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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22日）
吴宓是一位颇有儒家风范的学者，尽管他有一颗为情所困的内心。小偷偷了他的西服，他就穿旧式的长袍和夹克。他走路时总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持手杖，坚持走直而窄的路，绝不抄近路横穿草坪。下午三点的约会，他会在两点五十出现，但礼节意识不允许他在三点整之前敲门。
吴宓为了生活中的小事烦恼，叶公超借了他的钱，却忘了还。《吴宓日记》1938年2月25日说：“公超陪宓至交通银行，以国币三十五元，换得港币三十二元，公超借去宓港币十元10H．K．（始终未还）。”是不是在这方面有了教训，此后，吴宓借给别人钱要催人还。他说：“我应当催他还，这是帮助他，怕他万一忘掉成为品德上的污点。”大概是受了《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的启发。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
当然，吴宓心中永远的永久的痛就是毛彦文，他经常与贺麟、浦江清等人谈他心中的遗憾与矛盾。1943年8月20日，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吴宓于昆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五十自寿》，对毛彦文的感情一如既往：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世里音书绝，梦中神影现。怜伊多苦悲，孀居成独善。孤舟泛黄流，群魔舞赤县。欢会今无时，未死思一面。吾情永付君，坚诚石莫转。相抱痛哭别，安心归佛殿。即此命亦悭，空有泪如霰。
吴宓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的灵魂对爱情也有宗教般的执著，他的性格里的偏执和犹豫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在昆明结交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曾了解他灵魂里的孤独和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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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离开联大的“难言之隐”（1）
钱钟书1937年从牛津毕业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本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1938年，钱钟书将要回国时，不少大学想聘他，最后，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占了上风，当时竭力促成钱钟书回清华任教的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请钱钟书来西南联大教书的除了冯友兰，还有钱钟书的老师吴宓。
西南联大聘请钱钟书为教授，在外文系执教，是破格聘请的。其时，钱钟书刚过28岁。冯友兰给梅贻琦的信中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
1938年10月下旬，钱钟书抵达昆明，他为联大外文系学生开了三门课：大一英文（六个学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四个学分）、现代小说（二个学分）。
在许渊冲的印象中，“钱钟书先生读中文书、外文书数量之多，冠绝一时”。在何兆武的印象中，钱钟书眼界极高，一般人难入其法眼，与同事相处并不好。当时《大一英文》分3个组，A组的陈福田注重美国英文，B组的钱钟书注重英国英文，C组的潘家洵注重中文翻译。在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是潘家洵，很多人在窗子外面听他的课，听他翻译易卜生的作品。许渊冲听过钱钟书的大一英文课，他记录了钱钟书上课时的情形：“钱先生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只讲书，不提问题；虽不表扬，也不批评，但是脸上时常露出微笑。”许渊冲还记得课堂上的一个细节：当时昆明的电影院正放映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钱钟书微笑着说：“有许多人看了这部电影，男的想做罗密欧，女的想做朱丽叶。”钱钟书口才极好，人很风趣，许渊冲说，钱先生妙语如珠，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慨。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现代小说是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的选修课。据王佐良的回忆，钱钟书第一天上课时，叶公超亲自至教室介绍钱钟书，说钱是他的学生，得意之状，喜形于色。吴宓借阅了李赋宁记录的这两门课程的笔记，对钱钟书授课非常佩服。由此可见，联大的教授都是爱才的。
钱钟书住文化巷11号，邻居有顾宪良、周珏良、李赋宁、杨武之等人。此时，杨绛在上海，夫妻两人异地分居，钱钟书自然想念妻子和女儿。钱的《昆明舍馆作》第一首、第二首是怀人的：万念如虫竞蚀心，一身如影欲依形。十年离味从头记，尓许凄凉总未经。屋小檐深昼不明，板床支凳兀难平。萧然四壁埃尘绣，百遍思君绕室行。
联大在文化巷的宿舍很小，钱钟书说“屋小如舟”，他为栖身之所取了名为“冷屋”，写了一系列嬉笑怒骂的妙文，辑为“冷屋随笔”。钱钟书在此写的随笔《一个偏见》开头说：“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钱钟书本人有没有傲慢与偏见呢。
钱钟书离开联大的“难言之隐”（2）
不少论者认为，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只教了短短一学年，因和同事关系紧张，不辞而别。钱钟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说法是钱钟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据说他曾有此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叶公超和钱钟书的矛盾是否因此而起，不敢贸然下结论，但两人之间貌不和、神已离，这是事实。据学者李洪岩考证，《围城》中诗人曹元朗的原型是叶公超。所以，当若干年后有人向叶公超问起钱钟书在联大的情况时，叶公超竟回答说他不记得钱钟书曾在那里教过书。
叶公超和钱钟书这曾经的师生因何不甚和谐。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披露：联大外文系里收购钱钟书从国外带回的西书，没有依价偿付书款。这事情和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有关。《吴宓诗集》中收录了钱钟书致吴宓的一首诗，让我们隐约看到事情的原委：“清缮所开目，价格略可稽。应开二百镑，有羡而无亏；尚余四十许，待师补缺遗。媵书上叶先（叶公超），重言申明之。珏良（周珏良）所目睹，皎皎不可欺。朝来与叶晤，复将此点提；则云已自补，无复有余资。”这件小事可能影响到两人的关系。
1939年暑假，钱钟书去上海探亲，再也没有回联大。这是钱钟书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钱钟书为何舍弃了联大，选择去湖南蓝田师院执教？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已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想让钱钟书也往蓝田师范，一面任教，一面照顾自己。杨绛晚年撰文回忆说：“锺书的母亲、弟弟、妹妹，连同叔父，都认为这是天大好事”。主要是不忍拂逆父亲意愿，钱钟书写信给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说他因老父多病，需他陪侍，这学年不能到校上课了。杨绛说：“钟书没有给梅校长写信辞职，因为私心希望下一年暑假陪他父亲回上海后重返清华。”
叶公超没有回信答复，想来他将此事向梅贻琦汇报。所以才有了梅贻琦两次电报挽留。叶公超为何没有回信答复，是不屑一顾懒得回，还是得知钱骂自己“太懒”意气难平、故意不回？这是个谜团。1939年9月21日，吴宓的日记中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八点三十分回舍，接公超片约，即至其宅，悉因钱钟书辞职别就，并商谈系中他事。”
钱钟书暑假没有收到叶公超的回复，杨绛回忆，在这样的情形下，“十月十日或十一日，钟书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和蓝田师院聘请的其它同事结伴离开上海，同往湖南蓝田。”谁知，钱钟书刚走一两天，杨绛就收到沈茀斋（沈履，杨绛的堂姐夫）来电，好像是责问的口气，怪钱钟书不回复梅校长的电报。
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钱钟书和杨绛夫妇没有收到梅贻琦的第一封电报。杨绛立即写信告诉钱钟书梅校长发来过电报，并附去茀斋哥的电报，一起邮寄到蓝田师院。钱钟书从上海去湖南蓝田的这段旅程，走了三十四天，可谓“道路阻艰，行李繁重，万苦千辛”。12月5日，钱钟书致信梅贻琦和沈履，说明事情的原委，不妨将钱钟书致梅贻琦信抄录如下：
月涵校长我师道察：七月中匆匆返沪，不及告辞。疏简之罪，知无可逭。亦以当时自意假满重来，侍教有日，故衣物书籍均在昆明。岂料人事推排，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九月杪屡欲上书，而念负母校庇荫之德，吾师及芝生师栽植之恩，背汗面热，羞于启齿。不图大度包容，仍以电致。此电寒家未收到，今日得妇书，附茀斋先生电，方知斯事。六张五角，弥增罪戾，转益悚惶。生此来有难言之隐，老父多病，远游不能归，思子之心形于楮墨，遂毅然入湘，以便明年侍奉返沪。否则熊鱼取舍，有识共知，断无去滇之理。尚望原心谅迹是幸。书不尽意。专肃即叩
钧安
门人钱钟书顿首上
十二月五日
杨绛撰文指出，钱钟书的难言之隐、不堪为外人道的隐情，说白了，只是迫于父命，“而钟书始终没肯这么说。做儿子的，不愿把责任推给父亲，而且他自己确也是毅然入湘”。虽然钱钟书是在没有收到梅贻琦电报的情况下去了湖南蓝田，但在情理上，钱钟书也意识到，“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1］［1］钱钟书致沈茀斋信
我们从钱钟书离开联大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联大的气度，也可以看出钱钟书为人处世的态度。
梅贻琦爱才心切，仍驰电挽留，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确是爱才心切，不计较私嫌、广纳人才。这种胸襟，令人佩服。另一方面，联大的机制和学术环境，允许教授自由流动。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大概不是发自内心，是尊父亲之命。另一方面，钱年少气盛，恃才傲物，言语有点刻薄，话锋带讽刺，自然会得罪某些联大同仁，有的是他清华园昔日的老师。人生就是这样，有得有失。钱钟书去蓝田师范学院任教的经历，是他创作《围城》的素材。
钱钟书离开联大隐约折射出联大外文系人际之间的矛盾。1940年春，吴宓因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不聘钱钟书，愤愤不平，斥为‘皆妄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又怨公超、福田先生进言于梅校长，对钱等不满。”另据《吴宓日记》记载，吴宓曾和陈寅恪说到此事，陈的意见是“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
有了西南联大和蓝田师范学院的经历和遭际，钱钟书后来在小说《围城》中塑造了很多学者的形象，虽然是小说，但也暗含他对当时的学者的评价，小说曲折地映照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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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铨与战国策派（1）
陈铨是20世纪40年代名噪一时的“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德文学交流杰出的开拓者与先行者。可是，由于历史的误会，陈铨长期退隐于历史深重的帷幕之后，少人问津。
作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研究尼采和叔本华的专家、《浮士德精神》的作者，1934年，陈铨回国时身怀奥柏林大学硕士和基尔大学博士文凭。因此，他在清华大学同时讲授英国和德国文学。
1937年，陈铨举家随清华大学南迁。由于历史的风云际会，陈铨、雷海宗、林同济相聚在昆明，为“战国策派”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战国策派”，得名于陈铨、雷海宗、林同济等人于1940年4月创办于昆明的《战国策》半月刊。除了陈铨、雷海宗、林同济、贺麟等人之外，还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聘为刊物的特约撰稿人，比如朱光潜、冯友兰、陶云逵、沈从文、费孝通等。主持人是林同济和何永佶，何当时是云南省财政厅厅长缪云台的秘书，何说动缪出钱，支持每期刊物的费用。后来，由于日本人空袭频繁，纸张印刷遇到问题，再加上其他问题，这份刊物于1941年4月宣布停刊。而后，林同济、陈铨和雷海宗与设在重庆的《大公报》商议，得到《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的支持，开辟了《战国》副刊，每周一期，编辑部设在云南大学政治系，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7月，共出版了三十一期。1943年7月，陈铨又创办了名为《民族文学》的杂志，出版了五期之后，不得不宣布停刊。这几份刊物就是“战国策学派”的主要阵地。
“战国策派”为何一呼百应，得到诸多联大学者的支持？显然和其诞生的时代背景有关系，他们在抗战的旗帜下，其初衷是致力战时的文化重建，“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正是这样一种思想，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才走到一起，因为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会对中国的危机有相同的历史感受，“战国策派”所集中的这批知识分子，他们思考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在世界民族生存竞争中保存自己的民族。［1］［1］季进曾一果著《陈铨：异邦的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