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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哥的人（4）
（选自《忆》（1933—1936））
谈《家》
巴金
……
读者的好心使我感动，但是也使我痛苦。我并不为觉慧惋惜，我知道有多少“觉慧”活到现在，而且热情地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自己的精力和才能。然而觉新不能见到今天的阳光，不能使他的年轻的生命发出一点点光和热，却是一件使我痛心的事。觉新不仅是书中人物，他还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我的大哥。二十六年前我在上海写《家》，刚刚写到第六章，报告他去世的电报就来了。读者可以想象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完这本小说的。
……
我在前面说过，觉新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我常常这样想：要是我早把《家》写出来，他也许会看见横在他面前的深渊，那么他可能不会落到那里面去。然而太迟了。我的小说刚刚开始在上海《时报》上连载，他就在成都服毒自杀了。十四年以后（一九四五年）我的另一个哥哥在上海病故。我们三弟兄跟觉新、觉民、觉慧一样，有三个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种不同的结局。我说过好几次，过去十几年的生活像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这梦魇无情地摧毁了许多同辈的年轻人的灵魂，我几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个。然而“幼稚”和“大胆”救了我。在这一点我也许像觉慧。我凭着一个单纯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个目标走去：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许我做的事。我在自己办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内容浅薄而且有抄袭嫌疑的文章，我不能说已经有了成熟的思想。但是我牢牢记住佐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这三个大胆在那种环境里意外地收到了效果，帮助我得到了初步的解放。觉慧也正是靠着他的“大胆”才能够逃出那个正在崩溃的家庭，寻找自己的新天地；而“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却把觉新活生生地断送了。
有些读者关心小说中的几个女主人公：瑞珏、梅、鸣凤、琴，希望多知道一点关于她们的事情。她们四个人代表四种不同的性格，也是四种不同的结局。瑞珏的性格跟我嫂嫂的不同，虽然我祖父死后我嫂嫂给逼着搬到城外茅屋里去生产，可是她并未像瑞珏那样悲惨地死在那里。我也有过一个像梅那样年纪的表姐，她当初跟我大哥感情很好，她常常到我们家来玩，我们这一辈人不论男女都喜欢她。我们都盼望她能够成为我们的嫂嫂，后来听说姑母不愿意“亲上加亲”（她说，自己已经受够亲上加亲的痛苦了，我的三婶是我姑母夫家的小姐），因此这一对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听说我大哥结婚后，还用一个精致的小盒子珍藏着凤表姐送给他的头发和指甲。四五年后我的表姐做了富家的填房少奶奶，以后的十几年内她生了一大群儿女。一九四二年我在成都重见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了一个爱钱如命的可笑的胖女人。
一九五六年十月作
一九五七年六月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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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春》
巴金
我能够花那么多的笔墨描写觉新这个人物，并非我掌握了一种描写人物的技巧和秘诀。我能够描写觉新，只是因为我熟悉这个人，我对他有感情。我为他花了那么多的笔墨，也无非想通过这个人来鞭挞旧制度。
……
不用说，觉新仍然是我大哥的写照。大哥的生活中似乎并没有一个蕙，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蕙的影子。《家》的《初版代序》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话：“我相信这一个女人是一定有的，你曾经向我谈到你对她的灵的爱……”这是我的另一位表姐，她的相貌和性格跟蕙的完全不同。但是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保留着的这位表姐的印象和我大哥在去世前一年半对我谈起的“灵的爱”，使我想到应当创造一个像蕙这样的少女。后来我才把三姐的事加在蕙的身上。三姐的凄凉的死帮助我写成蕙的悲惨的结局。
海儿是我大哥的第一个儿子。孩子的小名叫庆斯。海儿的病和死亡都是按照真实情形写下来的。连“今天把你们吓倒了”这句话也是庆儿亲口对我说过的。祝医官也是一个真实的人。到今天我还仿佛看见那个胖大的法国医生把光着身子的庆儿捧在手里的情景，我还仿佛看见那个大花圈，和“嘉兴李国嘉之墓”七个大字。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到现在还不能忘记？因为我非常爱这个四岁多的孩子。“嘉兴李国嘉”在《春》里面就变成“金陵高海臣”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
谈《秋》（1）
巴金
有一位读者写信问我：用《秋》字作书名，除了“秋天过了，春天就会来的”这个意思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我因此想到《家》里面钱梅芬说过的那句话：“我已经过了绿叶成荫的时节，现在是走飘落的路了。”在《秋》的最后，觉新也想起了这句话，他自己解释道：“我的生命也像是到了秋天，现在是飘落的时候了。”《秋》里面写的就是高家的飘落的路，高家的飘落的时候。高家好比一棵落叶树，一到秋天叶子开始变黄变枯，一片一片地从枝上落下，最后只剩下光秃的树枝和树身。这种落叶树，有些根扎得不深，有些根扎得深，却被虫吃空了树干，也有些树会被台风连根拔起，那么树叶落尽以后，树也就渐渐地死亡。不用说，绝大多数的落叶树在春天会照样地发芽、生叶，甚至开花、结果。然而高家不是这样的落叶树。高家这棵树在落光叶子以后就会逐渐枯死。琴说过“秋天过了，春天会来……到了明年，树上不是一样地盖满绿叶”的话。这是像她那样的年轻人的看法。琴永远乐观，而且有理由乐观。她绝不会像一片枯叶随风飘落，她也不会枯死。觉民也是如此。但是他们必须脱离枯树。而且他们也一定会脱离枯树（高家）。所以即使像琴和觉民那样的高家青年会看见第二个春天、第三个春天，乃至三十五年以后的这个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空前明媚的春天，但这早已不是高家的春天了。高家早已垮了，完了。克明和觉新想挽救它，也没有办法。克明是被它拖死的。他死在它毁灭之前。觉新多活了若干时候，也可能一直活到今天，接受改造，因为究竟还有新的力量拉了他几下。在小说的最后觉新好像站起来了。其实他并没有决心要做一个“反抗者”。他不过给人逼得没有办法，终于掉转身，朝着活路走了一步，表示自己的“上进之心并未死去”。以后或死或活，或者灭亡或者得到新生，那要看他自己怎样努力了。
《秋》只写了高家的“木叶黄落”的时节。下一步就是“死亡”。“死亡”已经到了高家的门口。不用我来描写，读者也看得见。高家一定会灭亡。但是我在那个时候不愿意用低沉的调子结束我的小说。当时连我自己也受不了灰色的结局。所以我把觉新从自杀的危机中救了出来，还把翠环交给他，让两个不幸的人终于结合在一起，互相安慰，互相支持地活下去。我曾经说过觉新是我大哥的化身。我大哥在一九三一年春天自杀。这才是真的事实。然而我是在写小说，我不是在拍纪录片，也不是在写历史。
关于《秋》的结尾，我曾经想了好久。我也有过内心的斗争。有时候我决定让觉新自杀，觉民被捕；有时候我又反对这样的结局。我常常想：为什么一定要写出这样的结局呢？在近百年来欧美的文学作品里像这样的结局难道还嫌太少？我读过好些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作品，里面有不少传世的佳作或者不朽的巨著，作者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的现实，对不合理的人剥削人的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控诉，这些都是值得我佩服的。我知道他们写出了真实，我知道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制度一定会毁灭。但是作为读者，我受不了那接连不断的黑漆一团的结尾。我二十四岁的时候，在三四个月中一口气读完了左拉描写卢贡——马加尔家族兴衰的二十部小说。我崇拜过这位自然主义的大师，我尊敬他的光辉的人格，我喜欢他的另外几本非自然主义的作品，例如《巴黎》和《劳动》，但是我并不喜爱那二十部小说，尽管像《酒馆》、《大地》等等都成了世人推崇的“古典名著”。我只有在《萌芽》里面看到一点点希望。坏人得志，好人受苦，这且不说；那些正直、善良、勤劳的主人公，不管怎样奋斗，最后终于失败，悲惨地死去，不是由于酒精中毒，就是遗传作祟。我去年又读过一遍《大地》（这次读的是新出的英译本），我好几天不舒服。善良、勇敢、纯洁的少女死亡了，害死她的人（就是她的姐夫）反而继承了她的茅屋和小块土地，她的丈夫倒被人赶走了。我受不了这个结局，正如三十年前我读完莫泊桑《漂亮朋友》，那个小人得志的结局使我发呕一样。我并不是在批评那些伟大前辈的名著；我也不否认在旧社会里，坏人容易得志，好人往往碰壁；我也了解他们带着多大的憎恶写出这样的结局，而且他们正是在鞭挞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我不过在这里说明一个读者的感受和体会。我读别人的小说有那样的感受，那么我自己写起小说来，总不会每次都写出自己所不能忍受的结局。固然实际生活里的觉新自杀了；固然像觉新那样生活下去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他多活几年或者甚至活到现在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事实上也有觉新那样的人活到现在的。而且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想过，在我的性格中究竟有没有觉新的东西？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至今还没有把它完全去掉，虽然我不断地跟它斗争。我在封建地主的家庭里生活过十九年，怎么能说没有一点点觉新的性格呢？我在旧社会中生活了四十几年，怎么能说没有旧知识分子的许多缺点呢？只要有觉悟，有决心，缺点也可以改正；人可以改造，浪子可以回头。觉新自然也可以不死。
谈《秋》（2）
我常常说我用我大哥作模特儿写了觉新。觉新没有死，但是我大哥死了。我好几次翻读他的遗书，最近我还读过一次，我实在找不到他必须死的理由。如果要我勉强找出一个，那就是他没有勇气改变自己的生活，这当然是我的看法。他自己的看法跟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所以他选择了自杀的路。他自己说得很明白：
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是借贷来的，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些，二则不受时间影响。用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于是通盘一算，帐上每月只有九十元的入项，平均每月不敷五十元，每年不敷六百元，不到几年还是完了。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作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顺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吧。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我只恨我为什么不早死两三个月，或早病两三个月，也就没有这场事了。总结一句，我受人累，我累家庭和家人。但是没有人能相信我，因为我拿不出证据来。证据到哪里去了呢？有一夜我独自一算，来看看究竟损失若干。因为大病才好，神经受此重大刺激，忽然把我以前的痰病引发，顺手将贴现的票子扯成碎纸，弃于字纸篓内，上床睡觉。到了第二天一想不对，连忙一找，哪晓得已经被人倒了。完了，完了。……
遗书里所提到的“痰病”，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神经病”。我大哥的确发过神经病，但也并不怎么厉害，而且也不久，大约有一两个月的光景。我记得是在一九二○年，那就是《家》的年代。在《春》里觉民写信告诉觉慧（一九二二年）：“大哥……最近又好像要得神经病了。有一天晚上已经打过三更……他一个人忽然跑到大厅上他的轿子里面坐起来，一声不响地坐了许久，用一根棍子把轿帘上的玻璃都打碎了。妈叫我去劝他。他却只对我摇摇头说：‘我不想活了。我要死。我死了大家都会高兴的。’后来我费了许多唇舌，才把他说动了。他慢慢地走下轿来，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里去。……以后他就没有再做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