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俳窍嗲住�
他们是在县委招待所见面的。她很满意，而他则有些诚惶诚恐。回去后，他们便鸿书频飞，情丝不断。
半年后，县委书记亲自过问此事，将她调到他的公社做妇联主任，到任的当天，他们成了眷属。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他在洞房里亲笔写下这样一帧条幅。字很拙，可她心里甜甜的。
问题出在一年后。县委书记一句话，她到县政府做了县妇联副主任，他也跟着进城做了县团委副书记。她的同学都来祝贺她，她却突然感到失落了。
她是为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才和农民结婚的，现在却又回到了城里。县委书记说，这也是党的需要。既然如此，不和农民结婚就不能当妇联主任了吗？这么着总让人有找个农民丈夫换个城里官儿的感觉。
“人家也是城里人了嘛。”她的同学说。
可在背后，她对她最好的女友说，她并不爱他。他挺虚伪，结婚后，夜里一上炕他就缠着她谈怎么进城的事。她耳朵根软，真就照他的话做了。
她说她的事业完了，青春也完了，她的感情一下没有了寄托。
湖北的她更具典型。
她对毛主席的忠诚比之上面几个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没有那么多荣誉地位，原因是她出身不好，父亲是知识分子，属于对革命爱产生动摇一类的人，这决定了她一生的艰难。
荣誉欲是人之本性。她为了表明自己对党的忠诚，下乡后农活儿比别人干得多，毛主席著作比别人学得多，斗私批修比别人积极得多，可一些比二流子强不了多少的人，只因出身好，一个个入了团，她依然“群众”一个。
她想不通。组织上的人说，想不通正证明党的阶级路线的正确。出身好，表现差点儿没啥，根红，蒋介石来了给绝不会做叛徒，而你就会动摇。她不服，说她在蒋介石面前也会宁死不屈。组织上的人说她动摇是家庭出身决定的，毛选中讲得明明白白，说也没用，要实际考验才行。她问怎么考验？组织上的人说，你要是真听毛主席的话扎根农村，就和贫下中农结婚，把灵魂真正转到无产阶级这边来。
她将这句马克思听了会气死过去的话真当做了党的教诲，主动地找了一个父亲苦大仇深现在依然穷得娶不上媳妇的贫下中农做了丈夫。她除了身体，的确再无可奉献的东西了。
她很有祥林嫂捐门槛避邪赎身的心情。当她用为毛主席革命革命献身的勇气，赤身躺到吱吱作响的床板上，望着脏兮兮的屋子和满嘴臭气扑上来的丈夫时，胸中竟升起一种神圣的感情。她觉得自己已从卑微污浊的阶级出身中脱胎出来，在无产阶级的怀抱中得到了纯洁与升华。
不幸的是，第二天一起床她就挨了顿揍，丈夫说不能惯她的懒毛病，立时就把她的神圣感情打了个粉碎。
她被打傻了，加上不会操家务，怔怔地站在堂屋中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招来丈夫更狠的揍骂。
这地方兴丈夫揍新媳妇，邻居都来看她挨揍，听说她是因为早晨不起来做家务挨打，立刻讥声四起，不到中午便有了“懒婆娘”的绰号。
她只好哭着去找组织上的人。谁料想组织上的人反批评她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原来祥林嫂捐门槛没有赎回下地狱的罪，她为贫下中农献身也没得脱胎换骨的正果。
基督教讲原罪，人生即有罪，要把令生奉献给上帝才可升入天堂。佛教讲苦海，人生即是苦，要在世尊法修行才能普渡极乐。
她呢？生下来就注定根不红。党的阶级政策倒也给她这样的人指出了出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但众所周知，那年月出身不好的人只要没奉献出生命，是永远不会有独立人格的。
如果有机会她会献出生命，可她没有机会。她只能天天过着被强奸的夫妻生活。
一天，她偷偷跑回城里的家中。她的丈夫第二天就尾追到她家，只“操！”了一声，便将她揪出了屋。她不走，她丈夫在当街拽着她对围观的人大喊他是贫下中农，资产阶级臭小姐嫁给他还不安心改造，希望城里的无产阶级支持他，将他老婆揪回农村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她呜呜地哭，围观的把街都堵满了，却无一个人出来拔刀相助。
最可怜的是她的爸爸，一开始就被女婿喊出的贫下中农成份吓昏了头，看着女儿受欺负，又恼又恨又羞又怕，捶胸顿足却不敢越雷池一步。那年月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像兔子。
倒是她体谅父亲，怕老人家难过，抹着泪跟她丈夫又回到乡下。
直到粉碎“四人帮”，那个神灵从天上落到地下，她才醒悟到做人的个中道理。1978年她跑回城里家中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没费力便上了大学。
她丈夫又来闹，她没理他。他又到街上喊他是贫下中农，人们像看耍猴似的围着看他。
她向法院提出离婚，这又引出一场“男秦香莲”的反告官司，但几经周折还是判了。她说她做了一场恶梦，终于做完了。可对她来说，恶梦醒来还会是阳光明媚的春天吗？
六、贫脊土地上的爱
六、贫脊土地上的爱
彩色的画框中，
浸着无言的泪。
黑色的画框中，
流着妙不可言的美。
只要你别深思，这绝对是个轻松的故事。
但我必须隐去一切必须隐去的东西。
一个极平静的少妇抱着一个婴儿，一个极书生气的男子卸下胸前胸后吊着的两个沉甸甸的提包。咚地一声，那提包甩到地下，楼板直颤。少妇还是那么平静。从俩人一身的“国防蓝”，我断定他们是北京知青。
少妇眼睛很亮，透出一种无意识的傲气。她很疲倦，坐在那儿，一边拍孩子，一边合眼皮。男子很高很壮，但少生气，精明中含着忧郁。
与他们只是匆匆相见一面便分手了，要不是我的朋友事后告诉我关于他们的故事，我早将他们忘却了，而今则连他们这些微细的动作都犹在眼前。十六年了啊。
静和强是北京名牌中学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当红卫兵在社会上杀得难分难解的时候，他们相爱了。情窦初开，他们爱得挺朦胧，直到红卫兵大联合后又吹响上山下乡的号角，才感到已不可劳燕分飞了。
原因出自强。他父亲是国民党中将，战犯。正在E监狱改造，因而他是地道的“狗崽子”。生活之路窄得只有下乡这一条道。
而静，百分之百可以留在北京，因为她爸爸是这个几百万人口城市的公安局副局长，她是地道的高干子弟。
静不能不跟着强下乡，她太爱他了，她觉得他是个完美的人，形象高大英俊，内心文静聪颖，她全然不顾讲出身的政治气候和讲门第的陋俗，只把强看做一个人。她是那个年代的超现代派。
对强的看法，连静的女友都说不出什么，若除去出身，世界上的女孩子都会爱他，但就这出身，便像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将强推出社会生活之外。
据说古印度的种姓制度将国人分为四等，并且职业世袭，种姓间不许通婚，有偷吃禁果的，那生下来的孩子便被打入四等种姓之外的溅民阶层。这种贱民被歧视之深和地狱的鬼无二异，不但住不许入村，连行也要不断敲响器物，用来通告高等种姓的人躲避他们。中国除了元清两朝出现过严重的种族歧视外，以法律形式认定的种姓制度并未出现，否则秦香莲的故事也就不会问世了。奇怪的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现代中国却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演出了一场越来越烈的出身论，出身不好的人所受到的歧视虽然不及印度的贱民，但在学习工作生活上所受到的排斥和精神上的压抑，并不比贱民们轻松多少。
女人要是嫁给一个“狗崽子”，受罪去吧。可静爱强，她二十一岁了，能做主。
问题是静没将与强的关系告诉她的父亲。
静和强一到B省农村，便像未婚夫妻一样生活了。他们都极具理性，也都能吃苦，他们的爱情生活给集体户的知青带来不少生活的乐趣。老乡也夸他们，只要是好劳力，出身对老乡不起多少威慑作用，何况静还是共产党的高干子弟。
荒凉贫脊的土地，单调枯涩的生活，青春勃发的年龄，无处渲泄的体能，终于使他们偷吃了禁果。事后他们很平静，周围也很平静。
回北京前，静向父亲讲明了她与强的关系。
荒唐的事发生了。孩子们的爱当成了老辈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静的父亲给静回了封信，信上不讲强怎么不好，而是讲强找静恋爱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要静警惕一个阴谋。他最有理性的一句话是：你要与强结婚，就永远别想离开农村了。
如果抛弃社会偏见不说，静的父亲有他自己的难处。强的父亲就关押在他管辖的地面上，他若有了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照贯例，是不能再做公安局长工作了，甚至档案上会出现“限制使用”的文字。不知有多少人曾经他的手这样处理过，这一切他比谁都清楚。
静和强还是如期回到北京。静让强在车站等着，她先回家做父亲的工作。强在北京已无家了，只有蹲车站。
静一回家就被父母关在一间房子里，任她大喊大叫。静的母亲请假在家守着静，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做静的工作。静连一句缓话都不说。
强在车站冻了一夜，买了些水果，揣揣不安地敲开静家的门。门开了，又关上了，静的母亲将强拒之门外。强只好再回去蹲车站。
第二天晨，静的母亲去敲静房间的门，没动静，打开门一看，屋里空无一人，窗户虚掩着，一根绳子吊在窗外。静顺着绳子从楼上逃跑了。
车窗外大雪纷飞，车厢内也很冷。静与强相偎在一起心暧着心。少女的幻想多于理智，而静对强的爱绝无幻想而言。车站上他们相会时，强执意要离开静，他说他想了一夜，为不拖累静，这样最好。静不像那些多情的小姑娘，哭哭泣泣的撒娇，她只一声不吭地将包袱扛到肩上往剪票口走，那不可言表的气度立时将强自卑的心稳住了，使他不得不跟着静向前走。
静和强的爱情故事很快在知青中传播开。先是北京的知青掏腰包为他们筹款办婚事，后来成了全体知青的事。男知青义务为他们盖房，那一幢三间的新瓦房就像北京饭店一样雄视着整个村子。
那天，全公社的知青集体户都派出代表来参加静和强的婚礼。跳啊，唱啊，只要是表示爱情的，什么禁歌都唱了，什么禁话都说了。荒原不乏热情，却少禁固。
可就在静和强结婚不久，几个自称省公安厅的突然派人来到他们的住处，将强以反革命罪抓了起来。
静四处奔走呼号，有如哀丝豪竹，激起了知青的愤怒，结队涌向县政府据理评说，要求放人。
原来这令人莫名其妙的案子全因B省公安厅厅长收到的一封信，这信是静父亲写的，信中说他的女儿在B省被一个战犯的儿子拉下水，做了他的妻子，这是一起明目张胆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反革命案。他请求他的老战友能协助北京市公安局办这个案子。堂而皇之的公事。其实B省公安厅的这位厅长早看出这位战友的意图，第二天便派人奔赴静与强所在的县。
在请愿知青的要求下，县革委会组织调查组与省公安厅的人一起调查此案，结果连省公安厅的人在调查材料面前都感到抓人无理。最后只好放人了事。
就在这时，北京市公安局的人也来到这里，一是看处理情况，二是调静回北京。
“我是代你爸爸来接你回北京的。”来人说。
“不，不回去。”静极冷静地回答。
“局长说，只要你回去，北京大学一开学你就可以去读书。”
“不，不回去。”她还是那么冷冷地说。
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回去不久，B省公安厅的那位领导又收到静父亲的信。推测是满纸的埋怨和批评吧，公安厅又立即第二次派人处理强的案子。
这次的目的很明确：一定要让强与静离婚，理由是粉碎反革命分子妄图打入专政机关的阴谋。
强被关押起来时，静已临近分娩，没有力气为他奔走呼号了。她挣扎着到看守所看望强，强流着泪让静立即动身到K城他姐姐处生孩子。
县革委会很开明，出面制止了这荒唐的拘捕令。案子最后的处理为双方的妥协：强不予逮捕，也不能强迫离婚，但要戴上反革命帽子，在农村监督劳动。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强能有这样一个结果就算不错了。
强放出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