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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先驱，开赴前线杀敌，救亡图存，复兴民族。
（一百八十九）
中国共产党去年在长征途中就向全国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即人们所说的《八一宣言》。我党在宣言的开头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已继东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职责。”呼吁各党各派抛弃过去的成见，以兄弟相称，为抗日救国而奋斗。并向全国宣布：中国共产党愿与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军队和个人共同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这些不都是说明我党愿意放弃与国民党，国民政府为敌的政策吗？““《八一宣言》我拜读过。从宣言看，共产党象真心抗日，可是共产党既然真心抗日，为什么又要制造矛盾？发生在今年二月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不正好说明共产党故意挑起事端吗？这个问题上次跟李局长会谈时，我们就讨论过。但是李局长的解释说服不了我，今天希望能听到周先生的详细解答，以释学良心中疑惑。”“这个问题，克农同志回去向中央汇报过，说汉卿提出共产党要是真心抗日的话，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取难弃易，不北出宁夏，赴绥远抗敌，而要东渡黄河，经山西而赴河北？”“这个问题不瞒汉卿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陕北的只有三万余人的武装，而且装备也极差，仅靠红军对日作战是不行的，很难有大的杀伤力。因此需要向群众宣传，带领人民群众一起来抗日，才有力量。宁夏，绥远，地广人稀，土瘠民贫，从那里出师，虽然可背靠苏联，面向绥远对日作战，部队的安全系数也较高，但部队不易扩展，补充军需也很困难，红军取道比较富庶的山西，准备进入人口比较稠密的河北对日作战，这样既可解决给养，又可宣传群众，不仅能使红军尽快地发展壮大，还能推动那里的友军和人民群众一起抗日。因此可以说是红军东征，不光是打军事仗，更主要的是打政治仗。”“周先生的解释的确是开诚布公。如果红军进入河北，我可以通知万福麟部和红军联络，共同对日作战。从共产党的言论和行动，我对共产党抗日的诚意没有丝毫怀疑了，但是对中国抗日的能力却有怀疑。据周先生所说，贵党目前的军队也只有三万余人，在面对与强大的日本作战中，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一九二二年我曾去过日本，参观了日军的秋操演练。日本军队的军事素质和武器装备不知要比咱们中国军队强了多少倍，请问周先生，中国的对日作战能有胜利的希望吗？”周恩来笑道：“汉卿兄，不是我揭你的老底，先大帅故后，你接掌兵权，成为东北地区最高行政长官，没有象先大帅那样成为割据一方的新军阀，而是在你接掌兵权后不久，即在东三省实行易帜，表示愿意奉权于中央，促成了我们这个国家表面的统一。汉卿兄固然是出于爱国，恐怕畏惧日人，怕日人挑起战端，集东三省之力难以与之抗衡，也是汉卿兄奉权于中央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当然促成国家的统一汉卿兄功不可没，可是九一八，身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手握重兵的张汉卿竟然不战而弃东北，原因所在，就是你张汉卿患有恐日病吧！
（一百九十）
你和那些恐日的同伴一样，只看到日本军队装备优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但是你没有看到日本国的先天不足。日本虽然是一个强国，但毕竟是一个面积只有中国三十分之一大仅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人口只相当于中国五分之一的九千万人口的岛国。我国虽然是弱国，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回旋余地大，人口四亿多，后备兵员足，资源又很丰富，战争打起来，不光比拼军力和装备，还要比拼综合国力和人心。因此无论日本怎么强大，在整个中日战争的进程中也只能是一个暂时现象，他们的综合国力和中国相比差之甚远，他们的侵略战争不得人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此中国完全不必怕日本，应当勇敢地与之战斗。只要敢战，在敢战的前提下再考虑如何合理地战，那么我们是一定能够战胜日本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经周先生这么一分析，我对衡量中日两国的强弱有了新的砝码了。”张学良喜形于色地说。稍微停顿了一会，张学良又继续说道：“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周先生，共产党人既不争权，也不夺利，值此国难当头之日，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倒蒋。”“那是因为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和清朝末年慈禧太后所奉行的‘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同样的卖国政策，对日本步步妥协，一让再让，致使国家的主权和大片的领土沦丧与日本帝国主义，所以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他，粉碎这个反动集团，才能实现全国民众抗日救国的心愿。”“学良认为共产党的倒蒋政策是极不明智的。共产党既然倡导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应该争取一切力量来参加，蒋先生当然也应该包括在内，尤其是蒋先生是中国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掌握着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权利，拥有全国最强大的实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他排除在外，你说蒋先生会让共产党倡导的统一战线安安稳稳地存在吗？因此，学良认为共产党应该放弃倒蒋政策。争取蒋先生也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蒋介石集团的确是中国力量最强大的集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不到这个集团一起抗日确实是很大的损失。不过根据他的表现，他是不会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因此在我来肤施之前，我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定下了决策，这个决策也是我和副总司令此次会谈的底牌，这个底牌我现在可以告诉副总司令为了体现我党欲与副总司令合作的诚意 ，和我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如果副总司令愿意挑头，担负起领导抗日的重任，我党愿意与张副总司令在西北另外谋划一个政治格局，成立晋绥，陕、甘、宁、青，包括新疆在内的实体，组织抗日联军，背靠苏联，面向绥远外蒙对日作战。我党愿意奉张副司令为联军总司令，还可以奉张副总司令为国家主席。张学良听到这里心头为之一振，暗道：“共产党真是非为一党一派谋私利，以民族大业为重，真心抗日的楷模也。”
（一百九十一）
遂说道：“我和蒋先生关系非同一般，我也无政治野心。只要蒋先生不投降日寇，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不占据领导和统治地位，我是绝对不会背叛蒋先生和南京政府的。周先生刚才也承认蒋先生是中国最大的实力派，统一战线争取不到蒋先生参加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假如蒋先生放弃剿共，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共产党会不会放弃目前所坚持的“倒蒋政策”？周恩来果断地答道：“只要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共产党人可以不念旧恶，重新接受他的领导，并和国民党紧密地合作，抵御侵略，消灭日寇。当然这也涉及到*中央的重大决策，需要请示中央才能最后决定。张学良一听大喜道：“其实蒋先生也是一位爱国者，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也会怒火填膺，看到国土沦丧，也常常表现出惋惜和无奈，也有抗击日寇的思想和打算。据我所知，前些日子受孙夫人派遣往延安与贵党联络的董剑吾就是蒋先生授意的，这正好说明蒋先生也有放弃内战，一致抗日的打算。只是怕共产党推翻他，才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既然共产党能在抗日的大前提下放弃倒蒋政策，我在这里向周先生保证，学良一定竭力说服蒋先生，放弃剿共，争取他参加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我在里面劝，你们也可以在外面逼，我想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到家了，蒋先生是会和我们一起抗日的。”接着张学良和周恩来又就毛泽东和彭德怀四月六日电报中的会谈议案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谈判和磋商。双方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一直谈到是日凌晨四时，最后订立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会谈圆满成功。会谈快要结束时，张学良赠送周恩来，*高空投影大地图一张并从自己的私款中拿出二万块大洋，二十万元法币捐赠给红军。周恩来百般感激地说道：“张副总司令带领东北军背井离乡也很困难，还为困境中的红军捐赠巨款，恩来不胜感激之至。副总司令的捐赠对红军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衷心地感谢张副总司令。”言毕互道珍重后告辞而去。
五月五日张学良和早与共产党联系的十七军路总指挥杨虎城在洛川举行秘密会谈，订立了不打内战，联共抗日并与红军协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也发表了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自此在西北形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表面上执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命令，暗中对红军实施保护的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的政治格局。不久中国共产党也不再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向着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的轨道前进。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六回 为抗日张杨兴兵谏，救领袖兄妹赴危城
（一百九十二）
却说张学良和周恩来在肤施会谈后不久，便和早与共产党发生联系的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在洛川举行秘密会谈，订立了不打内战，并与红军协作的协议后，在陕、甘、宁、青包括新疆的西北地区形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的格局后，为了掩人耳目，表面上是继续执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命令，实际上是对红军施以暗中保护。在此期间，张学良，杨虎城二人还多次向蒋介石劝谏，停止内战，将国防力量投入到保卫国家，抵御外寇侵略的抗日战争方面来。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剿共不力，早就有所疑忌和心怀不满，特别是戴笠安排在西安的特务网络中的特务分子，向蒋介石报告了，张学良、杨虎城和红军及共产党可能有所勾结的报告后，对张杨二将军更是有所猜忌。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岁诞辰，蒋介石遂以避寿为名在洛阳度过了五十岁诞辰。国民政府搞了一个向蒋介石五十诞辰国人献机的活动，向美国购买了六十八架战斗机，蒋介石坐镇洛阳，加紧进行剿共部署，调集了嫡系部队第一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红军作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蒋介石的命令故意阳奉阴违，按兵不动，延误战机，致使蒋介石的第一军第一师在山城县被红军重创。第一师是蒋介石起家的部队，遭受重创，蒋介石是既心疼又恼怒，遂调集嫡系部队三十个师，内定蒋鼐文为西北剿共总司令，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为副总司令。并下令扩建西安，兰州机场，准备扩至每个机场均能容纳一百架飞机的规模，以供战时应用。一场大规模的剿共内战已成一触即发之势。张学良往洛阳向蒋祝寿时，蒋介石因为第一师遭到红军重创仍耿耿于怀，要追究张学良的责任。张学良道：“我遭国难家仇，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我是上对不起国家，下对不起部属。现如今东北军全体将士，皆希望委员长能带领他们走上抗日的战场，学良也认为，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除抗日外，别无他途。”蒋介石怒道：“你*产党的毒太深了，共产党是反对领袖的，你已经不服从领袖了，难道你也要反对领袖吗？”张学良道：“学良自追随委员长，对委员长的爱护之心始终如一，希望委员长能采纳忠言，千秋万世留下美名。否则，即使我本人愿意效忠委员长，恐怕部下也难以从命。”“是你服从我，还是我服从你？”张学良无可奈何地赔笑道：“当然是我服从委员长了。”十一月一日，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同参加了洛阳军校的纪念仪式，蒋介石在会上有所指地骂道：“勾结日本人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十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下令逮捕了上海救国会七位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史称七君子入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
（一百九十三）
全国各界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当即释放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宋庆龄，何香凝，联络了十六位在全国有影响的著名人士强烈抗议国民政府非法逮捕救国会七位领袖，并发起救国入狱活动，向国民政府和江苏高等法院提出，爱国无罪，愿意入狱陪同救国会七位领袖一起坐牢的运动。国际友人也有数十位科学家要求释放七君子。冯玉祥，李宗仁，于右任，白崇禧等发起征集十万人签名营救活动。十二月三日，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