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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品国学-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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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道的内容就是按照伦理准则处理好五种社会伦常关系。而要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则须具备知、仁、勇三种优良品质和道德修养。
  对于《中庸》中宣扬的这些“道”、“德”观,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曾以*主义的立场,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29)
对于《中庸》中的“三达德”,毛泽东曾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批判。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在致张闻天的信中说:
  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①
  《中庸》中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庸”。
  中庸,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道德范畴,“过犹不及”是对它的具体解释之一。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师(子张)与商(子夏)哪一个人好些?孔子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那么是不是子张比子夏好呢?)孔子又说:“过犹不及。”即过了头与未达到是一样的,也不好。因此,孔子在人格道德上所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庸”即平常、常道。作为行为规范,达到“中庸”的方法,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即掌握各种议论的两种极端,选择适中的办法。
  《中庸》中充分发挥了孔子的观点主张,认为修道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中和”。《中庸》中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封建社会的五伦关系,道德标准之“不行”、“不明”,盖在于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出现或“过”或“不及”的偏差,它要求人们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而要追求所谓“中”。
  那么,在毛泽东的眼里,“中庸”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中关于“中庸”的解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陈伯达认为:“孔子在认识论上曾有关于‘质’的发现。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就是说:一定的‘质’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质’。这‘质’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关于这‘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
  针对此论,毛泽东指出: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是对的,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另种状态了,这就是另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②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30)
值得指出的是,大约半年以后,毛泽东在阅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所作的批语中,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认为它“本来有折衷主义的部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又说,“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它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这就从政治上,又从理论上基本否定了中庸思想。
  《礼记》大同理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少年毛泽东在韶山的私塾中读经的时候,自然攻读了儒家的经典、五经之一的《礼记》。
  《礼记》,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讨论礼制的论文集,多为孔子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所记,间有讲述礼仪的古书。后来成为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故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全书分《曲礼》、《檀弓》、《中庸》、《大学》、《礼运》、《乐记》、《杂记》等49篇。
  年轻时的毛泽东对《礼记》这部书是非常熟悉的。在1913年10月至12月记的《讲堂录》以及稍后的书信和文章中,曾引用了不少《礼记》中的话。
  《礼记》对毛泽东影响最深远的,恐怕要数其“大同”思想了。
  中国儒家所追求的大同思想,其本质是“天下为公”。这在孔孟的经书里,都是有表述的。毛泽东少年时代在私塾里读了五经、四书时,对于其中所描述的大同思想,虽然不能说就是真的懂得了,但是总算是有了接触,这对于他后来理解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有直接帮助的。
  《礼记·礼运》明确地提出了“大同”概念,并对理想的大同社会进行了具体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这里,大同世界的本质是一个“公”字。这个“公”字,体现在用人上,是选贤任能;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讲究“信”与“睦”(互相信任和团结)。人们在生活中,“不独亲其亲”,还要“亲”他人之“亲”,“不独子其子”,还要视他人之子如己之子。这样,人与人互相关心,就造成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也有人照顾的充满爱的世界。这样的社会,有东西不必为自己去争,整个社会太平安定,没有盗贼,夜不闭户。
  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大同世界”,还只是神州大地范围内的“大同世界”,因为那时的中华先民,尚不知道神州大地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康有为在《礼记·礼运》基础上所着的《大同书》,就大有不同了。康有为所说的大同世界,不仅是指神州大地范围内的大同世界,还包括着神州大地以外的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全世界的“大同”。这种“大同”,是比中华先民思想中的大同世界更宏阔的“大同”。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大同思想,融进了近代社会的改良主义,提出了比儒家的大同思想更丰富、更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大同”思想,其本质是以“公”为核心建立一个更理想的社会。诸如政府皆由民选、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妇女怀孕入胎教院、儿童出生入育婴院、儿童按年龄入蒙养院和各级学校、成年人由政府分配从事各项事业、病人入养病院、老人入养老院、设公共宿舍和公共食堂、明确奖罚、死后火葬,等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31)
《大同书》还发展了《春秋公羊传》的思想,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大同“始基之据乱世”,“渐行之升平世”,“成就之太平世”。这也就是说,“升平世”时就进入了大同世界;到了“太平世”,不仅神州大地进入了大同世界,而且全世界都进入了大同世界,“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大同说”,乃是一种非常宏伟、非常美妙的理想。
  康有为曾是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崇拜的偶像,所以毛泽东很容易地接受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但是他同时认为,这“大同世界”只有在砸碎旧世界的基础上才能实现。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
  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
  意思是:孔子因为认识到了只有砸碎旧世界才能建立大同世界的道理,才把立“太平世”作为最终目的,同时又不废弃“据乱世”和“升平世”。这里所说的“孔子知此义”,实际是康有为的意思,因为孔子还没有把历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尽管如此,这种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自然是被毛泽东继承了下来。此时,毛泽东早年的创世思想逐渐明确起来,其目标就是先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接着便是实现全世界的大同。
  毛泽东就是带着这种伟大的理想,开始了他的革命征程的。在他伟大的革命一生中,他时时都没有忘记建立“世界大同”的理想。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胜利地到达了陕北,毛泽东写下了《念奴娇·昆仑》一词,词中抒发了他胸中时时存有着的“世界大同”的理想: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据此可见,毛泽东的革命,一直就是胸怀着祖国同时又放眼于世界的。他要手挥倚天长剑,把莽莽昆仑山裁为三截,分别放到世界的几大洲去,使整个的地球“同此凉热”。这是多么宏大的胸怀和气魄!
  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毛泽东一直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与世界人民的解放联系起来。例如他说,“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败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纪念白求恩》),就是他的“世界大同”的理想的体现。
  毛泽东虽然继承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但是在革命的实践中,他愈来愈明确地认识到,这种大同的理想靠改良的办法是绝不能实现的,要实现这种理想只有经过革命。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专政》一文中说: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说的就是改良主义无法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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