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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同盟军的节节胜利，严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乃指责*违背《塘沽协定》所定条款之第一条和第四条，*不得用刺激日军感情之武装团体，又不得作一切抗战扰乱行为，并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汪精卫，当即向冯玉祥发电报指责：“焕章兄，在察抗战，乃是走不通的一条死路，当速赴京，徐图救国大计。”冯玉祥对汪精卫亲日向来反对，今观汪精卫在电报中责备自己抗日，乃复电讽刺道：“何敬之代表国民政府刚刚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但政府似乎还和日本还达成了抗日有罪的不成文的协定，按照这个协定，我决定抗日就是找死。但是死在抗日的旗帜下，我的良心是平安的，我宁为抗日而死，也决不离开此地。”
（一百七十八）
汪精卫收到冯玉祥的电报后，拿着冯玉祥的电报来见蒋介石，对蒋介石道：“这个冯焕章，中央多次发电，促其南下，彼一直坚持与中央分庭抗礼，今又为了笼络民心，煽动抗日，今在察北所组织的抗日同盟军发展迅速，人数已达十余万，在察北影响很大，对日本人刺激也很大，日本人向我政府提出抗议，如不设法制止其抗日行为，激怒了日本人就麻烦了。”蒋介石听了汪精卫的一番话，从座位上站起，离开办公桌，倒背着双手在室内蹓跶了好几圈后，对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侍卫官道：“给何敬之发报，令庞炳勋、冯钦哉、关麟征等部进驻沙城，怀来、延庆一线，以王以哲、徐庭瑶率部进驻平绥线，领傅作义率部由绥远，沿平绥向察哈尔推进。”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指令从七月九日陆续调兵进逼张家口。日军北路军总指挥第六师团师团长坂本政右卫门见中国军队有围攻张家口的迹象，大喜，立即令平贺旅团，又配以张海鹏伪军两万余人，共计兵力约五万人向察哈尔发动进攻。冯玉祥见何应钦调兵进逼张家口，日军也很巧妙地与其配合向察哈尔进攻。知道自己和抗日同盟军的抗日行动激怒了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为了自卫，乃令吉鸿昌、方振武分兵两路，一路继续对敌作战，一路回师，在张北和宣化驻防，并准备迎击北上之中央军。十八日中央军铁甲车突然北上，开过下花园，冯玉祥为避免和中央军发生直接冲突，延缓内战爆发，下令炸毁铁桥，阻止中央军北上，谁知这一本系为国家和民族安危的举动，更激怒了国民政府当局，汪精卫与冯玉祥向来不和。得着这个机会又向蒋介石进言道：“冯玉祥此举已经表明其反抗中央的态度，我建议军事委员会对冯采取武力解决。”一直对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深怕冯玉祥军事实力发展后，会东山再起拥兵自重，成为自己的政敌而对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耿耿于怀的蒋介石经汪精卫这么一挑，遂当即电令何应钦对冯玉祥之抗日同盟军采取军事行动。何应钦得令后乃令庞炳勋为总指挥，率关麟征、冯钦哉兵分三路进攻张家口。冯玉祥一面迎战自卫，一面通电全国向各界陈述：“冯某组织抗日同盟军，完全是为了抗日，现因抗日获罪于中央，中央将本应用于抗击日寇的国防军，用于围剿抗日同盟军。日本侵略军，及其走狗伪满洲国之伪军与其配合默契，也率军联袂而来，抗日同盟军组建至今，不足两月便为国收复省城一座、县城十余座，国土近万平方公里，不知罪在何处，如今既要抵挡日伪之进攻，又要对付中央军之围剿，玉祥无奈，特通电全国，请社会各界各方主持正义。”冯玉祥此电发出后，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掌管一方的大员们，有致电国民政府五院院长的，请：“饬令停止入察之师，勿轻启兄弟阋墙之祸，为外人所笑。”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速停入察之师，若仍一意冥顽，当采断然措施。”有的直接发电给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应以国家为前提，民意为向背，不应为个人所用，为乱命所操持。”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太大，又因为对抗日同盟军实施围剿的兵力还未全部到达指定集结地点，军事布置尚未全部完成，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遂令停止对抗日同盟军的进攻，七月下旬国民政府的要员齐集卢山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对冯玉祥实施制裁和消灭抗日同盟军。
（一百七十九）
争论很是激烈，意见各有不同，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冯玉祥擅立军政名义，名曰抗日，实乃包藏祸心，抗日同盟军必须予以坚决消灭，又冯玉祥一直有亲共之嫌，并与中央分庭抗礼，蛊惑人心，擅立军政名义，破坏政府之国防计划，应予以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另一种意见是“冯玉祥为人正直，朴实无华，爱国之心如赤子之对父母，当予以支持。”两种意见争论良久，胜负不分，所谓不分者原因是持第一种意见者人虽少，而权重，持后一种意见者人虽多，但权轻，因而相争，而不相上下。蒋介石见两意见争执得相持不下，乃说道：“一个国家只能是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支军队，异党异军乃肇乱之源，为了使国家之政令，军令得以统一，因此，不管以任何名目为由所组织的党派，军政之名目都必须予以取缔和剿灭之。”蒋介石的一番话平息了两种意见的争论，会场上顿时出现了如一潭死水般的静谧。这时一位声名显赫和冯玉祥私交甚好，一贯钦佩冯玉祥为人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满的国府要员孙科发表意见道：“冯玉祥抗日深得人心，如中央一定要剿灭抗日同盟军的话，中央一定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为今之计，只要冯玉祥放弃抗日同盟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职务，中央则不必对冯玉祥给予任何手段地处理，也不必向察哈尔增兵，我相信双方定能自然罢兵。根据我国现在之国情，更加需要安定，不发生内战为好。”于是最后议定：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向冯玉祥发出最后通牒：“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三、勿滥收散军土匪；四、勿引用*头目，煽扬赤祸。事关察哈尔省之存亡和全国之安危，政府万不会因循迁就。”在卢山开会期间，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指令，继续调兵遗将，及至向冯玉祥发出最后通牒时，何应钦已经调集了十六师对抗日同盟军采大包围之态势，并渐渐缩小包围圈。还动用了两队战斗机，准备迅速剿灭抗日同盟军，冯玉祥接到此通牒大怒，于七月三十日再次通电全国：“吾人抗日，诚为有罪，而克复多伦，则尤罪在不赦……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则无异于反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我应得之罪，亦所甘心。”到了11月初，中央军、日军及伪张海鹏部对抗日同盟步步进逼之合围使包围圈越来越小。外无实力响应，内有财政困难，抗日同盟军中有些将领开始动摇，有的将领甚至投奔蒋介石，掉转枪口向同盟军发起攻击，冯玉祥深感形势严竣，又怕引起内战，为日本人所剩，思之再三，乃召开抗日同盟军军政大会。冯玉祥道：“现在抗日同盟军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竣。为了化解中央和抗日同盟军的矛盾，我本人决定走去位全军的道路，辞去抗日同盟军军政委员主席和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务。并希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能回察哈尔主政，同时建议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救国同盟军。这样抗日同盟军能在宋哲元的掩护下保存一些力量。”
（一百八十）
众人闻听冯玉祥要去位出走，遂一致苦苦挽留。吉鸿昌说道：“鸿昌愿总司令能有始有终，始则万民称庆，终亦史帛留芳。”冯玉祥道：“前程已是举步维艰，只好激流勇退。”“依鸿昌看，在国难当头之际，只能是激流勇进。”“时事难料，人心险恶，连最高也迁怒于我，谤词恶语如毒箭穿心，我不暂作退避，处境更难，各方的误解可能会毁我一生的清白。再说我不辞去抗日同盟军之所有职务，中央必不罢休，非彻底剿杀不可，此十余万弟兄之组成，缘出爱国何罪之有。累及其身家性命，我即是死，心也难安矣。”“鸿昌认为，抗日救国如盘山登峰观日出，进则明，退则暗，进则兴，退则亡，总司令要三思啊！”“暂作退避，待时而进，为兄只能如此了。”“既然总司令去意已决，鸿昌但愿总司令勿忘今日待时而进之约，在适当时候重返抗日前线，我将倚马而待。”八月七日冯玉祥辞去抗日同盟军一切职务，往泰山隐居，冯玉祥的辞职在抗日同盟军内引起极大混乱，很多官兵都说：“总司令已经走了，我们抗日还有什么劲，还算什么抗日同盟军。”还有的说：“抗日同盟军的前途和塞外的冬天一样，风天雪地，满目荒凉哟。”八月十六日，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和第二军在独石口会师，方振武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代理总司令，吉鸿昌任抗日同盟军副总司令，将抗日同盟军改为抗日讨贼军。此后形势对抗日同盟军更加不利。当初迫于形势跟随张海鹏叛国投敌，成为日本侵略者走狗的，在怙源迫于形势反正的刘桂棠乃系反复无常之小人，反正不足两个月，迫于形势又率部投靠日军，并掉转枪口，帮助日伪共同对付抗日贼军。
因为中央军、日军、伪军三大军事实体暗中配合，对抗日讨贼军地剿杀，抗日讨贼军牺牲巨大，不得不接受中央的和平解决的条件，军队接受中央军商震部改编，中央保证吉鸿昌、方振武二人之安全。
吉鸿昌离开抗日讨贼军后，到天津隐居于法租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被特务击伤，送往法国医院治疗，后由蒋介石引渡逮捕，囚禁于北平监狱。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向蒋介石建议道：“据调查，吉鸿昌是*秘密党员，应尽快解决，但在执刑前应该对其进行军*审，明正其罪，以儆效尤，而且冠冕堂皇地对其执行。更能肃清其影响。”“很好就由你担任审判长，组织对其审理。”数日后，开庭审判吉鸿昌，何应钦位居审判长席，要吉鸿昌供出抗日活动的秘密。吉鸿昌道：“抗日是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没有秘密可言。唯有蒋介石和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抗日的人民，围剿抗日的抗日同盟军，所干的不明不白，见不得天日的勾当才有秘密。”何应钦被吉鸿昌顶得张口结舌，稍停一会方缓过神来，又问道：“冯玉祥离开抗日同盟军后，你和方振武为什么要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军，你又为什么要反对蒋委员长？”吉鸿昌回答道：“因为国民政府内象代理委员长，你这样的人太多。”说着以手指向审判长席的何应钦，然后又继续说道：“你们这些人非但自己不抗日，还阻挠别人和中国民众抗日，经常做日本人想做又不容易做到的事。你们这些人不是贼么，不但是贼，而且是大贼，卖国的贼，抗击日寇，因为你们挡道，设置障碍，就有很多的困难，因此既要抗日，也要清除国贼，抗日同盟军肩负着抗日和清除国贼的双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