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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口婆心地传播他的理念，企图建立一个工业“社会”。可惜那些人完全听不进去。在美国受到忽略的德鲁克，却在其他地方（日本）找到愿意实现他理想的人。后来，德鲁克成为美国少数几位宣扬日本战后发展成就的伟大导师。数年后，那些根据德鲁克法则而建构的日本企业，将逐渐取代那些忽略他的美国企业。
德鲁克小传（2）
通用汽车不得已又回到了德鲁克
一直到了1980年代中期，日本进口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节节上升，通用车已被很多人讥讽为廉价品，也就是到了真正山穷水尽的地步时，通用汽车公司才愿意重新考虑采用威尔森及德鲁克于1947年提出的改革方案。迟了那么久，管理当局才引进品管圈，并积极采用威尔森及德鲁克改革方案中的改进措施，企图提升“工作生活品质”，训练出一批“肯负责的工作者”。次年，德鲁克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谈改革方案能否奏效还言之过早。但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通用汽车公司。”
胡佛总统救活了德鲁克
“我和其他维也纳的小孩一样，都是胡佛总统救活的。他推动成立的救济组织，提供学校每天一顿午餐。这顿午餐的菜色，清一色是麦片粥与可可粉冲泡的饮料，直到今天我仍然对这两样束西倒尽胃口。不过整个欧洲大陆，当然也包括我在内的数百万饥饿孩童的性命，都是这个组织救活的。”一个“组织”居然能发挥这么大的功用。从德鲁克活生生的童年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德鲁克强调“透过组织这种工具，尽量发挥人类创造力”观念的根源。
德鲁克招牌观念的启蒙人
在埃尔莎小姐特有教学方法的熏陶下，德鲁克学会了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负责。埃尔莎小姐发给德鲁克一本笔记簿，要求他把一周内自己想要学会的东西记下来，到周末时再与实际学习成果作比对。看来，是埃尔莎小姐发明了“目标管理”……德鲁克的招牌管理观念。到了小学四年级时，德鲁克已充分展露其写作天分。埃尔莎小姐也察觉到这一点，于是要求德鲁克每周交两篇作文，希望借此加强他的写作能力。德鲁克经常把小时候的学习经验归纳成下列名言，告诉前来受教的企业经理人：“我发觉，至少我不必从错误中记取教训，而是从成功经验中学习更多。”
让德鲁克穷尽毕生之力的提问
13岁时，一位“颇能启发学生的宗教学老师一，给德鲁克上了一堂令他终身受益的课程。他要求每一名学生说出，希望将来过世后，最令后代人怀念的是哪一点。他们当然答不出来，因为当时他们都太年轻了。老师笑着说道：“我并没有期待你们能答复这个问题。但如果你们到了五十岁时仍然没有答案，就表示你们白活了。”从那一天起，德鲁克时时刻刻在想这个关乎到人一生生存意义的严肃课题，并穷其毕生之力寻找适切的答案
德鲁克的明信片
德鲁克经常告诫经理人：“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有多少时间。”他本人就是此一戒律的实践者。
如果你写信邀请德鲁克来发表一场演讲，或帮你的杂志写一篇书评（笔者就曾经这样做过），将会收到他本人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德鲁克并没有聘请私人秘书），背面印着一段能充分传递效率讯息的传奇文字：
非常感激您诚挚的邀请，但我无法做下列各项事情：撰写论文或前言；替手稿或新书写书评；参与审查小组或专题讨论会；参加委员会或任何形式的会议；回答问卷调查，接受访问；以及上电视或上广播电台。
彼得·F·德鲁克先生
德鲁克最满意自己哪一本书？
德鲁克发现了一件事，因而改变了他的一生。观赏完威尔第的最后一出歌剧“福斯塔夫”，德鲁克得知这出歌剧是威尔第80岁时所作的，令他既震惊又感动。当威尔第被问到为何到了80高龄，还要接受这么艰难的挑战时，他答道：“身为音乐家，一生都在追求完美。我一直无法逃避这个使命。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还要再作一出歌剧。”这些话带给德鲁克“难以磨灭的印象”。尽管当时只有18岁，德鲁克誓言，今后一定要以威尔第的精神全力以赴。接着他坚定地说：“如果能活到高龄，我一定不会放弃，一定会努力不懈。”德鲁克过了80岁后，又出版了多本书，证明他确实遵守了当初的誓言。“每当有人问我最满意自己写的哪一本书时，我都会笑着回答道：‘我的下一部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德鲁克小传（3）
德鲁克的上司
德鲁克的上司东布罗夫斯基每年定期举办两次“亲近耶稣”的聚会，时间从周六下午一直到周日晚上。他希望自己领导的小型团队，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检讨过去半年的工作绩效。哪些方面表现得不错？哪些方面曾投入够多心力去尝试改进？而哪些方面未能投入足够心力？接着，他会针对团队成员表现最差的部分，开始进行一段“严厉批评”的过程。再下来，他又会一一点名，要求每一个人明确说出未来半年的工作重点，准备朝哪些方向改进，及准备学会哪些新事物。这与埃尔莎小姐的方法不谋而合。德鲁克最终也将这套方法应用在自己身上。每年夏天，他都会抽出两周的时间，以东布罗夫斯基的方式，彻底检讨过去一年来的工作绩效。用这种方式“为自己打分数，是最基本、也是最好的自我发展方法……有了这些成绩摆在面前，可以帮助我调整未来努力的方向，让我清楚知道应该在自己能发挥影响力的领域投入更多心力，并停止一些让我觉得事倍功半的事。”
电影中的德鲁克
全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员、经理人及受过一般教育的人，几乎都可以读得到德鲁克的着作，因为他的着作至少被翻译成37种语言。1994年，在斯蒂尔曼导演的《巴塞隆纳》那部电影中，由尼古拉斯所饰演的那位消息灵通的年轻经理，即描述道，他的上司视德鲁克为伟大的导师，经常以极虔诚的态度聆听德鲁克录制的录音带，每听完一段话就会停下来恭谨地思考其中的涵义。德鲁克非常尊敬他的读者与听众，甚至视他们为同样具备高度智慧与社会阅历的人。在文章及演讲中，德鲁克一律用“我们”取代“我”的说法，让读者及听众根容易就进入他的世界。
会打趣的德鲁克
德鲁克的书中还有很多有趣的描述。例如他曾提到听富勒（美国建筑家及发明家）说话，他的嘴就像是一个“活动的按摩浴缸”，口水不停地四处飞溅；洛杉矶是一个“被太阳烤焦的准地狱，放眼望去全是慵懒的棕榈树和斑驳剥落的灰泥墙壁”；退休以后的摩根很快就“被有钱人遗忘了”；至于与会致辞者则是被特准“发表慷慨激昂废话”的人。
生动传神的德鲁克
德鲁克偏好使用生动传神的词汇，举例来说，1980年代，华尔街的交易者像极了“巴尔干半岛互相偷窃邻舍鲷养羊只的农人”。不仅有助于读者思考，甚至能让他们“看到”事实真相，而这正是德鲁克的目的。
荷马式的德鲁克
德鲁克偶尔会运用荷马式形容词（Homericepithet），也就是那些加在名词或动词前面，让它们更加传神的形容词或副词。他用的次数虽然不多，却都很贴切。这里就有好几个例子：
人类决策中“无可救药的不确定”；
“受过教育的野蛮人”，也就是那些对生命毫无建树的蠢蛋；
在忙碌办公室中“只会造成一股漩涡似混乱的助手们”。
受母亲影响的德鲁克文风
德鲁克母亲曾师从弗洛伊德。所以有时，德鲁克还会做一些与医学有关的比喻，例如：
“经济方面获得满足，就像人体吸收维他命一样：缺乏维他命，将会导致严重疾病，但维他命本身并不会产生热量。”（顺便提一下这是德鲁克经常强调的重点。）
“从凯因斯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就像某些人仅从大师处取得药方，却未学会如何看诊。这种人最危险。”
“为了让比喻更富变化，我们不妨这样说，现代政治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就像是人体内的一块恶性肿瘤，虽然只有一磅重，却危及人的生命安全。”好一个让比喻更富变化！
“工会是一种反对祖织，是对付杜会毒素的抗体。”这句话的后半段是：“工会主义是一个社会体系所需的支撑架，可防止该体系的脊椎变成异常弯曲，而害得整个社会都受罪。”在同一个句子里，工会从抗体变成支撑架。看来，德鲁克博士花了相当的工夫，不让自己做出不恰当的比喻。
德鲁克百年，在中国，在当下
1、管理的成败关系世界的福祉。
2、大国崛起的命脉是企业，企业的根基在管理。
3、只有中国人才能发展中国。
1、2007…2008年中国A股市场的超级过山车改变了图书市场的热点和走向，读者的注意力首先从管理转向了理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对中国财富肆无忌惮的合围掳掠，把国人的注意引向了经济和金融，图书市场也一样跟着低回婉转，充满了各种队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政策的思考和争论。
2、人们进而开始思考谁在制定规则？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后知后觉？是谁在制定游戏规则？为什么我们的很多政策好象都是在为别人服务？
这许多年来，我们所谓引进资金、引进技术，这条路真的走对了吗？在引进技术，引进资金的同时，我们的管理进步了多少？
3、金融危机发生已经两年多了，回头我们反思，一国经济的基础不还是一个个真实的企业吗？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不还是要靠建立在实实在在的财富创造基础上吗？再看看中国的经济和中国企业，真的是金融危机拖累了我们？我们自己的经济政策是否出现了问题？我们自己的金融管理出现了问题？
4、早在2001年德鲁克就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当时的名字为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对中国的管理者说过：
“目前，无论是中国的工商业、通讯和交通行业，还是政府和教育机构，以及医院都急需大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发展中国家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国外的技术，也容易吸引外资。但是，技术和资本仅仅是工具而已。它们必须通过有能力的管理者才能发挥作用和功效。
而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懂得如何管理，知道如何去领导企业并促进它的发展，也知道如何去激励员工和让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
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即便引进管理者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引进的人数也将是寥寥无几。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只有中国人才能发展中国。”
是啊，只有中国人才能发展中国，我们要培养自己的管理者，不论是在企业还是在政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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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我总是感觉自己没有资格为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写序，但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邀稿盛情难却，此外，做为德鲁克先生生前少数耳提面命过的中国人之一，也有责任和大家分享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启迪。
改革开放初期，德鲁克夫妇来过中国。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从战争创伤的心理阴影中复原的艰难过程，他遇到的中国人充满活力和乐观精神，这一点令他惊讶不已。十年前我刚认识他时他告诉我，世界在前苏联解体后，只有美国一国独强的局面是不健康的，应该至少还有另一股力量可以和美国互相制约，在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这几个正在上升的大国中，只有中国有这种可能。他还说，中国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中国迅速培养大批有道德和有效的管理者至关重要。这也是他后来全力支持我创办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的原因。
德鲁克管理学院开办不久，有一位著名商学院的教授建议我们走精英教育的路线，收昂贵的学费，德鲁克先生反对这么做。他对我说：“中国固然需要大公司和领导它们的精英人才，但中国象任何国家一样，百分之九十的组织将是中小型和地方性的，他们必须发挥作用，单靠大公司，不能提供一个健康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功能。中国最大的弱点是作为一个大国，没有足够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你们有一大批能干的人，这些人在实际磨练中学会了怎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并取得了成效。他们可能只受过普通教育，也不是特别聪明、特别优秀，但却知道如何精巧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