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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道一一边听母亲说一边乐哈哈地冲着母亲行军礼，脸上是那样地高兴。“真谢谢您！妈妈！”看到儿子脸上还充满稚气的神情，孙华善心里又高兴又难过。
这一夜，朱维衡家里灯火通明，彻夜未眠。这天是1968年1月5日。
春天到了。这年的春天却遇到了倒春寒。原本要抽枝发芽的草木仍不见动静，空气中充满了凉意。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在纺织研究院机电室工作的马家驯来到朱维衡家里。
老同学告诉朱维衡，他们纺织研究院的墙上已经贴出他的大字报，他说那都是捕风捉影，不符合事实的胡说八道，云云。
朱维衡劝他不要气愤，要沉得住气，每次运动总是来势汹汹，慢慢就过去了，自己没有问题不用怕，所谓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没有想到，第二天朱维衡上班，他的办公室外面走廊墙上，已经贴满了他的大字报，也正像马家驯说的那样，全是胡说八道。朱维衡告诫自己要沉住气，不动声色。再仔细看去，所有像朱维衡差不多的高级研究人员全部一样被贴了大字报。罢了！只好听天由命！
两周后的1968年4月15日，终于向朱维衡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写交待材料，交代自己详细历史，特别是解放以来所做的一切。不能回家了，就在办公室住，架起一张床来，晚上不许关灯，看管的人通宵在门外看着。在被隔离当天，另一帮人马去朱维衡家抄家，翻箱倒柜，连箱子底上贴的布都要揭起来查，这是朱维衡后来才知道的。这样写了一个多礼拜的交待，写完了，交上去，不料他们说：“你以为就这样完了啊？还没有开始呢！”
过了几天，要提审了，一个人押着朱维衡到另一个房间，一直要他低着头站着，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坐着。他们叫抬起头来看，问他认不认得。朱维衡一个也不认得。他们就说，这么许多人都是为调查他的问题，从各个地方来的，要他老实向大家交待他的罪行。朱维衡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罪行”，只能将他写的材料念了一遍。然后专案组组长问他：
“看见过手枪吗？”他说：“看见过。”又问：“在什么地方？谁？”他说“解放军”。突然一个耳光，打在他的脸上，鼻血被打出来，滴在地上。专案组长厉声吼道：“谁叫你侮辱解放军！”，并指着地上的鼻血命令他：“擦掉！”，他只好擦掉。这位打他的，是1962年分配来的最好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正是他，在朱维衡住院时第一个去看望他的，运动一来变了一个人。
接着换了一个人，问朱维衡在刚从上海到沈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他一一作答，又问他还有谁，他想起一个，再问他还有谁，他又想起一个，又再问，他想起了不是很熟的陈卫卿。那个人如释重负，说：“那你方才为什么不说？” 朱维衡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怀疑的就是陈卫卿。接着问朱维衡，从上海到沈阳时，有没有人托他带东西？朱维衡说“记不得了，”于是又问朱维衡，认识樊爔培吗？朱维衡说认识。又问樊爔培有没有托他带东西给陈卫卿，朱维衡说记不得了，如果他托我带我当然会带。于是他说：“好，你承认带了，那么是什么东西？” 朱维衡说：“这么多年了，实在记不起来。我只是说如果他托我，我当然会带。”他换个方向问：“是个小箱子吗？” 朱维衡说：“根本不记得了，只是说假如他托我带，我会带。”他又问：“是不是像一本书那样？” 朱维衡说：“不知道”。他继续问：“是不是像一支钢笔？”，朱维衡说：“不知道”。过一会儿，另一个人上来，问朱维衡：“你知不知道吉林化工厂有过一次爆炸？”，朱维衡说不知道。朱维衡心想，莫非他们怀疑我从上海的樊爔培那里带了爆炸物给陈卫卿，陈卫卿爆炸了他自己的工厂？但再一想，如果樊爔培和陈卫卿真的是破坏分子，应该是高级人物，怎么会亲自动手做这种最低级的破坏工作呢？作为吉林化工厂的总工程师，陈卫卿难道会去炸掉自己的工厂吗？
这样的“提审”有好几次，有一次专案组说，为了查清他的问题，这么多人全国各地跑，已经花了几万元了。又有一次对他说，他不过是个小伙计，陈卫卿比他重要得多，樊爔培才是个头子，只要你老实坦白交代，就可以从宽处理。可是朱维衡根本没有不坦白的地方，还有什么能交待呢？
结果只能被关着，过一阵儿“审”一下。他们对他说，你的罪行够枪毙，能够坦白交待，可以从宽处理。
一天，又把朱维衡押出来审讯。朱维衡还是说他交待材料写过的那些。专案组烦了，一个人说“还是来点真格的吧！”
话音刚落，鞭子就抽在了朱维衡的屁股上。忍着疼痛，朱维衡待那人停下来时，回过头看去，打他的原来却是自己妻子经常送给他粮票、油票，家庭困难的中专生王德兴。他手中的鞭子，是用平时做实验时电机上换下来的三角皮带，缠上铜丝做的。这小子的脑筋都用到这儿了。朱维衡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他无法想通这究竟是怎么啦！平时“师傅、师傅”地叫着，工作也很积极，还听说在“要求进步”呢！现在怎么变了一个人，简直是个畜牲！
接下来是“坐飞机”。两个人强硬地把朱维衡弯下腰，将双臂向后高举起，用力。朱维衡一会儿就感觉到手臂像要断了一样，疼痛难忍，喘不过气来。
“说不说？”
“要说的我都说了。”
“不要耍滑头！老实交待！”
“……”朱维衡几乎要昏厥。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专案组的王德兴走进了隔离室。他轻声地对朱维衡说：“师傅，你……”。
“你不要叫我师傅！” 朱维衡愤怒地打断他的话。
“师傅，你还是识相一点，全部交待吧，何苦呢？你不说，别人也会说呀！”
“你想要我说什么？” 朱维衡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说什么？你把你的所有特务活动，全部交待出来。”王德兴把脸凑过来。
“放屁！”朱维衡大吼一声。
门外突然冲进两个人来。王德兴示意他们别动。
“好！我看你牛！”王德兴转过身对那两人说：“让他‘牛’吧！”说完扬长而去。
两人命令朱维衡站着别动。然后就坐下来抽烟喝茶，一句话不说。朱维衡心想，这又是什么招数？
刚站着还没事，可是几个小时后，就不一样了。到了吃饭时间，可以坐下吃。吃完饭，问一句：“承认不承认是‘特务’？”不承认，又继续站。晚上不许睡觉，仍然站着。那两人轮流换着睡，一人看着朱维衡站。朱维衡的双脚肿起来，鞋都穿不了。就这样直到第三天的凌晨四点，两个人看到朱维衡连续站立了四十四个小时，还是不肯承认，只好作罢。朱维衡躺了几天，可以站起来时，却发现左脚中趾已失去了知觉。 。 想看书来
（２９）跳楼
（29）跳楼
逼了一段时间，看到朱维衡什么也不说，“审问”的间隔也就长了些。可是朱维衡不知道在办公楼的另一个房间里，妻子孙华善也被隔离审查了。专案组的人认为从她那里兴许可以套出朱维衡的问题来。一开始就认定朱维衡的特务活动孙华善是全部知道的。
可是问来问去，孙华善只有一句话：“我知道他不是特务。”任他们怎么问，还是这句话，多一句也不说。
没过多久，办公楼里隔离的人越来越多，专案组就放这些人到大食堂去吃饭，但还是有看管人押着，吃完饭又回来关着。
这天中午，朱维衡脖子上挂着一块写着“老牌特务朱维衡”的大黑板，拎着饭盒被押去食堂吃饭，规定只许吃最便宜的菜，五分钱一份，主食只许吃窝窝头，不许吃馒头或米饭。一抬头看到妻子孙华善也被人押着吃饭。朱维衡心里一颤，但两人不敢说话，装作没看见，否则会被认为打暗号。朱维衡感到腿发软，挪不动步子。心想华善也被隔离审查，那小儿子道亮咋办？他一个人在家里，他才八岁啊！此时，朱维衡的心就像有一把刀子在挖一样难受。
一天，还没到中午，朱维衡紧紧地把着窗子向外看。许久，看管人走过来：“看什么看！想出来就早点交待！”
突然，朱维衡大声笑了起来。抽搐着，声音令人不寒而栗。看管人莫名其妙，嘟嚷着说：“这简直是疯了。”
朱维衡此时看见小儿子道亮穿着一件大棉袄，戴着一顶厚棉帽，腋下夹着一个饭盒，正从老远的家里向食堂方向走去。朱维衡笑了，心想，还好，他还活着，这就够了。
事后朱维衡才知道，妻子孙华善隔离审查达四个月之久。她仍一口咬定朱维衡不是特务。有一天，专案组的人看到实在问不出来东西就想进行体罚。没想到孙华善突然大声叫喊起来，被走廊上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听到，进去一了解，认为对孙华善隔离审查的理由不够，立即决定将孙华善释放回家。这四个月里，小儿子道亮一个人在家，大门不许锁，说是随时都会来抄家。宿舍楼的墙上，两尺见方的黑色大字写着“打倒老牌特务朱维衡”的标语。小孩子见到道亮就会欺侮他，骂他“狗特务崽子！”还常常威胁他，不拿东西给他们，说就要揍他。小道亮在家里能找到的只有一些罐头食物，那还是几年前困难时期配给的一些水果罐头之类的，家里人舍不得吃留下的。等到孙华善释放回家时，这些食品早已空空如也。小道亮每天就是靠着看管人从孙华善那里拿饭票交给他，自己到单位食堂去吃饭。
几个月以后。一天，看管人告诉朱维衡说大儿子朱道一回北京来探亲，你们父子相见，什么话都可以讲，没关系的。说完就安排到另一个房间里。这间房间的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门是开着的。
父子相见，有多少话要说啊！朱维衡抓着儿子的手，儿子感觉到了父亲的手在颤抖，朱维衡似乎感觉到了儿子的手心在出汗。两人对视着，两颗心在问候。嘴里却在说：“爸，您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实事求是。”
“儿子，我会的。我一定实事求是，一定老实交待。”
好一场“红灯记”探监一幕戏。
朱维衡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儿子朱道一探亲回青海不久，也被隔离审查了。起因是两封书信。都是朱道一写给家里的书信，在抄家时抄出来，认为有问题，然后报给了青海的单位。在一封信中，朱道一写道：“报告爸妈一个喜讯，在我当班的时候，我们队钻探出了某某宝贵金属，”他们认为这句话可以证明是“小特务向老特务汇报地质情报，”逼迫朱道一交待罪行，朱道一不服，就和他们辩论，他引用毛主席的经典语录，他们辩论不过就动手打人，一群人打得朱道一脑震荡。另外一封信问题更大了，是一封朱道一写给他姨母的信，信封右上角贴的邮票，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芭蕾舞演员们踮着脚尖，举枪向右瞄准的姿势，恰巧信封的左上角印有毛主席的木刻画像。他们就指控朱道一有意枪杀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朱道一不断写材料申诉，坚持抗争，直到两年后，地质队换了一位从北京调来的党委书记，自己也挨过整，知道运动中乱整人的实情，才将朱道一解放了。这是以后朱维衡才知道的。
一天下午，朱维衡正在隔离室写“交待”材料。突然听见一声巨响，接着楼下一阵骚动，原来是三楼的人跳楼自杀。不一会，两个看管人拿来大铁钉子，从外面将朱维衡这间窗子全部钉死，以防万一。第二天，又把朱维衡押到大门口的收发室关了起来。
过了几天，收发室又押进来了一个人，朱维衡一问，原来正是那天从三楼跳楼自杀的人。他告诉朱维衡说，他是附属工厂的学徒工，才十九岁。不过身体很好，那天跳下来，跌在软泥地上，只摔掉了两颗牙，腿部皮肤有些擦伤，其它部位并无大碍。朱维衡问他为什么要自杀，他说“坐飞机实在受不了，斗他的人说下午五点再不认罪，就对不起他了。他想反正活不了啦，不如自杀。那都是因为什么事呢？他告诉朱维衡，*开始后，附属厂也停工了，没事干，学徒工们三三两两整天游游荡荡。这天有个同伴白天受了领导的批评，心里有气，晚上走到一幅“毛主席万岁”的大标语那里，用粉笔在上面打了几个叉，第二天被人发现了，成了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查来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