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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华定定的看着我，深情地说：“我们结婚吧。”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她见我不回答，就问：“你是担心我家里反对，是吗？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作主。”她搂紧我；“说实话，给我介绍过好几个男朋友，但都不能把你的身影赶走，这是咱俩的缘份。”她如盘托出；“我父亲是反对咱俩的事。他说跟地主老财斗了大半辈子，让把女儿嫁给剥削家庭的子女，能甘心嘛？你要理解，哪个做父母的，肯把女儿往火炕里推啊。”我妈虽然听我爸的，但又护着我。他们吵架时，我妈就说；“我不也是资本家的女儿嘛，你怎么娶我呀？”我爸说：“那不一样，你是经过革命洗礼的。”
但奶奶支持我跟你好，鲁华有几分兴奋。奶奶说：“我见过那孩子，文文静静的，就是单薄了点。”“奶奶见过我？”“当然见过，你忘了，我奶奶患甲状腺囊肿，找你看过病呢。”奶奶还教训我爸；“眼光要放大些，往远看，这世道不是一层不变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当年；要不是那场大火，我们祖上也是名满鲁西的富户呢。”
鲁华突然破涕为笑，我的弟妹也分为两派，我的小弟弟说；谁抢我的大姐，我就和谁拼命。这几天，凡有男的来我家，他都要跟进来，守着我。“看来上门的人不少啊！”“你吃啥醋？说真的，什么大学生、军官、干部子弟，我一个也没相中，就相中你了。”她更搂紧了我…
我失眠了，想起了远在江南的梅姣。不知她在何方？是否嫁人了？她的音容笑貌，不时在我脑际闪动，回忆是甜蜜的也是痛苦的。我也想到了文鹃，这个争强好胜的川妹子，我们不可能成为同路人。她为什么要陷害高煤海，还是个谜。这真是个可怕的女人！也许姻缘真是老天爷定好的，难道我的另一半真会是鲁华？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我们差距太大，不会有结果的。尽管鲁华激情满怀，等她冷静下来，认真权衡，会做出明智选择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21一142）第二十一章 要文斗武斗升级 送小将再次南行
鹤岭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两派已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要文斗不要武斗，演变为‘文攻武卫’， 继而发展为‘全面武斗’。激情最高的当然还是红卫兵们，这些还不黯世事的孩子们，成了武斗的急先锋。
他们手持棍棒，还有匕首，七节鞭，到处寻衅闹事，医院几乎天天有被打伤的人来看病。有时，两派同时护送伤员到医院，仇人相见，狭路相逢，分外眼红；又会在医院打了起来。外科大夫值班，都胆颤心惊的。
病房也乱了套；造反派任意把病人撵走，住上他们受伤的战友。还拿着匕首，逼着大夫开药。连手术室‘无菌重地’，也敢闯进去。大规模武斗，已到了一触即发之势。
党政三大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停工停产，蔓延到矿井。只抓革命，不促生产，已使煤炭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央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对重要的厂矿和单位实行军管，所谓解放军支左。
军管鹤岭的是三十八军。是一支具有革命历史传统的野战军。军管会主任是江师长，进入军管会的都是军官。派驻医院的有十数位，其中有军医。具体分到外科系的是一位‘胡指导员’，还有一位联络参谋。
解放初，听说有过军管，想不到十八年后的历史又会重演。武斗不断升级，使人始料不及。鹤岭有两大派，红工和总联。总联有省军区支持，红工有军管会支持，两派都有军队作为后盾。听说已有武器流入造反派手中。
武斗的第一枪打响了，拉开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这第一枪就有两个版本；那是一个中午，呼呼拉拉来了许多人，中医科的黄婉大夫，踉踉跄跄的闯进了外科办公室；“我的姑娘被打瘫了，快救救她吧。”一检查，果然，腰部以下失去了知觉，两下肢不能动弹。X光片证实，子弹头还在胸腰段脊髓内。弹头入口，正在椎间隙，竟和腰麻穿刺一样准确。
据说，她是被‘运输处大楼’窗户飞出的子弹打中的。这个叫小英子的姑娘，是个中学生，今年才十六岁。她虽然参加了总联，但并没有参加武斗，她是去邮局的途中被打伤的。小小年纪一辈子都将在轮椅上渡过，真够惨的。黄婉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逢人便说，几乎要疯了。可怜小英子，花季的年龄，就这么早的凋谢了。
还有一个版本是，几乎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在医院门诊部，发生了一起惨案；一伙红工派的红卫兵，要抢占门诊部三楼，和总联派发生了争斗，一个叫朱长江的红卫兵颈部被汽枪打中，当时血流如注。迅急送入住院部手术室抢救。
胡指导和医院红工派的头头坐镇监控；手术由于飞、唐效主刀，我上台当助手。一打开敷料，血如泉涌，直喷无影灯上，根本无法探查伤口。于飞也慌了手脚，胡指导问：“谁还行？”齐德一边给病人加快输血速度，一边说：“姚淼是搞胸科的。”姚淼被叫来，他战战兢兢的，吓得没敢伸手。嚅嗫地说：“我从没见过颈动脉损伤。”
胡指导有些急了：“你们这么大个医院，连外伤都治不了，真是一班草包。”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啃声，齐德小声说：“那只有找麻璜来看看了”。“快把他叫来。”正在打扫厕所的麻璜，被叫进了手术室。他一看就明白了几分，哈着腰，向胡指导说：“我是个罪人，这种手术，我可不敢做。”胡指导指着他的鼻子，“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这正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麻璜硬着头皮上了台。他让我压住颈动脉，哆哆嗦嗦在盲视下缝了一层又一层。血总算止住了，于飞、唐效不住的摇头。我也觉得不太对劲。手术结束后，麻璜又有些飘飘然，吩咐我下术后医嘱，有情况随时向他汇报。
迟至术后第五天，才打开换药；剪开被血痂粘连住的绷带，见创口隆起一个明显的‘大包’，并伴有博动。会诊认定；假性颈总动脉瘤形成。原因是缝合时并没有找到血管的断端，而是用周围的筋膜肌膜，把出血部位糊住了。
胡指导拍了桌子，麻璜重新被送回牛棚。再次会诊，谁也不敢再揽这个‘瓷器’，建议转送哈尔滨或者京沪治疗。红十月的两起流血事件，使煤城更笼上了一层阴云，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21一143）
医院的‘暖气’，一向是很足的。有时在办公室，只穿毛背心还热。来‘气’时，只能穿衬衣。今年却不然，已是十月下旬，病房里还冷嗖嗖的，手术室也是如此。
昨晚做了一宿手术，身上有些发冷，好像是冻感冒了。刚交班准备回宿舍，又来了个肠梗阻，已经有弥漫性腹膜炎的症状。林森白班，非拉我上台。他知道，我是从来不会推辞手术的。可今日实在有些体力不支，但我还是坚持上了台。
当我打开病人腹腔；用手探查时，提到了一段软乎乎的东西，我猜一定是坏死的肠管。拉出来一看，突然眼前一黑，双腿一软，摔倒了。台上的林森，麻醉的齐德失形于色。
巡迥护士搀我到值宿室躺下，又给我注了五十毫升‘高张糖’，好一阵，才缓过劲来。脑际突然呈现出我儿时的一幅画面；江南水乡，青山畔，绿水间，五、六个光腚娃娃，追逐嬉闹，忽而奔驰在田野，忽而跳入小河中。游泳抓鱼，是我儿时最喜欢的两件事。我常沿着河岸边，摸水边的洞穴，有时能抓到螃蟹、黄鳝一类的。有一次，我又摸到一条长长的鱼，心想；又可美味一餐红烧鳝鱼了，就紧紧的抓住鱼，拽了出来，一看；吓的十魂丢了九；竟是一条黄绿色的水蛇，正吐着舌信呢。我扔下蛇，撒腿就跑。今日手术，当我提出那段黄绿色的坏死肠管时，忽然和十几年前抓蛇的‘兴奋灶’联系起来，一下子就虚脱了。人的脑海真是太复杂神奇了。
我被叫到‘院军管会’。胡指导表情严肃的对我说：“交给你一个政治任务；护送朱长江小将去哈尔滨医大治疗。医大不行，就去北京上海。”我正纳闷；缘自何来？只见套间内一个女人的身影一闪，我一切都明白了。这人正是齐玉荣，她又成为‘军代表’ 跟前的红人了。这女人真不筒单哪；恐怕阿庆嫂也要甘拜下风，我不知怎么得罪了她，今后须小心提防。明知这是派性任务，会卷入是非之中。但胡指导命令的口气，令我无话可说。
陈慧已是‘总联’ 的小头头，他特意告诫我：“要小心，不要引火烧身。看来，你的逍遥派当不成了。”鲁华也不无耽心；“这么乱，出门真不是时候。”我自嘲的说：“这是胡指导对我最大的信任，保证完成任务。等我胜利归来吧。"；
十一月四日一早，我们一行九人，簇拥着朱长江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几乎占据了半节卧铺车厢。护送人员中除我以外，还有两名护士，四名抬担架的红卫兵小将，小朱的老父亲。负责人是一位叫‘阎年’红卫兵头头。他是‘一中’ 高三学生，红工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我们带了两个急救包，抢救药品、纱布、绷带、静点液、注射器、听诊器、血压计、氧气袋、高张糖、消毒液、低右、代血浆，能想到的，能带的一应俱全。
晨曦中，列车开出煤城。在广袤的三江平原上，列车开开停停，进入伊春林区，列车忽然停下了，听说前面没给信号。我一直守在小朱的身边，时而摸摸脉博，听听心脏。这个还没满十六岁的小将，稚气的脸上充满一股强悍之气。他紧眠着嘴，上唇已经长出了细绒绒的胡须，双眉痛苦的紧锁着，似乎还没从噩梦中醒来。
他在镇静剂的作用下，昏睡着，但不时的躁动。我轻轻地捂着他颈部的伤口，感觉到伤口下的动脉瘤，正在砰砰的有节奏的跳动，我忽然觉得我捂着的好像是一枚定时炸弹。
列车有如老牛拉破车似的，时停时开，到绥化，天就黑下来了。在车厢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这群人像鬼魅似的，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吓得其他旅客都躲到别的车厢去了。
小朱又躁动起来，张着嘴，直喘粗气。我轻声地安慰他，并给他吸氧，期盼火车能开的快一点，但事与愿违，车到‘兴隆镇’又停下了。十几个小时，闷在车厢里，污浊的空气，呛人的关东烟味，使人感到窒息。
小朱不时的呛咳，喘气越来越急促，我也惴惴不安起来。阎年拉我和小朱父亲，到车厢连接处。递给我俩各一支烟，他问我：“危险吗？”“就怕动脉瘤破裂。”话音刚落，护士就尖叫起来，“方大夫，快来！”我忙扔下烟，赶过去。只见小朱一边扯脖子上的绷带，一边想坐起来。我想制止他，但已来不及了，只听他一声嘶喊，从铺位上猛的跳了起来，我一看，不好，颈部绷带上，已渗出殷红血迹。我忙从急救包里取出一叠无菌纱布，捂住了他颈部的伤口，嘱护士给他打了一支“冬眠灵”，并给他维持静点，小朱才慢慢安静下来。
我又轻轻地给他作了加压包扎。让护士给他测血压，护士测了好几遍，我问：“多少？”“160/100毫米汞注。”凭我的经验；血压升高，不是个好征兆，可诱发动脉包膜破裂，引起大出血，继而血压下降，导致失血性休克，后果不堪设想。
我稳住神，但还是有些紧张，阎年问我：“怎么样？”几个红卫兵小将，也逼视着我：“有危险吗？”我觉得后背一阵发凉，强镇静自己，但声音还是变了调；“必须尽快到医院，否则——”“你说咋办吧？”“有两个办法，一是在前面‘呼兰’站下车，那有一个大医院，省结核病防治医院。”没等我说完，阎年否定说：“那不行，人生地不熟的。再说，我们的人都在哈尔滨车站等着呢。”“那只有找列车长，联系一下，让车开快点。”几位小将，二话没说，不一会，就把列车长拽来了。车长一见这个阵势，连声说：“我一定向上面汇报，想办法。”阎年指着他的鼻子：“你不要草管人命，不当回事，唬弄我们。”并警告说：“我们的人死在车上，你也别想活。”车长吓的唯唯诺诺的退了下去，连声说：“我这就联系，这就联系。”
列车好像真的快了起来，过了‘呼兰’，一直没停。我暗暗祈祷；愿上苍保佑啊。我让护士给小朱打了半支‘杜冷丁’， 防止他再躁动，并加快了输液的速度。我打开电筒，不时观察伤口的绷带，血渍的范围没有明显的扩大，心中稍安定一些。
晚十点半，在焦虑不安和企盼期待中，列车终于抵达哈尔滨。车还没停稳，呼拉上来一班人，七手八脚的把小朱抬上了停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