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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韩咏华26岁，这在旧社会结婚相当晚了。张伯苓偕胞弟张彭春亲赴北京祝贺。
1933年至1935年，韩咏华在清华大学旁听了一段时间陈福田的英语、钱稻孙的日语和金岳霖的逻辑学，事先曾征求梅贻琦的意见，他不反对，但要求夫人既想学就要把课程坚持学到底。
在昆明，梅贻琦家住在花椒巷，一年后迁往西仓坡。正面小楼楼上是梅贻琦的书房和卧室，他和儿子梅祖彦同屋住，楼下即是联大办事处。韩咏华住在西面小楼上，楼下是会客室。教务长潘光旦住在南面楼上。此时，梅贻琦的三女一子在联大就读。
###发给联大学生补助金，梅贻琦不让子女领取补助金。1943年，梅贻琦获悉老母去世，同仁建议他当天不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在学生积极投笔从戎的过程中，独生子祖彦自愿参军，在学校和家庭作风一样民主的梅贻琦同意了。
韩咏华在1981年春写的《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中提到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的艰苦生活，他们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家常的菠菜豆腐汤已是相当不错的待遇。教授夫人为补贴家用，吴有训的夫人王立芬绣围巾，卖给驻扎昆明的美国盟军，韩咏华做糕点出售，“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后来，韩咏华就与潘光旦夫人、袁复礼夫人组成“互助组”，自制这种上海点心，到冠生园食品店寄售。梅贻琦家离冠生园很远，来回要一个半小时。韩咏华不舍得穿袜子，光脚穿皮鞋，把脚都磨破了。 。。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4）
当教授们到梅校长家议事时，常常受到热情的招待。当他们围坐一桌，品尝梅夫人亲手做的糕点时，深为她的坚韧、乐观精神感动，便将这糕点命名为“定胜糕”。即谓：抗战一定胜利！从此，“定胜糕”的名字叫响了西南联大和昆明城。
韩咏华参加昆明女青年会活动，与名流龙云夫人、缪云台夫人在一起。活动时，大家轮流备饭。一次轮到梅家，家里没有钱，韩咏华就到街上摆一个小摊，把子女们小时候的衣服、毛线编结物去卖，卖了十元钱来待客。
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到昆明，拜访联大的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朋友，梅贻琦在家为费正清举办晚宴。联大聘请的美籍教授温德告诉费正清，梅贻琦的月薪不足六百元，而这次宴会费用不下一千元。这加深了费正清对联大教授生活艰难的认识。“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他才一英寸高的一瓶专治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它应当能换回这一千元。”［1］［1］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梅贻琦的幽默
梅贻琦有严肃的一面，但也富有幽默感。梅贻琦有“寡言君子”之称，在同事、家人、朋友和学生眼中，几乎是一个完人。梅贻琦话少，更少下断言。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清华大学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拥护梅校长”。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不倒翁，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关于梅贻琦的幽默感，有一逸闻趣事。抗战时期，在昆明，梅贻琦和韩咏华到呈贡吴文藻、冰心家中度周末，梅贻琦看到冰心写了一首调侃夫婿吴文藻的宝塔诗，这诗中说吴文藻是一个傻姑爷，“原来教育在清华”。梅贻琦看后，妙笔一挥，续写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交际花。”在座的清华出身的学者们都笑得很得意，而冰心只好自认“作法自毙”。
梅贻琦安步当车
梅贻琦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以身作则，为联大节省每一分经费，不因为自己是联大的领导而搞特殊化待遇。刚到昆明，梅贻琦辞退司机，把归他个人使用的小汽车让给联大公用。他外出公务、办事，近则步行，远则搭乘蒋梦麟或别人的车。
1941年7月，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贻琦联系到了飞机票，恰好又得到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邮车是当时成渝公路上最可靠的交通工具。梅校长觉得邮车只比飞机晚到一天，既可以三人不分散，还可以为公家节约两百多元，于是，坚决退了飞机票。［1］［1］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5）
从《梅贻琦日记》中，常看到，他经常和子女安步当车，走一段不近的路。
1941年5月11日，是个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梅贻琦带次女梅祖彤、公子梅祖彦及幼女梅祖芬去梨烟村。梨烟村是清华大学教授和职员家属疏散居住地，坐落在玉案山脚下，坐西朝东，村后大山横亘。全村南北展延约三、四里，一条主街在村中蜿蜒，街道两旁散落着农家住户，树丛、池塘和打谷场点缀其间。据说过去村里梨树很多，有“梨园”之称。在云南话里“园”和“烟”相谐，因此通常在文字上把这个村子写成“梨烟村”，后来正式定名为“龙院村”。
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三孩步行至十一点一刻始到。因郁文（韩咏华字郁文）在潘家（潘光旦家，住大河埂村），遂同往，留午饭。饭前约十二点敌机来，炸市区。后入城，知为近日楼一带及东门外（被轰炸）。饭后至惠老师（房东）院看新房，尚须三数日始修好。四点与三孩同步行返城内，六点到家。因途中缓缓行来尚不觉倦，三孩则较为高兴矣。郁文乘车五时后即到。”
梅贻琦外出，有时以人力车代步。从这一天的行程来看，梅贻琦是步行，一走就是两个小时。
梅贻琦的晚年
1948年底，傅作义将军息兵，共产党军政人员开始入驻北京。梅贻琦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1］［1］吴泽霖《在回忆梅贻琦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8年12月21日，梅贻琦乘飞机由北平去南京，后经上海、广州、香港，转道巴黎，于1950年到了美国。1955年，梅贻琦定居中国台湾，创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附办研究生院。
当时，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可以说梅的判断和选择代表了当时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时局的看法。
1956年10月，中国台湾新竹清华第一届研究生入学。梅贻琦在中国台湾始终不愿意将研究所改称为清华大学，他经常说：“真正的清华在北平。”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北，打开他病中一直随身携带的一个加锁的箱子，里面全是学校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分毫不爽，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他去世后，研究所始改称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他的墓地即在校内，被称为梅园，遍植梅树，芳香飘溢。而一年一度的祭“梅”活动，已经成为中国台湾新竹清华人不变的传统，是对梅贻琦永远的纪念。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中国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叼着烟斗的傅斯年（1）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我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先后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病逝。
傅斯年压翻了车
1938年春，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奉命押送三百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租赁云南大学隔壁的青云街靛花巷三号，这栋楼房临近翠湖。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史学大师陈寅恪都在这里居住过。此外，联大国文系主任罗常培，总务长郑天挺等人也曾在此留住。
1938年夏天，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携妻带子来到昆明，与史语所同人相会于昆明靛花巷三号。随着日军空袭昆明，傅斯年和史语所疏散到龙泉镇龙头村。
史语所搬迁，主要就是傅斯年视为珍宝的21万册藏书。山高水险，行程万里，傅斯年亲自选择路径，并指定由图书管理员那廉君负责护送。那廉君的回忆文章，提到傅斯年在昆明生活的场景：
傅先生在昆明乘坐人力车，大概是从拓东路到靛花巷的住所。昆明的人力车夫，拉起车来，总是飞快地跑，和长沙人力车夫的斯文慢步，正好相反，如遇到下坡路，总是把“车把”用胳膊一抱，两脚悬空，直冲而下。这一次由于傅先生又胖又重，走近逼死坡（就在翠湖边，是南明时代遗迹，今仍有“永历帝殉难处”碑记），那是极大的斜坡，车子急速滑下，滑得过猛，于是车子翻覆了，车上人掉下来，车子也摔坏了。可笑的是车夫不但不表示歉意，反怪乘客身体过胖过重，要他赔车子。
关于傅斯年之胖的故事，还有一则有趣的逸事。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最后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
叼着烟斗的傅斯年（2）
“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
1938年9月28日，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昆明后，驻昆的研究机关疏散到郊外。史语所的石璋如因考察过龙泉镇瓦窑村的陶瓷烧制情况，认识了棕皮营村的赵崇义村长，看到他家附近有一座佛寺，响应寺，寺内有相当大的一个空院，背靠宝台山，面对金汁河，环境清幽。傅斯年实地查看后，史语所全部搬迁到响应寺。由于办公场所拥挤，宝台山上还有两座佛寺，于是，史语所图书馆和部分科研小组，租用两个寺庙。这是一段安静的日子，虽然头顶有敌机飞过，但不必跑警报了。傅斯年在宝台山上的弥陀寺的“观音殿”（善本图书室）内校勘《明实录》，读书，写学术论著。［1］［1］陈立言《傅斯年在昆明》
傅斯年租用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家的地自建房子，打算长住，等待抗战胜利。然而，1940年冬，史语所迁到四川南溪李庄镇，傅斯年离开了昆明。
傅斯年离昆后，他建的房子由古琴专家查阜西继住。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在棕皮营附近的寺庙安营扎寨期间，金克木访问过他。1939年，金克木获得一个机会到湖南大学教法文。暑假期间，他到昆明拜访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教授。罗给金一张名片，介绍金去见在昆明乡间的傅斯年。
金克木回忆说，“傅胖子”叼着烟斗出来见我时没端架子，也不问来意。彼此在桌边对坐后，他开口第一句就是：“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不像讲课，也不像谈话，倒像是自言自语发牢骚。
在一所大庙式的旧房子里，一间大屋子用白布幔隔出一小间，里面只有桌子椅子。开门见山，没说几句，傅斯年说研究“西洋史”的没有一个人。金克木打断他的话，提出一位教授。傅斯年叭嗒一口大烟斗，说：“那是教书，不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