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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也不是陆定一所能做得了主的。他们谁也没有这个力量。这一点是可以相信的。
这次部务会议后，周扬和作协党组、###几个同志一起修改对丁玲的结论，将“反党小集团”改为“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题目也改为《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内容为： 一、丁玲同志在文学创作方面和文学界的组织工作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她所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丁玲同志却因此滋长骄傲自满情绪，犯了不少违反组织原则的自由主义和损害团结的宗派主义错误。 二、丁玲同志与陈企霞同志的关系上，由于他们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形成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这个结论还没有拿到专门小组和###部务会议上讨论，1957年5月全党整风运动就开始了。这个结论没有公布，也没有同本人见面。
在作协整风中，群众向###领导提意见，最突出的一件事情便是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问题。
1957年6月6日，作家协会党组根据陆定一的指示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在会上周扬一开始就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作是很不应该的。”党组的其他同志也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
21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4）
会议提出的批评意见集中在周扬身上，尖锐而又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是谁叫他这么搞的？”丁玲还质问周扬，为什么在批判她的时候要提“一个共产党员重要的是要对党忠诚”这样的话。
就在作协扩大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即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开始，于是丁、陈问题又出现了一次反复，再度升温加码。此时，丁、陈问题不再提交###讨论，由陆定一直接向中央书记处请示。“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李之琏这样回忆说，“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别的议题结束后，由陆定一汇报丁玲等问题的处理情况。他没有讲两年来全面的处理经过，只说###在处理丁、陈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按原来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另一种意见是以张际春和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原来的结论。彭真听了部长的汇报后，急着插话问：‘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部长没有正面回答，只含糊其辞地说：‘周扬没有什么不一致。’”
李之琏认为陆定一的汇报是很片面的，既隐瞒了周扬态度前后的反复，更回避了丁玲问题调查结果同原先向中央报告的情况不符这样重要的事态。邓小平最后表示：“意见不一致可以讨论，党内民主嘛！由你们###去讨论好了。”（参见李之琏：《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文坛公案：秘闻与实录》第306、307页） 于是，###又开会讨论，会上陆定一提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会上没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人表示赞成。周扬在会上也没有对此发表任何意见。在反右斗争中，对丁、陈的批判显然变得更加严厉起来了。
在这种情势下，不仅对被认为是“敌我矛盾”的人严厉起来，即使是对在前一阶段曾说过些错话、办过些错事的人，此时也毫不客气。在开始“鸣”“放”时，周扬很兴奋，平时很少到《文艺报》编辑部去的周扬直接到各编辑室鼓励大家鸣放，说：“放是错误，不放也是错误，而且是更大的错误。”在他的鼓动下，《文艺报》的确“放”出了很多意见，不少人后来被划成右派。反右开始之后，周扬不能不想到自己，也不能不为《文艺报》感到担心和紧张。当时任《文艺报》主编的张光年回忆说：“他先是来编辑部鼓励我们鸣放，但很快又变了。他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把我、侯金镜、陈笑雨、袁水拍、林默涵五个人找到一起，宣布小平同志的意见。
他对我说：‘小平同志要我带话给你，要张光年把脑壳后面的一些小辫子自己揪下来，积极投入反右斗争，把《文艺报》办成文艺界反右的主要阵地。’我理解这是要保护我，让我检讨过关。但周扬对我一通厉声指责，我却很不服气。我扭过头不看他，背向着他，由他去讲。侯金镜爱护我，怕我顶撞出事，事后劝我：‘什么时候了？你难道在哪个保险公司保过险的？”（张光年：《回忆周扬》，《忆周扬》第12页）
《文艺报》于6月24日至７月8日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进行自我批评，会上张光年代表副总编侯金镜、陈笑雨作了题为《我们的自我批评》的检讨，编委钟惦〖FJF〗NC97B〖FJJ〗也在会上作了检查。后来，张光年等人的检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看后说，检讨了就好。《文艺报》的主要领导过关了，周扬这才松了一口气。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有错误就得赶快检讨，检讨了也不一定就不被划为右派，但如果不作自我批评，那就几乎肯定是在劫难逃。周扬对张光年的“厉声指责”，其实也是出于对他的爱护，当然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只不过表现形式叫人一时难以承受罢了。
关于丁、陈的问题，自从6月6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开过三次以后，就一直没有开过。陆定一提出要尽快复会，他主张仍由周扬主持，并要他在党组扩大会议上再讲一次话。
７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休会50天之后终于复会。会议拖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开是有原因的。周扬及其他作协党组成员不久前刚刚讲过对丁玲“只有斗争，没有团结”，丁、陈“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批判有偏差，有过火”，现在一下子又要转个180度的大弯，而且纲上得空前的高，周扬不能不感到为难和犹豫。
21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5）
同时，《文艺报》编辑部的自我批评问题，又需要他密切关注。他自己在前一段也讲过一些不适当的话，需多加小心，进行一番调整，与当前的政治气候相适应。
丁、陈的问题，上面已经定了，拖得时间也不短了，就坚决按上面的精神办吧。周扬在会上按照陆定一的指示，肯定了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并表明这个批判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李之琏也发了言。他们的讲话为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定下了新的调子，改变了此前的性质。
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反击丁、陈的进攻从此开始。从第12次会议之后，把主要矛头转向了冯雪峰。会议于9月17日结束。时间长达4个多月，共开会27次，与会人员200余人，先后发言的有140余人，大概是反右斗争中“会议之最”了。
在批判冯雪峰时，1936年“两个口号”之争那笔历史旧账又被提了出来，讲得较多的是冯到上海时没有找周扬等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反对“国防文学”的口号分裂革命文艺队伍如何不对。夏衍８月14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所作的发言最为具体且有代表性。他说：“1936年雪峰同志从瓦窑堡到上海，据我们所知，中央是要他来和周扬同志和我接上关系的。
雪峰到了上海不找我们，先找了鲁迅先生，这一点，按当时情况是应该的，可是这之后，你一直不找渴望和中央接上关系的党组织，而去找了胡风，不听一听周扬同志和其他党员同志的意见，就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是什么缘故？今天在座的有许多同志——如沙汀、荒煤、立波等同志都可以证明，当时，由于抗日爱国运动的勃兴，我们已经有了半公开活动的机会，我们已办了许多外围刊物，找我们是并不很困难的。事实上，我们知道雪峰到了上海，还是从救国会的非党同志那里知道的。雪峰同志可以找胡风，甚至可以找章乃器，为什么不找我们。我们在上海的工作有错误，犯过“左”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忠实地奉行着党的政策。在白色恐怖中，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终于保全了整个文化界的党的组织，我们还联系着包括救亡团体和职业团体在内的广泛的群众组织，我们领导着上海所有的进步剧团和数以百计的合唱队，掌握着三家影片公司的编辑部和四家进步书店，出版着十种以上的进步刊物，——为什么你要违反党的指示而撇开我们呢？
算我们是一支暂时失掉了联系的游击队吧，中央要你来整理、领导这支游击队，你可以审查我们，整顿我们，但你不能完全撇开我们而直接去找正在反对我们、破坏我们的胡风及其党羽。退一步说，你听了胡风的话，也该找我们对证一下吧，你硬是撇开了我们，不是帮助我们，而是孤立我们，不，实际上决不止于孤立我们，而是陷害了我们，章乃器本来是同我们联系的，见了你之后，他向外公开说，我已经和‘陕北来人’接上了关系，今后你们不要来找我，‘陕北来人’说，上海没有共产党组织。我们还听人说，这位‘陕北来人’曾告诉原来由我们领导的外围人士说，周扬、沈端先等假如来找你，‘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还有，已经过世了的钱亦石同志曾告诉过周扬同志，雪峰在外面说，夏衍是蓝衣社，周扬是法西斯，这不是陷害还是什么？这一切，今天在北京的章汉夫同志，王学文同志，邓洁同志都可以证明。”夏衍的发言，说出了周扬和“国防文学”派多年来憋在心里的话，当年左翼文坛的误会与隔阂，真情与积怨，此刻统统倾泻而出了。在场的黎辛后来回忆说：“周扬也插言，他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黎辛：《我也说说“不该发生的故事”》，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１期）就冯雪峰而言，他到上海先找鲁迅而不找周扬、夏衍，是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令行事，并且他的工作得到张闻天、周恩来的充分肯定，认为他对周扬“所用的方法是对的”（1992年７月6日《人民日报》）。至于他在某些事情上有欠妥、失察、失当之处，也可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周扬他们来说，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热切盼望早日见到党中央派来的亲人，接上组织关系，更好地开展工作，可他们得到的却是怀疑甚至打击，这给他们的心灵上造成的伤痛确实是很深的，直到他们的晚年，有时在谈及此事时，仍旧不免眼含热泪心绪难平。试想，他们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下坚持了下来，并且发展壮大了革命队伍，打开了新的局面，这是多么不容易啊！他们的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刻，冯雪峰处在被告席，他承认他当年对周扬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不对的。周扬还算清醒，他明白，冯雪峰找鲁迅是对的，在两个口号的是非问题上，仍应以鲁迅的论断为标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也不能全赖在冯雪峰身上。 《大辩论》一文的产生 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陆定一作了报告，郭沫若、茅盾、周扬、巴金、老舍、邵荃麟等人作了长篇发言。大会结束，由作协写了报导，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地位发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21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6）
周扬发言的题目是《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他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约周扬谈话。毛泽东认为文章很好，他有些想法，因要去苏联，没有时间细读，是否等他回来，再改改。毛泽东当时提了些意见。周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毛泽东回国后，周扬又将修改稿送去。毛泽东在这一稿上批示：
周扬同志阅后，即送胡乔木同志转小平同志： 此事前日和你顺便谈过：应即印发给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同志参加。
此事请你告小平办。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
我现在不看。待小平会议讨论再加修改后，我再看。 此后，周扬找文艺界领导同志反复征求了意见，并找林默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