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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难言的苦涩。他没有回头，只有方晟不断向我挥手。他们登上火车后，蓦然间我像霜打了一般。手足之情，堵满了我的心间。人生的征途，正未有穷期，这一别，不知相聚何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从大陈回到杭州，忽然想起去拜访施翌嫂姐，却见大锁头把门。我不敢贸然打听，只好怏怏而归。
当晚，我给鲁华家试打了个长途电话，正好是鲁华本人接的。我问：“鹤岭形势怎么样？”她答：“没事，你快回来吧！”听了她这句话，我突然变的焦躁不安，归心似箭了！
旅途比想像的还要糟糕。车从上海北站开出，还没出市区，就在‘真如站’停下了，这一停就是一个多小时。列车好不容易启动了，快进‘苏州车站’时，列车没有减速，长嘶一声，风驰电掣般隆隆闪过。旅客还没反应过来，只听爆豆般的一阵枪声。列车到常州才停了下来，听上下车的旅客议论；列车遇到了造反派的拦截，两派武斗，竟动用了机枪。把尾车都打着火了。幸为司机闯了红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抵达天津，已是晚上。开往东北的火车又脏又乱，我随身没带什么东西，又是一个人，轻车熟路的。忍着疲乏、劳累、饥饿和困顿，终于在十一月十八日回到鹤岭。一路风尘，真像逃难似的。
暮色中我出了站，正庆幸终于回到‘老家’ 时，有两个人悄悄地靠近了我，不由分说，把我架上一辆救护车。开车的回头冲我一咧嘴，我认出是于春。正想发问，他向我眨了眨眼；“方大夫，不要怕，请你到我们医院去，姚淼，唐效、满青都在那里。”刚上车时，我还以为‘朱长江的事发’， 牵连于我。没成想又遇上‘绑架’。
我有话没话的和他搭讪：“你怎么开上车了？”：开着玩儿呗。“肠粘连没犯？”“自打你给我手术后，一直没犯。有几次胀肚，放几个响屁就好了。”不大功夫，车开进了市府大院。于春向那两人说；“去问问尹祥，咋安排？”那俩人刚进大门，于春就示意我；“快跑！越远越好。”一看这情形，我明白了几分，撒开腿就跑…正不知向那跑时，有人拉了我一把。一照面，竟是老武。我惊魂未定，老武脱下大棉袄给我穿上，又把他的狗皮帽扣在我的头上；“走！先回家。”回舍先进了他家房间。劈头就问：“人家都往外跑，你咋回来了？”“咋的了？”“鲁华没跟你说？”我还没见到她。”老武压低了声音；“两派正在备战，正抓外科大夫呢。”“抓大夫干啥？”“真打起来，没外科大夫行吗？你真不应该这个时候回来。”“真要打吗？”“两派都占据了大楼，总联以市府大楼为指挥部，红工以矿务局大楼为据点，看来这场武斗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各有后台的两派，必有一番较量。
我忽然想起陈慧，“医院情况咋样？陈慧呢？”““医院已被红工占领，陈慧也参加护院。”“那我咋办？”老武镇定地说：“说不定总联还在找你。咱俩换换房间。你先在我房间休息，你嫂子去你房间，我去找鲁华。”看来是在劫难逃啊。
鲁华来了，她的第一句话竟然也是：“你怎么回来了？”我犯嘀咕；“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嘛”。我把打长途电话的经过一说，鲁华恍然大悟；“准是我小弟搞的恶作剧，她模仿我的声音可像了。”事已至此，考虑再三，再回南方已不可能。鹤岭附近也无处可躲，又在抢大夫，还不如到医院。一则那是工作岗位，二则虽是据点，但毕竟是救死扶伤的地方。鲁华也同意我的抉择。
傍黑时，鲁华带来‘院*’的口信，欢迎我归队。我全副武装（冬装），捂着个大口罩，带了日用品和牙具，正想去住院部。只听外面传来杂沓的脚步声，接着响起敲门声。闹腾了好一回，才走了。老武闪进门来；“好悬！你们一定是被盯上了。”“咋办？”鲁华说：“我回医院叫人。”不一会，开来一辆吉普车，跳下一个人，挎着冲锋枪，一看是老柴。他护送我进入有荷枪实弹的造反派把守的住院部。
第二十二章 生死场人性扭曲 枪炮声再演悲剧（22一147）
我被安排住在五楼。任达、于飞、林森都在这里。始料不及的是；麻璜从牛棚里放出来，也住在五楼。护院副指挥齐德告诫我；不许随便出入，有事要请假。任务；一是救治伤员，二是护院。特别强调不要到不该去的地方去。
住院部几乎成了一座空楼，病人都逃光了，连截瘫病人都吓跑了。底层的门窗，都焊上了手指般粗的钢筋。只留西侧小门，有十几个护院工人轮流把守。他们都是从矿上抽来的红工派工人。
我们的活动空间主要在五楼；西侧是手术室，东侧好像改成了联络站。常有造反派头头出入，还有几个现役军人。我们就住在五楼中间，原五官科的病房里。一日三餐免费供应，每天三饱一倒，无所事事。林森私下问我：“你怎么自投罗网呀？”我无奈地苦笑道：“一言难尽！”于飞愁眉不展地问：“南方也有武斗吗？”“全国大同小异。”，我知道他惦记着在长沙工作的妻子。从全国的形势分析，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已难以避免。
听说宿舍也有可能成为武斗据点，我忽然虑及宿舍里的东西，虽不值钱，却是我的家底。思量之下，我让鲁华去找谢树荣，把我那只南方带来的樟木箱，转移到他家寄存。
昨晚，闹哄哄地来了一帮革命小将，把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扔在了大门口。请示军代表，指示：收治进来，弄清身份。这是个老师模样的人，整个头面部肿的像血葫芦似的，但尚清醒。齐德问他：“哪个单位的？”“六中。”“干啥的？”“教师。”“谁打的？”“不知道。”“哪派的？”“没派。”再问，他就不啃声了。
病人交我具体负责。问病史时，他才说出；他姓鲍，叫鲍得福。是教俄语的，被指控为‘苏修特务’而遭毒打。我挺同情他的遭遇，把他安排进了五楼观察室，下了医嘱，用甘露醇和高张糖降低颅内压，嘱护士严密观察。
午夜，忽听一声巨响，我们都被惊醒了，以为‘总联派’发动了攻势。有人高呼：“跳楼了，有人跳楼了！”一查，是鲍得福从窗户跳了下去，落在后院食堂的屋顶上。几个护院工人把他拽上来时，还有一口气，不一会就一命呜呼了。从他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是血书，只有七个字；我不是苏修特务！后半夜，我再也没睡着。这血葫芦似的头像不时在我脑际闪现，挥之不去，可能是冤魂不散吧。
岁末年尾，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住院部大楼增设了瞭望哨。这‘光荣任务’就落在我们几个年轻的男大夫头上。
今晚轮到我和林森上岗。吃完晚饭，不到六点钟，我俩就上了楼顶。任务是；观察四周动静，防止对方偷袭。天已黑定，寒风刺骨，远处有隐约的灯光，百里矿山的夜景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住院部大楼是全市的制高点，白天登上楼顶，可一览矿山风貌，夜晚却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大楼四周一片漆黑，楼前是一片黑黝黝的白杨树林，楼后是煤海公园。伪满时是墓地，*以来，吊死过不少人，多的是孤魂野鬼。不时传来公园里动物的各种叫声，营造出鬼哭狼嚎的恐怖氛围。
已进入‘三九’寒天，气温在零下三十度以下。我们在楼顶待了不一会，全身就冻透了。林森说：“上电梯机房躲一会吧。”打着电筒进了机房，竟发现堆着五六床病人的棉被。我们明白了，别人不像我们这样傻，肯定是在这儿‘瞭望’的。要不这漫漫长夜怎么熬得过！？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铺了一床被，又围了一床在身上。心想：真是瞎折腾，这种瞭望，有啥用啊？不过，我们也怕落下‘失职’的罪名，每隔半小时，轮流到外面转转，跺跺脚，活动活动身子。
晚上十点多钟，果然有了情况；我发现院门口影影绰绰地来了一班人，赶紧告诉了林森。他让我通知楼下的护院指挥部，接电话的是齐德，他问：“有多少人？”“看不清楚，好像抬着什么”等那班人靠近，只听一声断喝：“站住，干啥的？”“送产妇。”“生孩子上妇婴医院。”“我们去了，妇婴医院没有大夫值班。”“这儿没有妇产科。”只听恳求的声音：“你们行行好，她是难产，两条人命啊。”“去市立医院吧！”“我们是矿家属。”“别磨蹭了，这儿治不了！”“求求你们了，谁都是父母生养的。我给你们叩头了”。僵持了好一会，有个人说：“我们是护院工人，作不了主。实话跟你说了吧，这里一个病人也没有。”这一伙人只好抬着担架走了。
后半夜，在电梯机房里，也冻的待不住了。林森说：“干脆到五楼手术室暖和暖和。我知道；有侧门可通器械室。”我俩轻手蹑脚的从侧道下到手术室，好像听到有什么动静，动静出自小仓库。我俩侧耳听了一会，好像有人；顿生疑窦，难道是‘闹鬼’？！
刚想退出去，只见仓库里跌跌撞撞地出来一个人，手里拿着刻度瓶，喷着酒气说：“你俩来干啥？也来偷酒，偷酒喝？”原来是包德禄，林森小声骂了一句：“这个包大哈，半夜三更跑这作妖来了。”包德禄拿着刻度瓶。在我眼前晃了晃，“方，方昊，你不也挺有酒量嘛，来，来来，咱俩老同学，干一杯。借花献佛，一醉方休。”我接过他的刻度瓶，闻了闻，尝了一口，果真是酒，味道还挺醇的。“喝吧，有的是，喝吧！”包德禄跌跌撞撞的出了手术室。
我俩进小仓库，开灯一看，一溜三个大缸，有多半人高，掀起缸盖，缸里装满了白酒。林森说：“前天我看见一辆农场汽车拉了不少白面，还有几十个大塑料桶，恐怕就是这白酒了”。听说医院的‘医用酒精’早已告罄，是护院的工人兑水当酒喝了。这白酒显然是用来代作‘消毒酒精’的，奇怪！手术室怎么没人值班？林森怂恿我说：“包德禄能喝，咱也能喝。不喝白不喝。”我找了两个五百毫升大刻度瓶，装满了，捂在大衣里。突然听到几声咳嗽；“你们不在了望哨，跑这偷酒喝，像话吗？”从手术室里间走出一个白色幽灵，着实吓了我们一大跳。原来是齐德。他一反常态，显得十分兴奋，笑着说：“这可是地道的粮食酒啊。有了酒，再上楼顶，就不怕冷了。
回到电梯机房。没有菜，我们俩在寒冷的冬夜，你一口，我一口地干喝。林森忽然问我：“你不觉得今晚的事有些蹊跷吗？”“我觉出；齐德的神色有些异常”。“ 这就对了，记得我大爷说过；什么使男人最兴奋，只有两样；大烟和女人。难道…？”“齐大夫平时挺正经的。不至于吧。”到天亮时，两瓶白酒都已进入我们的肚腹。除了头昏，一点醉意也没有，只觉得口渴。一白天，我俩都迷迷糊糊的昏睡，吃晚饭时才爬起来。
（22一148）
*进入第三个年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六八年的元旦，没有往年喜庆的气氛，煤城沉陷在乌云密布中。形势越来越紧张，天天枪声不断，两派都武装到牙齿，真枪实弹，伤员也不断增加。
元旦开门红，半夜就来了八个伤员，其中一个全身炸得血肉模糊的，检查时他一声不吭，我觉得有些面善，细看竟是阎年。他好像也认出了我，有气无力地问：“我会死吗？”在我印象中，强悍的红卫兵头头，把一切献给毛主席，笑对生死。徜若让他真的去死，未必甘心的。我安慰他说：“放心吧，你会好的。”听说昨天午夜，他们进攻总联的据点‘火药厂’，没攻进去，反被地雷炸伤了，当场死了三个人。
八个伤员无一例外地发烧，局部红肿。阎年体温高达40度。军管会特意派一位‘王军医’ 来会诊。这位年轻的军医给我们讲解‘枪伤的诊治’， 弄清了火器伤的特点；它不同于煤矿创伤，不能作一期清创缝合。而是在清创的基础上，作分期处理。使伤道开放，得到充分引流。所谓‘下药捻子’。 王军医还介绍有关‘野战外科’ 的一些知识，使我获益匪浅。
‘总联’组织小分队，两次袭击住院部，他们从公园摸进食堂的后门，把炉灶炸了个大窟窿，弄得我们两顿没吃上热饭菜。‘红工’以牙还牙，也派了小分队，偷袭‘总联’的据点，两派针锋相对，冷战不断。
住院部大楼，诚然比较坚固，但在这次武斗中，还是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经常停水停电，弄粮弄菜必须武装押运，还常遇袭击。‘红工总部’发出话来；一定要坚守这个战略要地，决不能丢。住院部又住进不少护院工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