乎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很平常地看了他一眼。父亲个头同我差不多，戴眼镜，中山装，西装裤，解放鞋，衣装说得过去，不过有些邋遢，整个人好像不是很干净。唯有那一张脸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