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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工作经过十年的改进，尽管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下面就叙述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
* 本文选自于《人民日报》2004年9月17日。
651993年我的第一次政协大会发言我刚当选为政协委员，参加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大会时，就被选中作大会发言，主题是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吸引人才的问题。
这一发言的起因应回溯到1992年4月24日全国学部委员（院士）大会期间，*同志召集了几十位学部委员在怀仁堂座谈，我被指定为六名发言人之一。
我讲到了人才问题，*同志不断插话，并问我的工资多少，又问那天在座的苏步青先生，他年轻时从日本回国任教工资是多少大洋，苏先生回答月工资大体相当于现在的5000元。
当时的一般教授工资加奖金不会超过400元。
所以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脑外科专家不如剃头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同志听完大家发言后，深情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真是价廉物美啊！”并说中央尽管在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还是杯水车薪。
1993年3月我在政协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价廉物美的评价，我说听到这一评价后我有两个感受：一是非常自豪，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而自豪；另一感受是担心，生怕“长期价廉，就会不再物美”。
由于待遇太低，大量优秀青年会出国，会留不住一流人才。
我在发言中提出“对于优秀的年轻人才，应设法保证月收入600元以上，最好达到1000元。”要知道，1993年时这样的收入标准就很不错了。
我的上述发言受到了关注，“长期价廉，就会不再物美”被作为标题登在报上，有的委员在电视采访中支持了我的观点，使我感到欣慰，并没有“说了也白说”的感觉。
后来知识分子待遇的提高速度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
1995年开始脑体收入倒挂的现象已基本改变。
66王选政协委员建言立论的影响越来越大关于加大昆曲抢救和保护力度的建议2003年11月全国政协京昆室组织了一个专题考察团，赴长沙等八个地方对昆曲现状做了实地考察。
考察后，由万国权（前政协副主席）和叶朗（政协常委）署名，代表考察团给*总书记和*总理报送了《关于加大昆曲抢救和保护力度的几点建议》的报告。 txt小说上传分享
政协委员建言立论的影响越来越大（2）
2004年3月全国政协大会上，由叶朗常委起草、叶朗和我联名写了一个大会书面发言，呼吁抢救和保护昆曲这一“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同志对这一书面发言作了批示，表示支持。
更重要的是*总书记、*总理和陈至立国务委员都对政协上报的昆曲考察团的建议作了批示，表示了强有力的支持。
中央四位领导同志同时为昆曲写批示，是极其难得的。
文化部根据中央领导的批示，作了详细的落实布置。
《人民日报》还为此发了整版的报道。
关于中国印刷博物馆改成事业单位由政府拨款扶植的建议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国家，２0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建成了中国印刷博物馆。
2001年我国主办第七届世界印刷大会，又对中国印刷博物馆进行改扩建，以翔实的史料展现了中国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取得了良好效果。
但长期以来印刷博物馆由于缺乏经费来源，仅靠“自收自支”难以为继，后来被迫暂停对外开放。
2004年4月我和政协委员启功、于珍、于友先四人联名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了报告，请求关心中国印刷博物馆的问题。
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请有关部门开会研究提出解决意见，并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
这使中国印刷博物馆从根本上理顺管理体制，正式成为国家公益性事业单位，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同志深受鼓舞。
从以上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说明政协委员的意见越来越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建言立论的影响越来越大。
6中国农工*党简介中国农工*党（简称农工党）是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具有政治联盟特点，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继续贯彻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路线，1930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主持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1935年11月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1947年2月改党名为中国农工*党。
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农工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亲密关系，为新*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农工党遵循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
新的历史时期，农工党为推进经济建设，推动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世纪新阶段，农工党把服务于发展作为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发挥自身优势，在战胜“非典”疫情、抗震救灾、支边扶贫等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目前农工党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现有党员102000多人。
历届主要领导人有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周谷城、卢嘉锡、蒋正华，现任主席桑国卫。
6农工党中央农工党首亮出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红牌农工党首亮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红牌农工党中央我于20世纪70年代步入医学殿堂，从事临床超声医学工作。
199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一位药学研究专家，他是农工党员。
通过和这位专家几次交谈，我对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光荣历史有了初步了解，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战争年代，我们的血流到一起；和平建设时期，我们的劲使到一起。”尽管如此，我对*党派在今天国家政治生活中如何发挥参政党职能，还是感到既陌生又好奇。
政协委员建言立论的影响越来越大（3）
后来，经过工作单位的推荐和农工党北京市委会的批准，我终于成了一名光荣的农工党员。
当时国家计生委还没有成立农工党支部，我就成了卫生部支部的一员。
入党后，参加了由农工党北京市委会组织的*员学习班，听取了市委会秘书长章诒学和市政协提案委领导关于做好参政议政和提案工作的专题报告，提高了我对做好提案工作的思想认识。
6我明白了，作为*党派的一名普通党员，不但要做好本职工作，而且也有责任、有义务为全党做好提案工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入党就意味着多了一份社会责任。
结合本职工作，我开始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衡量一个社会男女两性人口是否均衡的重要指标，一般是以每出生一百个女婴和相对应出生的男婴数值作比较。
国际上公认的最均衡、最合理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0：103~107，即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对应出生103个至107个男婴。
然而，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生性别比开始攀升。
1990年为100：113，1995年为100：115，大大超过了国际认可的最高警戒线。
当时，这种异常增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并未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有些领导和专家甚至认为是“假性增高”，可以通过人口年龄交替进行调节，不必“大惊小怪”。
国内媒体也将这一敏感话题列为禁区，不得宣传和讨论。
我作为从事超声医学诊断工作20多年的农工党员，常常为此焦虑不安。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千百年来“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最直接的原因是医学诊断仪器“B超”已经失控，造成了大量的选择性流产。
20世纪80年代初，医院的超声设备只有“A超”，通过“A超”观察脏器的回声波高低和疏密程度来判断病变。
80年代中期，随着“B超”技术的引进，进口“B超”设备开始在大城市医院用于临床诊断，尤其在妇产科领域，因其具有简便、直观、安全、准确等优点而被迅速推广普及。
90年代初，国产“B超”仪的大量生产面世，加快了在城乡中小医院、计生服务站的普及应用。
其推广的深度、广度和速度都是始料未及的。
在此期间，央视春晚播出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使全国亿万观众一夜之间都知道了“B超”还可以查胎儿性别这个专业秘密。
社会上少数利欲熏心的人，当上了“B超专业户”。
有些医务工作0农工党中央农工党首亮出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红牌者违背职业道德，先是为亲朋好友中的孕妇做胎儿性别鉴定，后来又为亲朋好友介绍来的孕妇做胎儿性别鉴定。
更可怕的是便携式“B超”
已经沦为一般的非控商品，任何人花钱就可以买到。
有需求就有市场，于是一个庞大的用“B超”鉴别胎儿性别的地下市场应运而生。
深圳有个黑B超个体户，一天竟能检查20多个孕妇，几天就成了万元户。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如果有五倍利润，就足以使人疯狂。
当时，一台简易“B超”价值8000元左右，如果要买二手机就更便宜了。
投资并不多，却能一本万利，带来滚滚财源。
就这样，黑B超泛滥成灾，大量的女婴被扼杀在出生之前，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愈演愈烈。
令“B超”技术研发者始料未及的是，当初造福人类的科学技术，如今却成了扼杀女性胎儿的帮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政协委员建言立论的影响越来越大（4）
我作为一名超声医学工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如果国家不尽快采取措施，把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增高的势头遏制住，将来势必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在法律出现空白、法制尚不健全、有关领导和专家尚未关注的情况下，我选择了以提案方式反映真实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我认为，通过*党派和各级政协向政府反映社情和建议，是一条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
1994年10月，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我以一个普通农工党员的名义，将这一敏感话题写成了《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调应引起高度关注》的党员个人建议，上报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参政议政处。
章诒学秘书长和其他领导同志对这份建议十分重视，很快又以“农工党北京市委会”的名义上报农工党中央。
1995年，这份提案提交到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
农工党中央和北京市委会领导在对待我的提案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让我这个*员深受鼓舞和教育。
事实证明，中国各*党派不是什么“政治装饰物”。
只要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利的建议，你就可以大胆地提、放心地提。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全国政协提案委按“急事急办、特事特1办”的原则，在八届三次会议期间，召开了由国家计生委、公安部、卫生部、农工党中央等单位参加的“现场协商会”。
农工党中央指示我在协商会上作主题发言。
在协商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蒋正华家里打去电话，我向蒋副主席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顾虑，他在电话中亲切地安慰我“不要紧张，就按建议所反映的实际情况讲，有关领导会理解的。”蒋副主席的话让我精神放松了许多，也进一步理清了我的发言思路。
第二天，我作为提案的第一作者，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
会议室里坐满了各协商单位的主要领导，其中有国家计生委派出的副主任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现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维庆（右二）在笔者（右三）的陪同下了解B超仪器使用情况。
2农工党中央农工党首亮出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红牌李宏规、蒋正华和四位司长。
会后才得知，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彭佩云同志为开好协商会做了周密安排。
她指示正在天津开会的几位司长连夜返回北京，立即准备材料，做好现场答复准备。
会议室里还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的记者，他们都希望参加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