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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行动小组在行动-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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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金家寨,而是整个大别山苏区都遭受了这种残暴的杀戮。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全成为废墟。杀戮最惨重的是天台山和老君山一线。那里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有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这当中,有青壮的逃亡,有妇女儿童的被贩卖,但大多数人还是被杀掉了。在蓝衣社别动队的恐怖统治下,一年时间,大别山苏区人口减少了60万!斯诺惊叹得无以言说。可惜在他游历陕北以及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时,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尚未发生,否则他可以比较一下日本匪徒和蓝衣社匪帮的武功。屠杀30万与60万,别动队绝对武功超强!

  全家被杀了66口的徐海东对此也说过,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的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以蓝衣社别动队为主力的康泽的南京部队,在大别山屠杀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上说,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而且,如果不是因为美国传教士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新生活运动完会彻底的变成了新*行动与抢劫活动,国民党政权在那里更加失去了人心,这一点是老蒋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正因为如此,民众抵抗运动不久之后就更加猛烈地爆发了。徐海东和他的游击在大别山的数千残兵,不久后又发展到了数万之众。并且因为目睹了这么多屠杀,徐海东说,最后一次围剿的12个月里,二十五军没有一个人开小差。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军事斗争上虽然明确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思想上也明确了党指挥枪的理论,可是受第三国际的错误领导与指挥,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已无可奈何地走到了生死关头。苏区的大面积丢失,也标志着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红军的军事胜利。

  一个不争的实事即将出现,消灭红色割据政权、消灭红军已指日可货。对于蒋委员长以及他手下的这班臣子来说,此时,当然是他们人生中最扬眉吐气的时候。可是因为权力之争,也有人不想彻底消灭红军有生力量,以达到牵制中央军以求自保,这一种行为与势力以李宗仁为代表,客观上为*的生存又提供了可能。

028、进黔入川
春去秋来,岁月更替,真让人产生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感慨。对于被迫离开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来说,苦难的1934年终于已经过去,历史的巨轮伴随着他们艰辛的步伐,迈进了更加困惑的1935年。

  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导致了红军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他们被迫离开了各自的根据地,数十万官兵没吃没穿,破烂不堪,生存已经十分艰难,太多的人也不知去向何方,只能心有余悸、心惊胆颤地跟着领导向前走去。当然不少的红军官兵仍旧有着坚定的人生理想,始终抱着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动摇,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艰苦奋斗,坚持抗争,在艰难险阻中寻求着中华民族光明的前途。

  可以说,这一场对红军的大围剿的成功,国民党太多的人士认为,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都已取得了重大胜利。剿灭*已指日可贷。可是也有一些明智的人看到了事物的可变性,他们深知革命还未能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意义。他们也认识到了要消灭*的艰难程度,不到最后的胜利,不能算是胜利,鹿死谁手都还是个未知数呢。

  在康泽的别动队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上,蒋介石的思想家贺衷寒,对这一点就看得十分清楚。他说,同志们,我们的工作是特别有成绩的,大家对*是赤胆忠心的,这次我们中央军,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顺利,这与我们大家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共产党还有几十万人马,*首领毛泽东告诉他的部下说,他们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不对他们乘胜歼灭,他们就会死灰复燃,我们前面所做的工作就会白干了。

  我们在军事上只是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在政治上,国共双方仍然还未能见分晓,因此,同志们还得牢记总理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现在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配合剿匪部队军事上的围剿,对已西窜之*,在政治上加以彻底的剿灭,让他们没有生存之所,我们才能说消除了后患。在这之后,我们这支队伍,就要进黔入川,做好*经过之地的稳定民心工作。我们在江西已经有了很好的磨练,也积累了大量的成熟的工作经验。将*全歼于川黔地区,这是蒋委员长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领袖对我们寄予了殷切的厚望,我们肩负着十分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做好啊?

  能!随着队员们十分有信心的回答,康泽更大规模地轮训、培训别动队员的工作就再次开张了。他的特别训练班就设在星子县中央军校内,康泽先是将他的别动队拉回来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回炉培训,分设了步兵大队、学员大队、政治队、参谋区队、特警队。整训完毕之后,石明峰所在的区队被并入贺国光的参谋团,去了四川。其他大队也尾随红军,被分派到了贵州、四川两省活动,继续干着清理户口、编练保丁、收集情报、抓捕*嫌疑、清除*对民众的思想影响工作。与此同时,康泽又扩招了两个大队的人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培训,继续派入了川黔两省活动。

  别动队在国民政府收复苏区的改造人的思想工作上是独树一帜的。去赤化成就也是巨大的,石明峰随部入川以后,驻守在川东奉节至重庆一线。康泽后来进入了四川以后,石明峰随之移踞浮图关。以配合国军对红军西进之拦截工作。他们开展的思想围堵红军的工作,应当承认是高效的,有浸透力的。红军所经之途,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已是少之又少。

  红军长征以后,王明路线执行者搞的是逃跑主义,中央红军8万多人跑到湘江边时,被国军重兵围歼,8万部队被打得只剩下了3万来人。也是李宗仁与蒋委员长有隙,放了*红军一马,否则中国历史真的就要重写了。在这危机关头,早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力主红军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于是红军由通道转向黎平,使红一方面军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命运。接着红军与国军在贵州的大山里转来转去,搞了个四渡赤水河,在黔川滇三省与国军捉迷藏,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成功地钻出了数十万国军的包围圈,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才取得了战略转移上的绝对胜利,成功地化险为夷。

  当红军突破涪江时,川西震荡,成都大批民众向川东逃难,石明峰与别动总队参谋长叶维被指派带领一中队星夜开赴成都,做民众的安抚工作。一方面派人到处宣传,*打不到成都来,要求民众不要慌乱;另一方面则组织民众积极修复城墙,构筑城防工事,并在各县推行碉堡修筑计划。当红军由滇入川以后,康泽也感到稳定工作由一个中队去做,必定人手不够,于是把他的别动队之一、三两个大队的人马都带到了成都,大大加强了川西的维稳工作力度。

  当时,蒋委员长对红军实行的是以碉堡为锁,以公路为链的战术,他本人也从南京跑到了四川,住到了峨眉山上。蒋委员长亲自主持训练了第一期峨眉军官训练团,借此让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队的长官为他买命,以期能把红军主力在川滇边境消灭掉。当红军入川以后,蒋委员长也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把监督地方的工作,交给了康泽的别动队。别动队在川西北、川南各县搞得火起,照样是监督各县地方机关限期大量征工征料,加速完成碉堡建设;严饬各县保安大队举办保甲人员培训班,对所有的乡镇长、壮丁队队长进行了培训,以提高他们为*工作之能力;下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整顿了各地的新生活促进会,结合组训民众的工作,每天组织老百姓举行升旗礼,做早操,让民众唱歌颂蒋委员长的歌曲。复兴社忠效蒋介石的大哉中华,代出贤能,虽有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也在川西北、川南地区推广开来、唱响起来了。

  在农村中,别动队要求各乡镇成立新生活服务总队,组织民众开展新生活运动,以振奋信心。这种做法,与后来*时期的那一套早请示晚汇报很有些相似之处,只不过国民党比共产党早弄了整整三十一个年头!可见控制人心,抓住老百姓,不是那一个政治派别的专利。他们在江西老早就是这样干的了。

  老蒋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恐怕就是要利用这一次红军在川的活动,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是要消耗红军,二是要削弱川军。对于蒋委员长让康泽的别动队员到刘湘的部队去当督战员,逼迫川军为中央政府去送死的做法,川军的将士们自然深谙其中的味道,于是派系矛盾也一直存在,而且突然尖锐起来,与红军还未开仗时,川军对康泽及其别动队却先动了手脚。

029、康泽被围
康泽工作之认真、之努力,其实当为世人之楷模。他的别动队进入四川以后,一方面积极配合第二路军薛岳的部队追击红军,别一方面借助于剿匪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对川军的浸透与控制。遵照委员长的意图,想乘机削弱在川经营多年的刘湘等地方军政势力。这就引起了川军首脑的强烈不满。如果没有康泽的死蛮强横,也许川军就不会发生针对他的内讧。

  前两年,蒋介石为了控制住四川,早已派复兴社的骨干成员曾扩情回川活动,他在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等川派头目人物之间,大搞分化瓦解拉拢工作。四川远在西南内地,国民党中央政府再怎么动作,地方政权一直在他们地方势力手上,你来搞搞动作,我也能容忍,反正我们都表示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可是现在,中央军利用所谓的围堵追击红军,以剿匪之名,将武力名正言顺地伸了进来,而且派别动队要挟其军、政、财、民归中央政府控制,这就大大缩小了川系头面人物的政治空间,地方权力更是被康泽的别动队一手操纵了。他们从县政府到乡镇村进行直接控制,催工派款,训练保丁,开展新生活运动,一杆子把中央势力直接插到了最基层。

  这简直就是一场不动声色的夺权运动,更要命的还以监督军队为名,直接给川军各部队派遣了督察员,对川军进行了直截了当地控制。川军将领为了自身的生存,对蒋介石的这一搞法极为反感,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在川活动猖狂的别动队的总头子康泽。这其实势在必然。

  康泽与他的别动队入川以后,他几乎成了川军头目的太上皇。他当时是复兴社的干事、别动队总队长、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入川参谋团政训处长、四川省保安处政训室主任、四川省国民军训会主任委员、峨眉军官训练团政训组副组长,三十岁出头便成了在川红及一时的大人物。这个时候也是别动队在川活动最凶猛的时候。他一入川就让复兴社在川的负责人叶维当了别动总队的参谋长,叶所领导的所谓忠义救国会就归到了别动队旗下,而这些人大都是四川地方上的一些名流、狠角。他们又在刘湘势力中做手脚,直接挖了刘湘的墙脚;四川的特务系统反而被康泽浸入并控制起来了,这就大大威胁到了川军自身的生存了,于是川军头目忍无可忍,终于组织了一场围攻捉拿康泽的暴动。

  那是初夏的一个下午,太阳依然还是那么灼热,红军已渡过金沙江,前锋已达安顺场,成都城中一派紧张。别动队都派出去做发动民众的工作去了,康泽头脑发热,他带着叶维、石明峰及两个副官到城外去查看工事的进展状况。他亲自架驶着那辆崭新的美式吉普车出了城。从城西沿公路去新津方向布防的正好是刘湘的部队,在太阳下修工事的都是一些民工,而那些川军弟兄们三五成群地趟到公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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