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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于称这种精神为浪漫精神。浪漫主义，就其起源而言，是指中世纪骑士无所顾忌地抒泄内心的感情（往往是热烈的感伤的），就其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涵义而言，是对封建政治封建文化的狂肆反抗；而就其精神气质而言，浪漫主义是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热烈渴望，和为追求这种美好生活所表现出的伟大热情和力量。所以，浪漫主义者一般都具有尊重个性、反抗黑暗、追求自由的鲜明特征。这就决定了他们与文化意义上的“群众”只能是对抗关系，因为一切时代的黑暗力量都是借群众的愚昧和软弱得以苟延。那位跛足的英国勋爵拜伦，便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典型。他无疑是个叛逆的精灵，内心常常奔涌着“痛苦、不安、天才、高贵和可怕的狂暴”（勃兰兑斯语），表现出所向无敌的气慨，其所凭依的就是充满反抗意志的自我。正如勃兰兑斯所说，当其他诗人的个性都能随意变形时，“唯独在拜伦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自我，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意识到它自身的存在，并且总是复归于它自身；这是一个激动和执情奔放的自我，就连最不重要的诗行的动向都能使我们想起那个自我的情绪，犹如海贝的嗫嚅会使我们联想到大洋的怒吼一般”，他的特立独行的自我，就是一部捍卫个性自由、寻求人性解放的宣言书。
我们把拜伦式的勇猛之士称为天才，那么，那些总想入于俗流、力求取得公众拥戴，以便功成名就千古流芳的人，则可称为圣人了。凡欲成圣称贤者，第一要素即在迎合公众，也就是将自己的个性尽悉交给公众的共性，以求取得一致。否则，谁还会乐于听你的呢。第二要素当是在与公众取得高度一致后，不失时机地显出他独有的聪明和智慧，证明自己确有资格教诲蒙子引导俗众。第三要素呢，便是保持仪态端庄，风度儒雅，悲愁哀痛不可有动于衷，快乐欢喜不可有形于色。无论遇到泰山倾覆，还是黑云压城，都要正襟危坐，缓理长髯，有板有眼地说：“君子之道以不变应万变益其寿而延其年。”因此看来，平庸、聪明、麻木，就是东方圣人的三*宝。他们永远豁达淡泊，无需咬牙切齿地诅咒，无需披头散发地冲锋，所以也就不会像拜伦们那样恨恨终生，赍志而没，而可以白髭长髯，永生不老。
这样来描述东方圣人的特征，也许难免使人感到偏颇。但我不过是将这些特征置于一个极端的境地以便作典型化处理。在中国的文化名人那里，虽然不乏忧国忧民的热肠，却难见面目狰狞的叛骨，虽然不乏谆谆告诫循循善诱的诚挚，却绝无否定一切我行我素的个性光辉。试想那个渴慕着“羽扇纶巾”、建立永世功业的苏东坡，当他遇到障碍、雄才难展时，竟然挽起宽大儒服，“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是何等儒雅的绅士风度，何等突出的东方豁达，与拜伦之狂暴、雪莱之奋进，实在是大异其趣。
东方的能人都是想做这样的圣人，一时间也似乎功成名就了，但却没有树立起自我。他们一代一代地为自己铸就圣人的牌位，却使“人”受到灭杀，社会也无从前进。西方人则多半愿意做超群脱俗的天才，倘成狰狞恶魔则自视为大幸，所以他们多破坏者，多新学说，多雄杰之士。他们往往无法在短期内得到现实的认可，而且往往会失去一切。但他们能经得起这样的孤独，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展示个性，表现自我，并不怀太多功利目的，并不企求俗世报偿。他们的需要，总是最深刻地代表了人性的需要，所以可以说，他们的方向，就是人类解放的方向。
每一个历史伟人，都是站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基座上的。西方天才形象和东方圣人形象，不过是两种文化精神的人格化。对于中西两种文化的态度，也鲜明地表现在对于这两种人格模式的态度上。当中国文化处于嬗变更替、空前痛苦中的今天，一种严峻的选择摆到了每一个知识者面前：你是要做天才，还是要做圣人？
答案当然千差万别的，但是肯定会有人作出符合人性要求和历史要求的选择。
从特立独行到三献书稿
废名的文字以宁静淡雅见长，其人却以奇倔孤傲著称于世。无论论文论道，都有藐视天下之气，即使对熊十力这样的一代巨儒和长者，也毫不相让。这对黄冈老乡在争论佛道问题时，由于各不服输，曾经扭打成一团。这则历史上少见的学坛佳话，活现出两个求道者的炽热与纯真。后来为了驳倒熊十力的巨著《唯识论》，废名花了几年时间，写出了浩浩二十章的大作《阿赖耶识论》。俞平伯曾经称道说，像废名这样特立独行的人，在这个时代是极为罕见的。
养成特立独行的气质，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坚持特立独行的品性，也许同样需要类似的条件？
废名还在北京大学读预科时，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受到周作人的器重和栽培。升入英文系本科后，成为《语丝》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之一。本科毕业后，受聘在周作人所主持的北平大学国文系任讲师。他每出版一部新著，都由周作人亲为作序，这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可谓难得的殊荣。1949年以前，他的小说和散文都受到文坛推重。每有一件文化成果产出，即有著名编辑或出版家抢着将它公布于世，以供世人共享。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是不难保持自信的，从而也就不难立其“特”而行其“独”了。
在他49岁那一年，发生了根本的转折。那是1949年，北大当局组织员工政治学习。废名痛感自己以前的生活不堪回首，决意放弃文学创作，努力学习新的知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年他写了《读新*主义论》，送呈毛泽东指正。这本书自然不像当年写《阿赖耶识论》那样立意在驳难，而是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再加上真诚的赞颂。据说事后董必武约见过废名，算是对他的答复。后来，废名还有过两次献书，其结局很有点叫人痛心。
第一次发生在1953年。此前一年，他被从北京大学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为吉林大学）。所以他献书的对象是这个大学的领导。年初，他把刚完成的新著《跟青年读鲁迅》书稿送请指正，两年过去了，领导没给过答复，特立独行的废名当然不好意思去催问。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在一个屋角落满灰尘的纸堆里发现了这部手稿，这才物还原主。
第二次发生在1965年。废名将《鲁迅研究》《杜甫研究》《美学》三部书稿捧到办公楼，一部一部地交给领导。这三个论题都是当时的显学，写这样的书最能表现他思想上的转变。他一边交书稿一边向领导说，不久就是“七一”了，我这是向党的生日献礼，也是向党汇报自己的工作，请领导审定出版。好几个月过去了，废名没有得到领导的答复。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某个屋角有一张废弃的书桌，他打开抽屉，看见一叠书稿，书稿上积满了愚昧的尘土。他觉得那些书稿好生眼熟，拿起来一看，正是自己那三部著作。他当时不敢把书稿取回，因为这是给别人的献礼。直到回家以后，他才悲愤地吼叫着说：去把那堆破烂捡回来，我不愿意给他们垫抽屉。从这吼叫里，才透出一点当年“特立独行”的影子。事后他眼疾急发，导致右眼失明，左眼衰微，也许这是特立独行之气的一种转化。不久以后，他的住房被“无产阶级”占领。1967年，在“*”高潮之中，无家可归的废名长辞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