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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杨朔是个很有诗人气质的人，是个十分真诚的人。我完全相信这种说法。但正是这种说法的成立，使得他的悲剧更加深刻。如果纯粹是为了谋求私利，睁着眼儿求宠，我们呸他一口即可了事。偏偏他不是这样。他是不自觉地充当奴才的，他觉得为主子唱赞歌是一个文人无需怀疑无需论证的使命。既然是以唱赞歌为先入之见，他当然就不需要自己的眼光，不需要面对真实，不需要为苦难和尸骨和罪恶和丑陋动一丝一毫感情，而只需要去看蓬莱仙境，只需要去看海市蜃楼，只需要动用化腐朽为神奇的中国文人的老伎俩，编出一篇篇粉饰现实的文字。即使是那些无法点化的纯自然景物，比如“香山红叶”，“童子面茶花”，出于那种需要，也不得不勉为其难，强令他们像自己一样承担起歌功颂德的使命。连如此真诚的人都完全陶醉在罪恶之中自丑不觉，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正直和良知可言。
丑陋的中国文人（3）
中国文化中最致命的罪恶因素不是别的而是奴道主义。当西方畅行所谓神道主义时，他们的人性只是被神威所压，一旦解放出来即有光辉闪烁。而奴道主义则是一种内在的变质。人性的一切内容都已彻底腐烂。奴隶精神成了灵魂中唯一的内容。即使外部压力消失，即使主子死去，奴道主义的阴魂依然不散。何况那奴隶主的空缺，及时可以递补。因为我们是全民皆奴。广大的奴隶队伍乃是产生奴隶主的最好资源。每个奴隶都可在一夜之间成为当之无愧的奴隶主，正如每个农民都可在一夜之间成为忠于职守的皇帝一样。像杨朔的所作所为，不应解释为迫于外部压力，实在是出于奴才的本性。这种人一旦晋升为奴隶主，他所制造的悲剧和罪恶，决不会逊色于我们已经认清了面目的那些奴隶主们。中国大地只有丑陋的奴格像死狗的腐尸一样遍野横陈，而绝对没有人格可言。
所有奴格的典型代表，无疑就是中国文人。让自己去做这样的典型，岂能不感到恐惧。如果我一生的努力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到郭沫若杨朔们的尾巴后边，这是我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
现在我终于知道，做一个文化人乃是我不可逃脱的命运，也是我别无选择的选择结果。选择的同时我抱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坚持自我。我可以没有恩宠没有地位，可以没有名气没有桂冠，但我决不可以没有自我，决不可以没有独立的人格。我一定要把自己与中国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中国奴格区别开来。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念，倘若他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1986年我为自己取名为摩罗时，便是这番寓意。同时我知道，我的灵魂早被奴隶的气息所浸透，要完全摒弃奴性哪是一个中国人所能轻易做到的？我只有怀着战战兢兢的虔敬之心，按着自己的要求尽力去做。
最后再谈几句巴金先生。在十年“*”以后，谁曾站起来承担过一丝责任？中国文人固然没有，他们重新出山以后，除了哭诉奴才的委屈外，根本不懂得反省。那些非文人呢？那些直接的责任者呢？又有谁反省过？我不是不懂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没法一点一点地追究个人责任，可是，如果谁都以此为自己开脱，那么，社会运动中人的主体性又作何解释呢？而且，那些应该由组织由民族所承担的集体责任，又有过真正的自审没有？倒是那个正直善良的巴金，在作着那样痛心疾首的反思和自审。他对于自己灵魂的苛刻，他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真诚，他对于人的尊严的虔敬的渴望和追求，使他高居于一切文人和非文人之上，成了鲁迅以后中国仅有的一颗良心。这个民族在经历了如此丑恶悲惨的历史以后，竟然毫不愿意拿出一丝勇气来作一分的集体反思，却让这么一位颤颤巍巍的龙钟老人，独自背负着如此深重的忏悔，我常常因此而感到极度的窒息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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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悲剧（1）
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我知道自己能力很弱。我总是随随便便，淡然处之，以求回避矛盾，有时甚至想用点怪癖来保护自己。可是我的策略毫无效果。我不去冒犯任何人，可是所有人都似乎被我得罪了，都看不惯我。一切追名逐利的事我都不介入，然而你因此所失去的决不只是名利本身，你还将失去平等和生存的安全感。
有很长时间我对此感到奇怪，甚至认为也许自己还随便得不够。好心友人劝我要将自己掩藏得好一些，何必锋芒毕露自惹麻烦。我连称是呀是呀，真羡慕别人的老练。后来却发现，他们之所以掩藏得好，是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需要掩藏。他们的素质与环境本身一一对应，完全合拍，因而可以鱼水相宜。而我已回不到那种境界。
一个人只要稍有一点独立精神，他的不幸也就从此开始，要么是消灭独立精神以保存自己，要么是坚持独立精神而走向厄运。要想既保持独立而又平安处世乃是不可能的。因为一种真正独特的素质，就是想掩藏也掩藏不住，就像豺狼的獠牙无从掩藏一样。而当你真正的独特品质显露出来，社会是不会便宜你的。群众会因了文化原因视我们为敌人。同处一寓的知识者们，又会因了争恩夺宠争官夺禄争名夺利的缘故，而对我们保持严格的敌意。在具体的争夺中，他们当然要把对手看作敌人。然而在大生活背景中，所有的争夺者都将不约而同地把不参与争夺的人看作自己最可恨的敌人。一切力量都这样迫不及待地企图置我们于死地。我们没有同盟者，我们没有阶级后盾，我们是独自深入敌阵作拼命冲锋的孤独的斗士。因为我们不是伴着现代社会组织现代文化同步成长而来，而是通过接受西方文化和自我灵魂搏斗脱胎而来，所以我们毫无依靠，毫无退路，连避风港（比如现代法律）也找不到。中山先生和鲁迅先生四处碰壁，焦头烂额，很大程度可作这种解释。
我们比孙中山、鲁迅更其不幸，因为越是在愚昧的底层，对于现代气息的容纳度越小。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像秋瑾、陈天华一样毅然献身并惊天动地，更不可能谁都有足够的力量和光辉像鲁迅、孙中山那样长驱直入杀个人仰马翻。更多的奋斗者恐怕只能像范爱农一样，默默无闻地生，默默无闻地死，默默无闻地与命运抗争。他们战斗的残酷和艰难，决不亚于鲁迅们。鲁迅对于范爱农的悲剧根源和人格意义作了认真仔细的思考。
范爱农是鲁迅的同乡。留日回来在乡间教点小书度日，甚是潦倒。鲁迅出任绍兴师范校长时，他做监学。后来鲁迅到*任职，范爱农即被顽固守旧的新任校长解除监学职务，潦倒困窘直至溺水而死。他的一生毫无引人注目之处，更无惊天动地的功业。在三汊港乡间小道上度过的那些黄昏，我常常比照着范爱农来思考自己。我觉得自己会成为又一个范爱农。
初闻噩耗，鲁迅即发表《哀范爱农三章》，以古诗表示哀悼。这还不算，20年代中期，鲁迅经历了一场近乎崩溃的精神迷茫，为了寻找心灵的慰藉和再战的力量，他写了著名的散文集《朝花夕拾》。《范爱农》即是这本书的压卷之作。可见范爱农的命运和精神曾经深深触动过鲁迅。我觉得，这不是一般的悼亡之作，而是表现了鲁迅对于中国民族生活改造和人格改造的深远眼光。 。。
走向悲剧（2）
范爱农生性耿直。从日本回国后，马上跌进了陈腐的中国旧生活的深渊，受着轻蔑和*，几乎无地可容。但他不改秉性，依然耿直而且愤世，引来更多的讨厌和*。鲁迅那三首悼诗，有三点可予注意，一是将范爱农放在一个充满败落溃灭景象的社会中来审视（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等）；二是将范爱农作为一种人格典型与另一种典型（鸡虫、狐狸等）相对照，突出其居于鸡虫之上的人格特征；三是将自己与范爱农对比，觉得他死得可悲，自己没死也并没什么价值（我亦等轻尘等）。这说明鲁迅已经深入到对范爱农的人格意义的思考。中国古典文人们无论怎样自视清高，但他在本质上与封建生活是相和谐的。虽然人们常常批评其怪癖，却可保护他龟缩在生活的夹缝里孤芳自赏，苟延自安，甚至还可取得学业上的成功。而且，一旦功成名就，昔日被批评的怪癖立即被传为美谈，从而他可以体面堂皇地走进生活舞台，成为主角。范爱农却不是这种旧文人，他一点怪癖都没有。他的愤世既不是出于清高也不是因为迂腐；而是以现代眼光审视中国的腐朽文化和丑恶现实时所产生的感情反应。他的受人厌恶以至于无地可容，也不是因为得罪了一二权贵或三五邻里所出现的人情关系的紧张，而是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对于代表着现代文化精神现代人格形象的范爱农的出自本能的敌视和扼杀。
倘若范爱农未曾出国留学，则他多半是个或如寿镜吾或如孔乙己的旧式文人。倘若他虽留过学，却未曾向内心注入现代精神，未形成现代人格，那他就可以既可以容于中国旧生活，又可以凭他的洋文凭和才学成为这种生活的强者。不幸范爱农偏偏是个怀有新向往新理想的人，他内心含蕴着另一种生活的价值原则，这就决定了他与旧生活形成互相对峙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而且是最根本最全面的敌对。这正是范爱农悲剧的根源。
许多中国知识者的毁灭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这是进退维谷的路。大多数知识者在现实的威压下抛弃现代精神，改变自我人格，重新融合于现实之中，这是现代文化意识在中国旧生活中的一种悲剧结局，作为一种悲剧的人格载体，他的毁灭乃是丑的毁灭。范爱农却过于鲁直，他宁可在威压中痛苦，在痛苦中绝望，却决不放弃自己心中所抱定的关于未来新生活的价值原则，决不放弃自我意志。他的最终被毁灭，是现代文化章程在中国旧生活中的另一种悲剧结局。但是十分明显，他的毁灭乃是一种美的毁灭。
范爱农作为一颗具有自我意识的种子，本应发芽开花，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青绿，为改造民族生活起到中坚作用。种子的终于烂死，即证明了他的土壤的彻底腐朽。这土壤像能量无限的黑洞，几千年来尤其是一百多年来不知吞食了多少高贵的生命。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只是培植大树，而是连土壤也得重新培育。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仅为中国所遇的难题。那些高尚者懂得唯一的办法：将大量宝贵种子向地上播撒，不惜烂掉自己，以构成新的土壤。一旦新的土壤生成，后来的每一颗种子都可能长成大树。这些种子的牺牲，也就是生命的牺牲人格的牺牲。这是伟大的集体主义精神，同时又表现了个人主义的蔑视一切的强大自我意志。近代以来许多先驱者，正是以各种各样的自我牺牲，创造了人类精神史上绝无仅有的最沉重、最悲惨、最阴暗、最壮烈的精神悲剧和人格悲剧。我想，鲁迅正是基于这样的眼光，才如此重视范爱农的意义，尊敬范爱农的人格。鲁迅在极度的孤独中写他的回忆文字，写到《范爱农》就*了，然后就投入了沉默两年以后的新的战斗。他是否通过与范爱农的精神交流，更增长了挥笔再战的勇气呢？鲁迅虽然是这些牺牲者中生命力最强的一颗种子，他将所有先驱者的生命价值连成一体，构成了一小片沉重的土壤，以作我们后来者创造新生活培植新生命的立足点。正是这样一个立足点，成了改造民族生活和文化的开端。
很难说我们的改造已经真正开始，也许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依然不过是将那片立足地扩得更大一些。因此，我们还只能做一个范爱农式的牺牲者。既然我们已经迈开了悲剧的步伐，我就决不回到“中国文人”的老路上去。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坚持自己，愤然而又坦然地往悲剧深处走。悲剧的终结将是我们自由意志的真正实现。
这样，我倒不想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过于随便了。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都要求它符合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