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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供稿）九三学社简介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九三学社的前身为抗日战争后期一批进步学者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以*、科学为宗旨，在重庆组织的“*科学座谈会”。
后为纪念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定名为“九三学社”。
其后，九三学社秉承爱国、*、科学的优良传统，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其他各界知识分子，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为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九三学社积极履行参政议政、*监督职能，就“非典”防治、生态保护、科技人员待遇、高校毕业生就业、改进医疗卫生工作等重大问题，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为制定有关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充分发挥科技界人才密集的优势，围绕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等课题进行调研，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我国科技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
九三学社现有30个省级组织，先后拥有16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与中国工程院院士。
九三学社历任主席为许德珩、周培源、吴阶平，现任主席为韩启德。
52九三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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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1）
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九三学社中央五星红旗，伟大祖国的旗帜。
它是国家的象征，承载着中华儿女的光荣与梦想、智慧与力量。
对国旗，对祖国，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热爱的方式。
作为建议制定《国旗法》的提案人，黄其兴将自己几十年矢志不渝、忠贞爱国的不平凡历程，浓缩在了那份提案之中。
1989年春天，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黄其兴参加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时，向大会提交了《建议国家制定〈国旗法〉》的提案。
７月，他收到国务院法制局的书面答复：“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加强对公民的爱国主义教育，制定《国旗法》是十分必要的。
现在我们正抓紧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草案）》，力争年内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1990年6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并于同日由国家主席*颁发了第28号主席令，于1990年10月1日正式施行。
从提出提案到《国旗法》颁布施行前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
这其53中却凝聚了黄其兴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人生体验。
黄其兴1929年出生在越南的一个华侨家庭。
五岁时，父亲送他回昆明老家念书，接受祖国传统文化教育。
他在昆明读了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的一部分学业。
虽然家境优裕，但旧中国的贫穷落后、饱受列强欺凌，是他挥之不去的伤痛。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报国志向坚定、清晰起来：要用自己的真才实学让祖国变得富强。
1949年年初黄其兴赴法国留学，学习硅酸盐化学、水泥专业。
刚到巴黎时，洋人歧视的目光曾使他痛苦得难以入眠。
直到新中国成立，五星红旗在世界的东方冉冉升起，中国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才有了自己的尊严。
而后“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使美国人低下了傲慢的脑袋，各种颜色的眼睛对中国人刮目相看了。
1954年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
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重要的一方参加。
出席会议的新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以他那不凡的风采征服了世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在巴黎，一股“中国热”扑面而来。
法国人热切地注视着和中国有关的事物，看到中国人，他们会友好地竖起大拇指。
随着这股狂潮流，黄其兴心中的浪潮也澎湃不息，他第一次感到了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思想上受到的震动和教育实在太深刻了。
此时他已经毕业，在法国最大的水泥厂当工程师。
工资待遇好，汽车洋房样样都有，然而心里总是觉得缺少点什么。
他凝望着滚滚的塞纳河水，浪花在眼前跳跃……最后，这些浪花渐渐汇总，凝聚成为两个神圣的大字：“祖国”！他彻悟了，地球上任何一个炎黄子孙的命运都紧紧维系在祖国母亲的身上。
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母亲作后盾，在海外就永远逃不脱西方人歧视的目光。
然而，祖国正百废待兴，要真正富强起来，还需要进行艰巨的建设工作。
这正是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
自己出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本来就是为了建设自己的祖国啊。
炎黄子孙的责任感54九三学社中央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催促着他，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召唤着他，他归心似箭，一天也待不住了。
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2）
什么“父亲被*”、“归侨要上断头台”等等传闻，都阻挡不了他回国的脚步。
黄其兴决定放弃舒适的生活，冒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去！之所以说冒生命危险，是因为当时中法并未建交，国民党大使馆还在巴黎，如果被他们知道了，会百般阻挠，甚至采取暗杀手段，黄其兴的两个同学就是这样被杀害的。
他谨慎地安排着自己的归程。
先是秘密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领取了中国留学生归国证明书，把它缝在西服里面，然后瞒着朋友、熟人，以到香港探亲为名，毅然从马赛港起程回国。
1955年5月8日，客轮经过一个月的颠簸抵达香港。
当黄其兴看到罗湖桥头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时，激动的泪水禁不住淌了下来。
黄其兴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新中国的建设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昔日的贫苦大众翻身做了主人，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孩子们过着幸福快乐的学习生活，他看着祖国旧貌换新颜，越发肯定了自己的选择。
国家进行建设，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这正是他发挥专业特长的时候。
他忘我地工作着，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培育出了累累硕果，为发展我国的建筑材料和石油工程材料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1957年黄其兴加入了九三学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派组织中，他对共产党的了解，对多党合作制度的认识都更加深刻。
他由衷地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建设好中国。
“*”浩劫中，他这个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有那么多的“海外关系”，又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人，自然难逃厄运。
然而，不论遭受怎样的精神打击和肉体摧残，他的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心中的红旗始终不倒，他同广大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受住了考验。
一旦恢复工作，他没有叹息，没有抱怨，也无暇伤感，仿佛能抢回那逝去的年华一样，带着满身的伤痕，争分夺秒地干了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在了黄其兴身上。
职务上，他被提升为石油部施工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生活上，他得到了优先照顾；政治上，他被委以重任，陆续担任了天津市塘沽区副区长，九三学社天津市委主委，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侨联副主席。
1987年黄其兴任天津市塘沽区副区长，分管科教文卫体等部门的工作。
到学校检查工作时，当他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不由得又激起了自豪感。
但看到国旗下的学生站不成形，容不庄重，漫不经心，仿佛升起的是与他们不相干的旗帜时，他的心一沉，想到了自己走过的几所学校，充斥在校园里的是流行歌曲，而听不见国歌和国际歌的声音。
这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
他想，无论时代怎么变化，爱国主义精神是永远不能变的。
正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无数志士仁人和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的生存、发展，为了扞卫国家的独立、主权，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今天，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伟大的祖国建设好，使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黄其兴认为，国旗是国家独立的象征和标志，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尊严和骄傲，也是动员人民、振兴民族、抵抗外来入侵的旗帜。
为了维护国旗的尊严，增强人们的国家观念，提高民族凝聚力。
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国旗法》，通过立法形式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
于是，黄其兴提笔写下了《建议国家制定〈国旗法〉》的提案。
建议通过法律形式，对制作和升挂国旗予以规范。
1997年，北京天安门内国旗护卫队驻地，欢声笑语打破了往日的宁静。
作为制定《国旗法》的倡导者之一，黄其兴和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一堂，畅谈自己与国旗之间的不解之缘，并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旗在每个人心中永远飘扬！
（王笑颖执笔）56九三中央
肩上的担子沉甸甸（1）
肩上的担子沉甸甸九三学社中央我作为九三学社大连市委副主委、大连市信访局副局长，在长期工作实践的基础上，2007年我撰写了一份题为《构建化解社会矛盾，建立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的分析与研究》的调研报告，被九三学社中央采纳。
又经过近半年的深入调研和论证，最终形成了九三学社中央的《完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提案，并被选定为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材料。
“两会”结束后，提案所提建议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全国政协主席*同志作了批示；中央政法委迅速作出答复；国家信访局特别给九三学社中央写来感谢信。
作为提案执笔人，我在为此感到欣慰的同时，又难以做到完全释怀。
就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九三学社中央领导带我们到国家信访局征求意见时，一位副局长表示，这么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把信访工作问题带到“两会”上，他同时建议将关于信访工作的一些想法加进提案里。
可见，通过建立“大调解”机制化解社会矛盾，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从建立、完善到相应政策、制度的健全，实现5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可谓任重而道远。
这件提案是被“逼”出来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提案里所表达的都是我的切身感受。
我曾在大连市信访局担任过四年副局长，分管信访工作。
当时，随着市场经济结构和社会利益分配结构的进一步改革调整，大连市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同时，因企业改制、兼并、破产以及房屋拆迁安置、集体土地征用、农民工权益等方面带来的矛盾和纠纷日益凸显，围绕利益和权益保护方面的上访进入了一个“洪峰期”。
算是受命于“危难”之时，2003年7月我刚上任，就被安排到北京，成立了信访接待办公室。
那些日子，信访工作者活脱脱就像是“消防队员”，信访工作的艰苦程度怎么形容都不夸张。
为了说服一位上访者，我从早上八点一直与他谈到下午五点半。
做通工作、达成协议就在最后几分钟，而嘴皮子却“磨”了一整天。
与其“被动应付”，不如“主动出击”。
在我的提议下，2003年9月大连市信访局专门成立了疑难案件接待站，力求使矛盾在当地化解，最大限度地控制进京上访。
一年下来，我们通过苦口婆心地做工作、签订“双向承诺书”做担保等途径，成效是明显的，240多名“上访专业户”无一回流。
然而，大量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各种关系都理顺了，信访渠道就畅通了，信访工作的压力就减轻了。
当前信访内容越来越趋于复杂化，信访对象反映的问题绝大多数都很现实，基本上都涉及个人的切身利益，都明确要求解决实际问题，不达目的，不肯罢休。
在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许多信访对象反映的问题情况复杂、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处理起来难度较大。
因此，重复上访、无理缠访、*以及越级上访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