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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构思出神，忽听咳嗽一声，“又在用功呢？！”回身一看是杨婕。“你没上街？”“你不也是嘛。”杨婕忽闪了几下大眼睛，神秘兮兮的说：“我请你吃一种好东西。”“是什么？”“你猜猜看。”“我猜不着。”“谅你也猜不着，怕还没见过呢。”说着，她把背在身后的手，伸到我眼前，手掌里是一把小圆形的嫩叶，我失声笑了；“我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原来是树叶啊。”杨婕眉毛一扬，“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你可别小瞧它，这可是好东西。不信你尝尝？”我抓了几片塞进嘴里；嚼出一丝淡淡的甜味，还有一股清香，好像是六月未熟莲子的味道。“这叫什么？”“榆树钱。”杨婕坐了下来，感慨的给我讲了一段她亲身经历的故事：“那是四八的的春天，解放军围攻长春，城内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困境。那时我父亲是军医，军医院有一大片榆树林，我们的住房就在那里。母亲是农村长大的，她知道这榆树上的嫩叶能吃，是灾年农民渡荒的口粮。于是带着我和哥哥天天上树捋榆树钱，掺在面粉里蒸干粮，掺在大米里熬粥，都十分可口。那个春天全仗着这榆树钱活命。”
我一听来了精神，“我们这有吗？”“有啊，就在乱坟岗那边。有好几株榆树呢，我不会爬树够不着。”我兴奋的站起来，“爬树可是我的拿手好戏，小时候我经常上枣园偷枣，练就了一身爬树的本领。走，我们去采。”到了坟地，果然有几十株高大的榆树，树上挂满了串串嫩叶。杨婕说：“榆树嫩叶一串串的，像古代的铜钱一样，因而人们管它叫榆树钱。”我脱下外衣，爬上树，得心应手的采起来，一晌午，就采了一大书包。回到宿舍分给同学们吃，人人啧啧称善。
第二天，等我们大批人马进入榆树林时，偌大的榆树林所有的叶子已一扫而光。事后杨婕责怪我，一点城府都没有。我笑着说：“有福同享嘛。”
（34）
陆续开设了临床课，内外儿妇几门课都是兼职老师，大都是附属医院的业务骨干和科室主任。也有市属结核医院、传染病院，学有专长的专科医生，同时开始了课间实习。
走出课堂进入医院，第一次被人叫做大夫时，按捺不住的兴奋和激动。这儿称医生为“大夫”，这个大字，不读da，而念dai。这称呼不知源于何处，听说早在唐朝就有医生授“大夫”衔。
医院正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地，是医疗技术的淘金库。医学是经验科学，如果不和临床结合，那将一事无成。我们到了医院，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求知欲一下膨胀起来。看到形形色色的病人，千奇百怪的病种，渴望获得更多的临床知识。
教外科学的是附属医院外科主任高博，四十开外，瘦高的个子，还有些驼背，走路步态像老太婆似的，其貌不扬，却有一双犀利的眼睛，是合江市卫生界有名的“高一刀”。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也没有讲稿，但对每个病种的病因、病理、诊断、治疗都了如指掌，讲的头头是道。并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的十分生动。每堂课同学们都感到没听够似的。使我对外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因为是“学委”，近水楼台，有更多的接触和请教机会。高主任平易近人，学识渊博，待人诚恳。他成了我心中第一个楷模、偶像。
第一次进手术室，是参观甲状腺切除术。护士长只允许每次五人，入室参观。我和文鹃等四个同学为第一拨，手术室的清规戒律，早已烂熟于心。在护士长的监督下，换鞋、更衣、戴好口罩、帽子，通过洗手池，进入手术间。护士长再三告诫我们：“只能动口不能动手，两手必须拢在隔离服的胸前，不许靠近术者，不能随便动。”
给病人麻醉后，消毒、铺巾，手术就开始了；高主任一刀下去，病人的皮肤裂开了深深的口子，顿时冒出殷红的鲜血，在止血钳的咔嚓声中，血被止住了，尔后是结扎。高主任熟练的逐层解剖，分离肌肉，显露甲状腺瘤体。青紫色的血管像条条蚯蚓似的清晰可见。
只听“啊”的一声，文鹃跌倒在地，护士长抢步向前把她扶起。只见她面无血色，大汗淋漓。高主任扫了她一眼：“虚脱了吧，快扶她出去。”我和护士长把她扶到更衣室躺下，文鹃冰凉的手一直抓着我不放，护士长给她打了一针，又启开了一瓶葡萄糖，让她喝下，“是第一次进手术室吧，不要紧，习惯就好了”。文鹃的气色逐渐缓了过来，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向护士长致谢，并要起身再进手术室参观。我忙拦住她：“不要逞强了，你这可是第二回了。”文鹃的脸色又有些紧张，好像心有余悸似的：“看我这没出息的，恐怕当不成外科大夫了。”我安慰她：“哪能呢，听说初入医门都要过这一关的，只是反应轻重不同罢了。”文鹃舒了口气，“但愿如此。”文鹃让我不要管她，再进去参观。
当我再进手术室时，已开始缝合皮肤，手术很快结束了。高主任不顾手术劳累，下手术台后，先到病房看了术后的病人，又给我们作课间实习的讲评。他详细的介绍了甲状腺切除手术的适应症，术中要点、术后护理等方面的知识。尔后又启发同学们提问，谈心得。
当有同学问到学习方法时，高主任现身说法：“我初中没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只上了八个月的'兴山医大'，就分派到军队当军医了。在那炮火硝烟的岁月，大批的伤员需要救治，不可能坐在课堂里系统学习，只能边学边干，尤其是外科，绝不能硬背书本，纸上谈兵，实践出真知，理论一定要和临床结合。从抗美援朝回国后，我有机会到北京进修学习，老前辈们的言传身教，使我懂得：作为一个外科大夫，一定要有良好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高主任一口气讲下去：“学习并没有什么窍门，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希望同学们做到三勤；口勤——多问；手勤——多做；腿勤——多跑。这在你们进入临床之初，尤为重要。真正的老师不是书本，也不是我们这些医生，而是病人。所以，一个不爱病人的大夫，是不会有高超医术的。这就是所谓的医德。”这番话就像手术入路一样，层层解剖，丝丝入扣。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当一个像高主任一样出色的外科医生。
（35）
转眼又到了暑假，我又开始长达五十天的留校生活。经过两年的生活磨炼，尤其是灾荒岁月的考验，各方面都有了长进，尤其是饮食习惯，什么粗粮都能吃，大楂子、高梁米、苞米面都吃得挺香。蔬菜不再挑挑拣拣，连凉菜、生菜也能入口。人就是这样，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没有适应不了的环境，心绪也稳定多了。
一个人的世界，尤其是夜深人静醒来时，常有一种羁身寄读的落寞情怀袭来，时而梦湿枕巾。真是：“一日离家一日深，犹如孤鸟舍寒林”；我只能到书中去寻求慰藉。
医学院图书馆，成了我每日光顾的地方。有时中午连饭都不吃，一天都待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我看的不但有医书，还有中外文学名著，过去虽然也浏览过一些，但没有精读细读，体会也没有现在深刻。尤其是鲁迅的散文，读后回味无穷。
那天在图书馆碰见了高主任，他问：“学校放假了，你怎么没回家？”“家远回不去。”“哪儿？”“浙江。”“你是南方人？”“是的。”高主任若有所思，骑着自行车走了。骑出好远，他又转了回来，跟我说：“方昊，你到外科病房来吧，我给你安排一下。”我不禁喜出望外，当然求之不得，连连致谢，“我明天就去，谢谢高主任。”望着高主任骑车远去的背影，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师长的关怀和温暖。
第二天一早，还没到上班时间，我就去了外科病房。早会交接班时，高主任特意说了一下；“方昊同学，暑假没有回家，来我科实习，大家要多给予帮助。”我有些拘谨的向大家点点头。其实年轻的医生、护士，大多是我的师兄、师姐，也就是校友吧。
病房住满了病人，几乎每天都有两、三台手术。工作挺忙，我什么都干，采集病史、书写病历、换药打针，观摩手术。最感兴趣的是跟在高主任后面查房；他问病史，总能一矢中的，我从中获得了不少教益。病房工作处理完之后，我就去参观手术。高主任留过话，手术护士长给我开了“绿灯”。俨然是“进修大夫”的待遇。这些天，我觉得非常充实，心中充满了阳光，好像茫茫黑夜中的夜航船看到了灯塔一样。
那天来了个车祸的病人，多发性损伤，左大腿开放骨折，合併内脏损伤。手术分两台同时进行，一台行内固定，一台行剖腹探查。人手不够，高主任让我洗手上台参加手术。第一次上手术台，我有些紧张，在手术台上两手不知所措，腹腔打开，血像泉水似的涌了出来，我差点血晕过去。探查结果是脾脏破裂，将碎裂的脾脏摘除了。大腿骨折，在上中段，打上了“髓内针”，手术结束已是晚上七点。
高主任让我今晚守护这个重危病人，我欣然应诺。病人一直处于昏睡状态，我翻了一下病史，病人叫叶常青，28岁，鹤岭煤矿技术员。他是公出途中出了车祸，因而没有陪护，单位还没来人。
一个危重的病人处于这种境地，分外令人同情。我格外用心的监护着，不时地给他测血压、量体温、查脉博，还详细的书写病程记录。后半夜，他忽然睁开了眼睛，惊叫起来，挣扎着要下床。我按住他，他一下推开我，惶恐的问：“这是哪，我这是怎么了？”“你出了车祸，刚做完手术，不能乱动。”他望了望挂着的吊瓶，打着的牵引，无奈地躺下了，两眼定定的望着天花板：“大夫，我伤得咋样？会残废吗？”我不好正面回答，安慰他说：“会好的，会好的。”
第二天，鹤岭煤矿来了个工会主席，还带来两名护工，一再表示感谢。并说：“这小伙子不错，北京矿业学院毕业。主动来边疆工作，想不到遭此不测，真可惜啊。”我真的很同情他，有事没事常去病房看他。在聊天中——这里人叫唠嗑，我发现他是个颇有才学的，挺有毅力的人，但愿他从不幸中站立起来。
因为手术晚点，来了急诊，错过食堂开饭时间，我经常吃不上午饭，只好勒勒裤带，紧紧肚子，有一次竟晕倒了。不知哪位好心的护士告诉了高主任，高主任指示护士长：“遇到这种情况，你给他报误餐费，吃手术饭。”我知道；这对不是本院医护人员是破例的，不好意思去吃，是好心的师姐、师兄们，给我带回来的。常常是满满的一饭盒，我吃一半，留一半做晚餐，为此我还买了一个大号的饭盒。这个暑假真没虚度，不但充实了知识，还填饱了肚子。我由衷的感到，师长和医护老师对我的恩情，人间自有真情在。
（36）
开学不久，还没上课。全校师生一起参加秋收劳动，确切的说是抢购秋菜。各单位都大显神通，先下手为强。学校开了动员会，讲清了严峻形势，要求打上行李背包下乡。
我们班到了西郊的“三合屯”，这几年，农村的家底都折腾空了，农民家里几乎一无所有。我们住进了老乡闲置的草房，自己烧炕，自己炊事。炕也烧不热，一烧直呛人，满屋烟气弥漫。吃的是学校带来的苞米面，好的有蔬菜，熬成稠糊糊的菜粥，倒也能填饱肚子。
本地同学，更是大开吃戒，大嚼萝卜、大葱，还有白菜心。我对生吃还不太适应，一吃就拉肚，没那个口福。秋风似剪，吹得脸蛋热辣辣的，双手皲裂了许多口子，像糙树皮似的。临下乡前，我买了三副线手套，都用破了。和以往下乡劳动不同，一是天气奇冷，二是人心涣散，因而像一盘散沙似的漫无头绪。带队的是唐程老师，他虽然以身作则，带头干，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本市的学生大多藉故请了假，生产队也利用我们这些免费劳动力，掰苞米，割豆子，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卖给蔬菜。
东北的民俗真是粗犷，买卖秋菜并不过秤，而是买卖双方到地头实地勘查，就地论质定价。估算出一垅多少斤，共多少垅，就算出了总数。尔后由买方自行收取，亏盈多少不计，这和南方真是天壤之别。
一干就是二十天，直到大地封冻，下了大雪，秋菜收完，我们才返校。我的双手裂了，耳朵冻了，球鞋破了、裤子豁了，磨坏了三副手套，还养肥了一身虱子，可谓“收获不少”。回校又洗又涮，学校还给每人发了“灭虱灵”，但一时难以根治。同学们互相调侃，戏谑的说：“今年冬天，可有肉打牙祭了。”我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