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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上映一年多以后，需求仍然旺盛，他每周只能完成五分之一的订单。“我不喜欢让顾客失望，但是我宁愿每天结束时知道它们都卖完了，然后我会更努力地工作。”他说。在马特尔的世界里真诚比增长更加重要，对他来说世界的中心就是他在格洛斯特郡的小农场。“我们在这儿非常快乐。我们不能扩张，没有地方了。如果再雇一个人来做奶酪，我们让他把车停在哪儿呢？我对现在拥有的一切感到非常满意。一次只能穿一件衣服，开一辆车。我也不想出名。”他说。
马特尔长得有点像哈里森？福特，留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灰胡子，不过他开一辆旧路虎汽车，业余时间在网上给一种稀有的苹果树写种植指南。他1972年在拍卖会上买下了被遗弃的月桂农场，农场位于格洛斯特以北15英里的迪莫克，当时无人问津。不过，他追求的并不是利润，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辛勤劳动——他被另一种激情所驱使。他从大学退学，想要实现童年的梦想，挽救一种古老的英国家畜——一种称为“老格洛斯特”的深色奶牛，使之免于灭绝。马特尔对这个物种的迷恋起源于祖母送给他的一本介绍传统家畜的书。“书里有这些神秘的黑色奶牛的图片，我想我当时就被它们吸引了。我对农场的渴望就是在那时诞生的。”他说。
当他买下月桂农场时，他打算养老格洛斯特牛和做奶酪。但是他发现，老格洛斯特牛的牧群刚刚被卖掉，分散到各地了。“当时全世界只有68头。我拜访了所有买下这种奶牛的人，建议我们成立一个饲养协会。我是第一秘书，当选过两次主席。”马特尔说。他从30年代地方委员会散发的传单上学会了做奶酪的基本知识。发臭的主教还包含了另一件他热衷的事情——当地的果园。这个名字来自马特尔用来酿果酒的一种梨，奶酪被浸泡在这种酒中，覆上一层水果香味的外皮。这种梨的名字则来自种植它的人——一位主教先生，他糟糕的个人卫生使他成了传奇人物。马特尔聪明地取得了这个名字的使用权。
他说他对现在农场的收入非常满意。“我并不富有，”他说，“但是如果我需要钱，我就去挣。否则我们靠现在的收入就生活得很好了。我不是说一定要生活节俭，但钱对我就像甜布丁。我本来就爱吃甜食，再加上一个帮忙的会毁掉我的牙齿的。”感谢马特尔保护物种的努力，英国这种桃花心木色的奶牛的数量增加到了500多头。牧群一定还会继续扩张。还要感谢英国的中产阶级重新发现了发源于本地的传统食品的魅力。不过，我怀疑你不会看到马特尔试图从这个额外的增长机会中谋取利润。
许多企业家会嘲笑马特尔，因为他天真地放弃了发大财的机会。他获得巨额财富的机会消失了，一同消失的还有令人兴奋的生活方式：企业成长、巨头早餐会、商业活动、银行会议、焦急的投资者、税务顾问、人力资源事务，以及其他无数的任务，让他远离他的奶牛、奶酪和果园。马特尔这样的英国人是罕见的，他拒绝了一种过度繁忙的生活方式，即使那能够带来镀金的“成功”前景。英国人比其他任何欧盟国家的人工作时间都长——平均每周42小时。这包括了数百万个不拿报酬的加班的日子，尽管我们的假期在欧洲国家中已经是最短的，我们还是放弃了许多带薪休假的机会。
然后我们死去。每周工作41小时以上的人患高血压的几率要显著高于每周工作不足41小时的人。向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提交的一份报告预测，由于过度工作的压力，到2027年将有60％的中年人患有高血压。日语中有一个单词用来描述慢性劳累过度导致的心脏病突发死亡：过劳死（Kiroshi）。在英语中，我们也有一个新单词，形容疲劳造成的行尸走肉的状态：赖工（presenteei*）。这是指人们在办公桌前虚度光阴，什么也做不成，因为他们太累、压力太大、缺乏刺激、心烦意乱或者意志消沉。这比徒劳还要糟：我们工作中造成的五分之一的碳排放来自每天上下班的交通。如果我们不能生产有价值的东西，至少可以待在家里。
第五章 选择足够了（1）
我们为什么会认为新的选择总能给我们提供新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它们向我们提供了另一些虚构的安慰，避免让我们看到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真实状况，那就是我们能够选择的比我们所幻想的要有限得多。举个例子，在摄影界，自然科学和市场营销的发展已经可以让我们像专业摄影师一样操作，而在以前，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专业和业余的摄影师之间有着实质的差别。在19世纪70年代，如果你想在假日的旅行中拍摄一些照片，你就得准备好马车去托运一台照相机，它就像现在的微波炉那么大，还需要一顶遮光的帐篷，小心翼翼地等待玻璃板上的乳剂缓慢地乳化，从而捕捉到你的图像。这种方法受到相当大的局限。难怪那个时代拍摄的所有照片上的人都正襟危坐，而不可能有哪张照片拍下了“我的小儿子正在踩踏他妹妹的沙堡”。
胶卷的兴起使摄影业在19世纪80年代有了飞速进展。在1888年，柯达相机将摄影业推向大众化，它轻巧并且方便携带，可以将100张底片提前装入相机中并能拿在手上进行拍摄。这款相机当时的售价是25美元，广告是这样说的：“你只需按下快门，其余的我来做。”欢迎来到家庭快照的时代。但这时照相仍然不是很方便，因为人们需要至少花费十倍以上的价钱把相机送回厂里去冲印和换胶卷。在1900年，柯达推出了另一款业余摄影迷的首选——价值一美元的盒式布朗尼（Box Brownie）相机。转眼间，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家庭相册了。再后来，也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高科技为我们带来了彩色胶卷（是的，又是柯达）。直到20世纪90年代，第一台数码相机问世了，虽然最初最初高昂的价格限制了其使用者只能是专业人士。自那以后，这项技术变得越来越廉价和易于掌握。
感谢高科技，对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为如何选择“正确的”相机而困扰的日子应该结束了。现在出售的这些闪着金属光芒的方盒子都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按下快门就可以拍摄出可供下载打印的照片。与其纠缠于这些产品之间细微的差别并且为其付出不菲的代价，我们还不如把时间、精力和热情用于寻找上镜的风景，把它们定格下来，与朋友们分享或是日后欣赏追忆。
类似的技术性进展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以往大多数工具所带来的不便。但是，我们也面临着比以前多得多的选择、工具和生活方式的新概念。我们热切地购买产品，但从来不使用它们的附加功能。有一项研究表明，将近百分之六十的成年人只了解新设备一半的功能，因为只有六分之一的人愿意拨冗去阅读说明书。但也许这是务实而非懒惰：另一项调查发现，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手机用户只使用手机的四项功能：打电话、发短信、闹钟以及照相。其余的都是技术噱头。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甚至不清楚我们的手机是否能拍照。
从理论上来讲，消费者复杂的心理应该是受自然因素限制的：《产品和品牌管理杂志》做的一项研究表明：提供更多的功能并不能提高顾客满意度。手机只要拥有三项功能就足够了，如果功能超过了七个，则可能会造成顾客的焦虑心理，并且产生反作用。德国有一个成语叫做“艰难的选择”（die Qual der Wahl）。心理学家说，虽然顾客最初可能被整套的选择方案吸引，但最终他们会因过于困惑而最终失望地选择放弃。
第五章 选择足够了（2）
有一个试验常常被提起。两位教授，马克？莱普（Mark Lepper）和希纳？杨格尔（Sheena Iyengar）在一家超市里摆放了两张桌子，一张桌子上放了24瓶果酱，另一张上只放了6瓶，并向顾客们发放了优惠卷。结果是：在放有24瓶果酱的桌子前，只有3％的人会购买，而30％的人在另一张桌子前购买了果酱。
同样，瑞士消费者研究人员托马斯？鲁道夫（Thomas Rudolph）和马库斯？施维泽（Marcus Schweizer）说：顾客的困惑可能导致销量下降。他们称他们的研究表明，甚至在选择购买厕纸时，人们也会害怕犯错误，他们不喜欢尝试决定什么产品对他们来说是正确的。这只是厕纸而已，顾客还能希望用它来做什么呢？但是与此同时，尽管心理学家们提出了种种警告，商家还是不断地推出更多的选择。
所有的这一切可以解释为什么柜台上会有成千上万种类型的洗涤用品。如果你渴了，有27个不同品种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供你选择。推销这些嘶嘶冒泡的碳酸饮料的方法花样繁多。这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消费者会在柜台前花费40秒时间来选择饮品，而7年前却只要花费25秒。面对那么多商品所造成的混乱场面，许多顾客宁愿选择高价位的商品，他们寄希望于花费得越多，得到的也越多。比如牛仔裤，无论牛仔布料最初是多么的粗糙、廉价，并且绝大数的牛仔裤都来自同一家血汗工厂，但是消费者还是愿意花费超过100镑来购买一条“高档”的裤子，因为他们认为高价位也许可以确保这条裤子在成千上万条裤子中相对较好，这样可以使他们对自己的选择有一种安全感。
在我们为这些微不足道的选择困扰的同时，我们也许会经不起诱惑去购买一些其他商品，无论是在商店还是在网络上，都会出现所谓的Wilting现象（“我在找什么？”的缩写）。有四分之一的英国互联网用户将上网时间的近三分之一——相当于每两星期一个工作日——用于随机浏览网页。研究者说购物网站是最主要的浏览对象，他们警告说：“尽管人们最初都是有目的地登录这些网站的，但由于过多的选项使他们受到干扰，很多人忘记了自己的目的，而花费数小时漫无目的地寻找。”
在小工具的销售中，另一个造成选择过多的错误的理由是：那些本应坚固耐用的商品的寿命越来越短。通过不断地推出加入各种特殊功能的“限量版”商品，市场营销人员在我们石器时代的大脑中植入了一种饥饿感，尽管我们周围世界的丰裕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种“第一世界的焦虑”驱使富有的女人们在发售首日争先恐后地去购买某件明星代言的时装。
通过不断增加商品选择，制造商随时准备用新一代产品取代旧的。很快这些通过科技进步和资源消耗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被扔到了垃圾场，通过某种耗费能源的过程被回收再利用，或者被藏到橱柜的后排，以免一件去年的商品让我们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过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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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快乐足够了（1）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即使是自我改善运动的反对者仍然在鼓励人们寻找快乐，他们只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但目标仍然是：寻找更快乐的自己。似乎你一旦跳上了追求快乐的旋转木马，你就很难再跳下来了，因为它承诺的前景实在太诱人了。这里还有一个潜在的禁忌，那就是如果你拒绝追求更快乐，那就背离了我们西方的文化传统，所以你不能这样做。无论你选择哪种方式，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以头撞墙，这个墙的名字叫“更快乐”。人类的进化史清晰地显示，追求更多快乐的想法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下。我们进化的路线显示，造物主在造我们的时候并没有把快乐安置其中，快乐并不像一块房间里的地毯，当你把不快乐用吸尘器都吸走后，剩下的就全都是快乐了。快乐不能超过一定的度，否则它就变成了有着奇特相貌虫子的下颚骨，显得不协调，而且怪异。
我们也不能说更多的快乐是不证自明好东西。心理学家在1922年对1216个儿童的成长经历进行了记录，结果发现，那些最快乐的孩子要比那些不快乐的孩子寿命短，那些小时候明显快乐的孩子长大以后更容易饮酒、抽烟和冒险，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们乐观的性格使他们容易低估危险。精神病医生推论说：“乐观和积极向上的性格有利于人们积极地面对短期的危机和困扰，但是长期来看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它们的作用并不总是积极的、有益的。”
一个枯燥无味的事实是，快乐是我们人类适应进化的产物，它能够使我们在恰当的时间采取恰当的行为，从而能够增加生存和繁衍的机会。快乐能帮助我们趋利避害。同样的，那些不太让人愉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