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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婚姻内幕-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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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H抱上炕,动手扒下小H的衣服。小H哭着哀求老K别在这样场合做那种事。丧心病狂的老K早被兽欲夺去了人性,终当着两个女知青的面强奸的小H。

  这已是老K第二次当众强奸小H了。

  被老K肆意摧残的女知青不止小H一人。

  老K是粉碎“四人帮”后被严惩的,但小H也只剩下一个躯壳。

  像这样强奸污辱女知青的案件,在1968年至1971年,知青下乡的最初四年里,全国有几千起之多。至于殴打、断粮、驱赶等迫害知青的案件则普遍存在于各个地方。

  终于有几位出身显贵佛手通天的知青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了中国最高首脑。

  据掌握的材料看,毛泽东至少在1969年8月就已了解了此种情况。这之后。虽然曾经过政治局四次讨论,但直至1970年5月份才发出一个关于知青问题的“70。26”号文件,而传达到知青中又是一年之后了。令知青欣慰的是,从上边常传来周总理过问知青情况的消息。在传达“70。26”文件时,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周总理听到知青被迫害的汇报后,流下了泪,他打电话给当时的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让他去看望北京知青,并批示在1971年9月前做好知青工作,十月份组织知青汇报团到京汇报。这实际上是给各省听的,因为他最后又向谢富治下令,对迫害知青的坏分子“严惩法办、布告周之”。作者本人便是在总理批示的时限后参加了吉林省北京知识青年回京汇报团。

  建设兵团的那两个团长和政委在首批枪毙之列。吉林省第一批判死刑的强奸女知青犯有十九人,百分之百的干部,贫下中农成份。

  女知青突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农民编了一名顺口溜:要想死得早,赶忙往知青被窝儿跑。

  某县农村,一个生产队政治队长元旦晚上引诱与贫下中农过“革命年”的女知青小刘,先是革命词句连珠,说得小刘热血沸腾,渐渐的话越说越浑,直说得小刘两颊飞红,低头再不敢望他一眼。捱过十时,他以为暗示已得到应允,便涎笑着退了出去。半夜他跑来敲门,小刘吓得吐不出半个字,推窗逃了出去。于是,这位馋嘴的队长连女人的炕都没摸到,便被判了三年刑。

  从一九七二年起,公开的,肆无忌惮的迫害知青,尤其奸污女知青的案件,在这种无情的镇压下骤然减少了。

  但知青并没有真正变得神圣起来,女知青为了返城、招工、升学而遭到各级官员要挟凌辱的事件从未停止过,只是因为女知青为了从他们手中获得解脱而没声张而已。拎着裤腰带上学、提干、返城的事在知青中广为传播。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晶晶是位教授的女儿,很傲,连队的男生背地里都叫她“冰美人”,谁都想摘这朵玫瑰,可谁都怕挨扎。

  选送知青上大学的消息传到连队,每个人都企望着这个命运的契机降到自己的身上,上工时,大家相互盯着,人人心里都揣着只兔子;晚上,眼睛都从竹楼的窗户里伸向指导员的房子,想知道谁会从那里拿出那张和命差不多一样珍贵的入学登记表。

  半夜,一扇竹楼的门开了,声音很轻,但传得很远。一个颀长削瘦的身影下了楼,朝指导员的房子走去。指导员的竹楼门开了,屋里是黑的。

  连队二百多知青几乎全趴在窗户上望着这个身影走进指导员的屋。人进去后,大家又都默默地躺下,但谁也没睡。

  当天光微露时,那边的竹楼又响起很轻但传得很远的声音。像按动电钮一样,几百人倏地爬起来蹿到窗口。人们清楚地看到,那个从指导员屋里出来的人是晶晶,她手里攥着张白色的纸。

  晶晶进屋时,同室的姑娘们都躺下了。她知道大伙儿没睡,坐在床沿儿上捂着脸抽泣起来。谁也没去劝她。

  第二天,晶晶打好行李走了。走时,她的腰弯了,没一点儿傲气。连队的同学没人去送她上车,只在远远的竹楼下望着她,眼神说不上是鄙视还是妒恨。

  这是一个与晶晶中学同班下乡同室的朋友说给我的。

  山西某市——

  云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位级别超过地区专员的大干部。说详细点儿,她是陪一个想走后门上大学的女友见这位高干时认识的。这位女友与这个老头子见面后,刚回到村里,县招生办便来人与她商量上哪所大学的事。她说想去北京中医学院。正巧有人已占上了这个名额,于是,招生办的找到那个已内定上北京中医学院的人,请他再挑一所学校,让出这个名额。云云的这个女友外号“傻大X”,智力逊云云几筹,却堂而皇之地进京读书去了。

  云云看见权力的威力,却不知她的女友借用这权力时的个中因由。她怀着希望与幻想,独自找到这个老头子。

  这个老头子就是因为色欲太强才被贬到这边陲小城的。他爽快地接待了云云。

  云云向老头子提出了帮助回京的请求。

  一切都是有条件的。老头子以为云云已准备了用自己的身体做为交换,答应下来后便去抱她。

  云云惊愕得不知所惜,当被老头子猛然抱起来压到床上时,才悚然地想起反抗,但在老头子说出这是帮助她回京的交换条件后,她无力她屈服在他肥胖的身下。

  云云羞愧悲痛地向她的男友和家人述说了被污辱的经过,可除了愤懑,谁也不敢告这老头子。告了会更惨,白受了污辱不说,在老头子的关系网下怕连生存的空间都会夺去。

  在云云第二次献身后,她和她的男友先后回到了北京。

  这些不是因为爱情而失去贞操的女知青到底有多少,是无法调查的,在中国这个极度重贞操的国度里,她们不能不保持沉默,但几倍于公开的强奸凌辱案件则是公认的事实。

  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没的,这些受污辱的女知青被撕碎的心灵是永远不会复原了。

  破碎的心灵是不能不影响她们的爱情与婚姻的,她们献出了青春,也献出了一生的幸福。

  维纳斯神庙的圣妓啊,你从庙宇中走出时带着骄傲;中国的神婢啊,你从庙宇中归来却带着耻辱和向世人关闭的心。

  神案上的供果啊,你不止是少女的贞洁,那腾着热气的牺牲是千百万知青的青春和爱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三、流的爱河
三、流的爱河

  说到政策,都讳忌人权。

  说到生活,都讳忌人性。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些中国作家把知青生活写得那么美好;我不明白,为什么至今还有人在肯定上山下乡运动。我更不明白,为什么一些知青竟说农村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留念的时光。

  真实的情况是,一千万知青中在感情上没付出丝毫代价的只是极少数的权贵之后。

  当时的权贵子弟绝大多数都穿上了军装,逃避上山下乡,毛泽东的指示只是对大众子弟和黑帮子弟而言。曾有人向林彪反映了干部子弟当兵的问题,认为这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林彪很轻蔑这顶帽子,提笔批了八个字:“子承父业,理所当然”。这种明目张胆地对抗毛泽东指示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片言批评和改正指令,这只能理解为毛泽东为了推进文化大革命,需要依靠他们,也只好原谅了他们的不恭。

  出了许多泣笑皆非的事。一些权贵子弟是先下乡后当兵的,他们去军队不用和当地政府打招呼,甚至连户口都不用迁,军队会给他们另立户籍。过了一年半载,地方干部去查找这些失踪的知青,这些知青很可能早入了党,做了比他的级别还高的军官。

  我的文字里是绝不包括这些公子哥儿的。

  如果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错误是什么的话,那就是对人权的践踏。无论一些人怎样美化这段历史,从人民对这场运动的厌恶和抵制便可知是多么违背人心。实质上,这场荒谬的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

  1968年夏,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北京招收知识青年。这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进入“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学生在校“复课闹革命”闲适得难受。兵团人很会做工作,打出一个诱人的口号:“屯垦戍边,抵御侵略“。这无疑像一剂催化剂,使文革狂热未消的学生头脑蓦地膨胀起来。

  某中学报名进行得很顺利。但当名单最后放到兵团负责人面前时,被退了回去,原因是比例失调,男生比女生多了五个。

  生产建设兵团的老农工基本上是解放战争后期从军队集体转业的军人,时至六十年代初,虽有部分城市青年到农场工作,但男性一直多于女性。这次接到中央要他们安置知识青年的通知后,兵团领导便下决心乘机会多捞几个女学生,改变一下农场的男女比例。

  “女生必须比男生多,”兵团负责人说,“至少要相平。让他们在边疆扎根就得结婚,女的少了,男的找对象怎么办?”

  直率得令学校负责人目瞪口呆。

  “可报名的情况就这样呀。”

  “做动员嘛。”

  “学生只有十六七岁,怎么好说这些。”

  “那是你们的事了。”

  毛主席的指示变成了多要几个女学生。

  校方可不敢这么理解,只好选择目标去做女生工作。自然是一番如何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反修防修的大话。

  鼓噪了几天,终于有五个女生报了名,男女比例1:1,兵团方面也终于认可了这份名单。

  可阴差阳错,初三女生小A报名后和同班男生小E搞上对象了。

  这全因为学校复课闹革命后没有书读,学生闲极无聊,又值青春期初始,性激素萌发作怪,便纷纷谈起恋爱来。这种令少男少女如痴如狂的初恋在中学校园风靡一时,有不少登徒子甚至上街找对象,名为“拍婆子”。小A很美的面庞早就吸引了小E,听说小A报名去北大荒,小E春心波动,着实意马心猿了几天。他终于按捺不住爱心,一天中午在街上拦住了小A,拍上了“婆子”。自从派出所转出户口后,小A也正像没头苍蝇似的,希望有个男生追她,好和她结伴赴边,现在见小E来求爱,正中下怀,红着脸嫣然一笑便同意了。

  初恋的激情如开闸洪水,不等小A说,小E就跑到学校,向校革委会报名去北大荒。校方立即向兵团反映,兵团也立即给了短答复:

  “男生不要女生要,否则再动员两个女生来。”

  校方胆怯了,只好通知小E待分配。不想小E不但没沮丧,反而朝校方冷笑道:

  “用不着你们张罗。”

  去北大荒的火车开动后,小E从小A的坐席下钻了出来。车厢里一遍欢呼,小E小A的爱情顷刻升到高潮。车过天津,全车厢为他们举行了“订婚典礼”。

  到北大荒后,小A小E的爱情立即变得严峻起来。

  这里距中苏边境仅三十华里,黑龙江两岸拔剑弩张,两国关系恶化到几近白热化程度,出入要边防证,不明身份的人根本不许逗留。

  对不起,兵团干部客气地请小E回去。小E死活不回,和同学们挤大炕,知青出操,他出操,知青上工,他也跟着上工。他想感动上帝收下他。

  小E不知道,这位上帝在他到达的第四天便派人进京调查他的情况了。

  结果,小E的爸爸参加过三青团的事查了出来。文革中这叫做确定身份。“黑五类”子弟并不比“黑五类”强多少,团政治处一收到北京的长途电话,便派人把小E关了小号。

  接着又找小A谈话。耸人听闻地将小E说成是特嫌分子。那时的学生心地纯洁得比水晶还清澈,单听说小E的爸爸是三青团团员这一件事,小A便吓得哇地哭了。

  小E也被他爸爸参加过三青团的事吓蒙了头,像断了膀子的鸡一样,一动不动地任人宰,直到被押上汽车,他还没从懵懂中清醒过来。

  小A为了和小E划清界限,没敢来送小E,趴着窗户瞅着汽车开走了,才跑到草甸子上号啕起来。这毕竟是她的初恋。

  一个月后,小E经审查后被送回了北京。

  又过了两个月,天各一方的小A小E都得了精神病。

  到北京招工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正相反,欢迎男生,变着法儿的不要女生。这倒不是他们重男轻女,经过内蒙、黑龙江、山西、陕西、吉林插队的学生一拨拨的走,老三届的男生几乎都走光了,剩下的大多是女生。

  这些女生在家长的庇护下,一次次地咬牙观望,盼着这股下乡风过去,好在北京找个职业。直到学校军训的解放军战士每天只对着她们几个女生喊操时,才感觉到这种盼望是那样渺茫,人生似乎只给了她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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