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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有个张伯苓（1）
张伯苓如何找钱和用人
1946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美国过70大寿，老舍和曹禺合写献词：“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吹，也不是谤，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1919年至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有着传奇的人生——他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当过清朝海军，参加过壮丽的甲午海战；他当过私塾教师，他又是美国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他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又在天府之国的重庆创办新的南开中学；他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又是中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奥运第一人”，被誉为“中国的顾拜旦”；周恩来是他的学生，张学良是他的朋友，他也曾与蒋介石、汪精卫多有过从。
“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张伯苓开始教育救国的历程。1898年11月，张伯苓怀着上述信念，弃武从文，回到天津，执教严修（字范孙，被称为“南开校父”）家馆。张伯苓在严馆肩负英语、数学、理化等课程的教学，同时增加操身（即体育）课程。1907年，学堂迁入新址，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1919年，私立南开大学终成立。张伯苓的人生与“南开”牵系在了一起。
从盐碱滩建起闻名全国的一所大学，靠张伯苓到处托钵化缘，一砖一瓦挣来。在抗战前30余年发展中，张伯苓为南开系列学校募集数百万资金，仅南开大学资产就增长到近三百万银元。张伯苓办私立大学，懂得变通，可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没有他的变通，也就不会有今日的南开。他有一句名言：“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是一个理儿。”颇有英雄不问出处之意。
张伯苓说过，大学校长，第一条找钱，第二条找人。找钱，他找出了艺术；找人，他也找到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南开聚集了一批教授，包括后来任职西南联大的化学系系主任杨石先、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商学系主任丁佶、化工系主任陈克忠、中国近代数学的开创者姜立夫等等。
耶鲁大学博士、南开商学院教授何廉曾多次面对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且工作和职责都更自由自在。他在《何廉回忆录》中写道，“张校长站起身来，极其热情而真诚地说，我应当留在南开，因为南开比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更需要我。他答应对陶教授说明我的情况，并且提出从大学预算中拨一部分款项供我下一学年研究之用。他还建议减少我的授课时间。我深受感动，当即决定留在南开。我向他建议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他同意了。”——这就是后来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南开有个张伯苓（2）
南开教授的月薪没有清华的高，但张伯苓能聘请到一大批著名的学者，知人善任，由此可见一斑。
张伯苓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办学思想和实践，强调“德育为万事之本”，德、智、体、美四育并进，手订“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教育学生“尽心为公，努力增能”，培养爱国为公、服务社会的人才；反对照搬欧美教育制度，主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结合中国实际，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做出重要的贡献。
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张伯苓发展出一种迥异于北大、清华的“实业兴学”路线。南开之“私立”，不只体现在经济上的自筹资金，更落实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与“自立”。
不过，张伯苓的“实业兴学”路线曾面临非议。《何廉回忆录》写道：“他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他的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
晚年的张伯苓逐渐认识到人文精神养成的重要性，8年的西南联大岁月，也给了南开更开阔的视野。1946年后，南开增设中国文学系。
参加牯岭茶话会
1937年7月初，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著名学者胡适、陈岱孙接到通知，去庐山牯岭参加茶话会。被邀请与会的，除军人外还有政界、学界、实业界及新闻界人士。蒋介石宣布对日全面抗战。蒋介石表示，中国只有抗战，更只有抗战到底。张伯苓一言不发，静听各人讲话，到了最后，才说一句：这件事，还是要听委员长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不顾国际公法，首先把炮火对准南开大学，对准传承文化的普通教师和学生。炸弹无情地降落在了南开中学、南开女中。8月，在牯岭参加完茶话会到南京后，蒋介石又约张伯苓、胡适、梅贻琦、陈布雷、陶希圣等人在黄埔路官邸午餐，张伯苓一开口就老泪纵横，说：南开被日军炸掉了，自己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蒋见状当场表示：“南开为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虽然南开大学遭到轰炸，张伯苓的教育事业被日寇野蛮地摧残，但南开的抗日和爱国精神永远不倒。张伯苓在南京说：“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南开、北大、清华三校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的方案是三位校长与###磋商后决定的。9月10日，###下文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长沙方面，###派定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杨振声（###代表）、胡适（北大文学院院长，随后任驻美国大使）、何廉（南开大学教授）、周炳琳（###次长）、傅斯年（北大教授、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经农（湖南教育厅厅长）、皮宗石（湖南大学校长）、顾毓琇（清华大学教授）为筹备委员。指定张、蒋、梅为长沙临时大学常委，杨为秘书主任。筹委会设主席一人，由###部长王世杰兼任。9月3日，在长沙举行第一次筹委会，确定校舍、经费、组织等事项。
南开有个张伯苓（3）
长沙临大文学院宿舍对话
临大文学院设在衡山半腰的圣经学校分校，距南岳有三四里。男生所住的四十九标营房是两层木结构建筑，十分陈旧破败，虽加修缮，底层仍比较潮湿，排满双层大床，光线尤其暗淡；楼上光线稍好，学生一律睡地板。下起雨来，多处漏水，只好在被子上蒙块油布，枕畔支柄雨伞，方能“高枕无忧”，一觉睡到天亮。
关于住宿的不尽如人意，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当他们搬进四十九标营房不久的一个上午，三位常委由秘书主任杨振声陪同巡视宿舍。蒋梦麟看到宿舍破败，设备又极其简陋，认为这会影响学生身心，不宜居住；张伯苓则认为国难方殷，政府在极度困难中仍能顾及青年学子的学业，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学生正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梅贻琦原是南开张伯苓的学生，未表示态度。蒋梦麟听了张伯苓的话，就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张伯苓很不高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
张伯苓说这话，和他的经历和教育主张有关，他希望年青学子在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奋斗，不屈不挠。甲午战败，年轻的海军军官张伯苓悲痛欲绝。他痛感我中华虽广土众民，但国民身体不如人，精神不如人，非从根本上改造不可。他最早关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全力推进中国与东亚及世界体育交流。
长沙临大时期，张伯苓兼任军训队长，黄钰生和毛鸿为副队长，学生全部接受军事管理和训练，编成若干大队、中队、小队，并按编制排定床位，不容自由散漫。所以，临大文学院男生宿舍成为“四十九标营房”。
1937年12月上旬，长沙临时大学成立了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为学生们直接参加抗日工作提供实际帮助。张伯苓向学生们宣布：“凡服务国防有关机关者，得请求保留学籍。其有志服务者，并得由学校介绍。”不到两个月，根据教务处登记簿的记录，在长沙临时大学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和肄业证明的就有近三百个同学。张伯苓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他经常通过周恩来把优秀的师生和南开校友推荐到抗战前线去工作。
“我的表你戴着”
1938年4月2日，根据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通过的决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然由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任最高行政领导——常务委员会委员。
三校既联合，又独立，按照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的说法，三校的状态是这样：本科学生和担任本科课程的教师，以及在联大负责行政工作的人员，是联合的部分；在昆明新聘请的教师，为了教学需要，只发联大的聘书，三校之一认为这个人很好，另加一份聘书，表示三校分家后，可以继续聘请他回北京或天津。三校独立的地方还在于，都有各自的办事处和研究机构。对于三校的既联合又独立，冯友兰打了个比方：
南开有个张伯苓（4）
当时的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都有自己经营的事业。
张伯苓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三位校长都去负责学校管理工作，极有可能出现矛盾和问题，最终导致管理混乱，因此就将管理职权全部交给蒋、梅二人，自己前往重庆南开中学。他有些调侃地告诉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意即“你代表我”。后来，蒋梦麟也另兼他职，于是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具体事务由梅贻琦来掌管。
联大初到昆明，好多联大的学者、“中央研究院”的学者家里的家具都是用汽油箱子拼装的，外面罩上布套。有一次，张伯苓去赵元任家，就坐在这种凳子上。张伯苓身高体重，坐在这种摇摇晃晃的凳子上，生怕坐垮了，自己用两只手撑着，和赵元任、杨步伟夫妇谈了很久。杨步伟看他很累，就说换个地方坐坐吧，他把一只手往上一抬，说不累，可是身子往后一斜，几乎跌下来。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联大时期，张伯苓虽因政务羁缠，但其教育理想与信念不改，依旧关注国家与民族命运，也时时考虑着南开的复兴和未来图景。1942年，张伯苓敏锐地感觉到法西斯败亡指日可待，南开复校为期不远，故积极开展起人才储备和学术拓展活动。同年，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他更是急切地督责负责人员努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希望将南开的“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理念融入边疆教育，达到造福边疆的目的。抗战胜利后不久，1945年10月2日，张伯苓派时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的黄钰生、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回天津办理复校工作。
三校联合的基础
西南联大学是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特殊的存在方式，之所以成为中国教育史的奇迹，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精神使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时期的稳定和发展，是和三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三十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重庆告诉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应隆重地庆祝。黄钰生在会上大作“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贻琦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材生。接着，冯友兰登台说，要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好多人。之后，会议非常热烈，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互相支援的情形。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上。［1］［1］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有一年联大校庆，黄钰生谈到三校同仁在一起工作和谐应归功于三校具有如云、如海、如山的风度，即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稳重如山。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就配上“自然、自由、自在”为下联。他解释说，自然是求真不贵做作，自由是同善不尚拘束，自在是无求有所不为。他认为在如云、如海、如山的气氛中，三校同仁必然向往自然、自由、自在。
当时，不论是清华、北大的校长还是一些知名教授，多多少少都和南开大学有着某种联系，可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