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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４年，王国维看到法国学者沙畹著的《斯坦因中亚所获中国古简与古文书》，开始意识到，现代考古学已超越了金石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同年和次年，罗振玉先后出版了《殷墟书契考释》和《殷墟书契后编》两部著作，他在注重有字甲骨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无字甲骨及石刀、石斧、骨器等其他殷商遗物。他在１９１６年编印的《殷墟古器物图录》一书中，一改前人喜用的“金石”一词而以“古器物”称之。金石学在中国历史悠久，西周初年已有了文物的收藏，西汉已有人研究中国的古文字，北宋出版了最早的《考古图》，我国的“考古学”一词即出自于此。但直到上个世纪初，中国的考古学还不是“科学的考古学”，“古器物”研究缺乏田野考古学的基础。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11）
催生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最大动力是地质学，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安特生 Andersson，Johan Gunnar，１８７４—１９６０。功不可没。
安特生毕业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１９０１年获地质学博士学位。１９１４年被北洋政府聘为农商部矿政顾问。李济在书中这样介绍他，“据说那时凡在中国有治外法权的大国都妄图把他们的科学家派到中国，以获取中国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列强之间为此竞争很激烈。但中国政府决定不从他们中间选择专家顾问，而任用了瑞典人的安特生。瑞典被认为是欧洲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这个决策大概是根据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建议。”李济著，《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３０页。安特生在张家口找到了龙烟煤矿，为此曾受到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接见。１９１６年袁倒台，地质考察因经费短缺陷入困顿。这年６月，正在山西勘探铜矿的安特生偶然发现了一批古新生代生物化石，这一发现使事情出现转机。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争取了民国农商部的支持，安特生也从瑞典皇家争取到一笔经费，于是开始对古新生代化石的收集整理。安特生（左二）在河南考察途中。
１９２０年，安特生的助手、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到豫西调查，在渑池县仰韶村的农户家看到一些古石器，采买了六百多件运回北京。安特生见到这批石器大感兴趣。第二年春天，在丁文江的支持下，他随刘长山再到渑池。他们在仰韶村路边的断壁上，发现了一片红底黑花、打磨光滑的彩陶残片，又在一灰坑里发现了石斧。此前，虽有不少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者在中国东北、西北、西南等地采集到远古石器，但都被认为是异族的石器，与“中国人”——所谓汉人的历史无关章鸿钊：《石雅》，地质专报乙种第二号，１９２７年再版本，３９３—４０４页。。安特生开始想到，也许中国真有史前遗址。１９２１年１０月至１２月，他在获得中国政府的挖掘批准后，和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地质学家袁复礼袁复礼，河北徐水县人，祖辈为官。他于清华毕业后赴美，１９２０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硕士学位。１９２１年回国，被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聘为技师，同时在北京大学作兼职教授。等五人又来到仰韶村，共待了三十五天，挖了十七个点，发现最多的是彩陶。据袁复礼回忆，他们在仰韶村对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进行发掘，收集到带土的实物十余箱，其中有许多石器、骨器和陶器。安特生第一次用锄头刨开了覆盖在中国史前文化之上的沉积土，发现了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但这一发现如同孤岛，于是安特生设想，仰韶彩陶多半与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的彩陶有某种联系。１９２３年，他将研究的成果以《中国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１９２３。为题发表，他比较了仰韶文化与中亚的安诺（Anau）和特里波列（Tripolye）文化彩陶，正式提出了“彩陶西来说”。
彩陶既然是从西方传入仰韶，必然会在通向中原的甘青地区留下传播遗迹。安特生进而想到，也许是通过丝绸之路和草原之路向东传播的，他决定去验证这个假说。在地质调查所的支持下，安特生从１９２３年５月开始，沿黄河西上走到兰州，他在货摊上偶然找到了一个装烟叶的旧彩陶罐，得知来自临洮后，一路寻去，终于在洮河西岸一个叫马家窑的村子发现了新的仰韶文化遗址。让他震惊的是，这里的彩陶器型丰富，打磨细腻，图案比仰韶发现的更加绚丽。１９２４年夏，安特生又在甘肃广河县洮河西岸发现了齐家遗址，那里出土的多是没有花纹的素陶，彩陶多是红褐色，纹饰简单，以菱形网纹和三角纹为主，出土的大耳罐与古希腊瓶子造型相似。于是，安特生推论，彩陶绚丽的马家窑文化应该晚于齐家文化；马家窑彩陶比仰韶彩陶发达，更接近西方彩陶。他以为先前的推测已完全得到证实。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12）
也许有感于安特生在中国的“发现”，瑞典考古学家、王储阿道尔夫·古斯塔夫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来华，进行半官方半民间的学术交流。１０月２２日，北京学术界为王储夫妇举行了盛大欢迎会，在京的一批中外学者应邀出席，中国方面有梁启超、丁文江、章鸿钊等以及其他多位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学者。会上，唱主角的是安特生，他以周口店“龙骨”（古生物化石）的发现者身份发布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周口店的发现中有几枚牙齿，经送交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专家鉴定，认为大概是原始人的牙齿。
对于安特生等外国同行的“光荣与梦想”，李济心情复杂。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说起来中国的学者应该感觉万分的惭愧，这些与中国古史有如此重要关系的材料，大半是外国人努力搜寻出来的。……科学的工作本不应该分国界的，对于这个原则我们可以绝对的同意。不过中国的学者，却不能引这话来遮盖自己的懒惰，把当前的机会轻轻的放过，却望外国的朋友老远的跑到中国来替我们作工。……这些情形，至少我们希望，不会继续很久。”原载１９４３年《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第一次专题展览会专刊》非卖品，《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２１—２２页。
20世纪20年代的西阴村。
当时，古斯塔夫一行还想前往河南渑池考察安特生发现彩陶的仰韶遗址，但道路不靖，只好到太原附近的两个石器时代遗址作了象征性的考察。王储的这次学术交流活动，李济和袁复礼未能“躬逢盛会”。就在王储一行“驾临”太原的那一天，他们在距太原四百公里左右的西阴村举起了铲子……
第六节中国人的西阴村
１９２６年２月５日，李济告别除夕气氛中的京城和倚门悬望的家人，结伴袁复礼，赴晋南进行考古调查。
进入山西境内，他们经太原、介休沿汾河南下。选择晋南，是那里治安状况相对较好，考古资源丰富，史籍中载有尧都在平阳、舜都在蒲坂、禹都在安邑。李济写过“挖掘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他写道：
近几年来，瑞典人安特生考古的工作已经证明中国北部无疑的经过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西自甘肃东至奉天，他发现了很多这一类或类似这一类文化的遗址。因为这种发现，我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兴趣就增加了许多。这个问题的性质是极复杂的，也包括着很广的范围。我们若要得一个关于这文化明瞭的观念，还须多数的细密的研究。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安特生在他的各种报告中对于这两点已有相当的讨论。他所设的解释，好多还没有切实的证据。这种证据的需要，他自己也认得很清楚。所以若是要得到关于这两点肯定的答案，我们只有把中国境内史前的遗址完全考察一次。不作这种功夫，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自然，因此发生的问题不止这两个；其余的也是同等的重要，具同样的兴趣。我们现在的需要，不是那贯穿一切无味的发挥；我们的急需是要把这问题的各方面，面面都做一个专题的研究。这个小小的怀抱就是我们挖掘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李济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７０页。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13）
李济写过一篇题为《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的英文随笔原载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各科论文集刊》７８卷７期，李光谟、宋梅凤译，《李济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５８—１６４页。，介绍了这次晋南之行的大致情景：
２月９日，离太原，三天后到介休。太原以南各种建筑都采用拱形结构，称窑房，冬暖夏凉，是从古代洞穴演变而来；从窑洞到各种复杂窑房的过渡形态明显可见。旧历新年之际，观光介休，对居民做人体测量，看来居民有些很像异种系人：有的连鬓胡可与亚美尼亚人媲美，也有长着纯黄胡须的人。最常见之体质形态为圆头长面型，即体质人类学称的不协调型。２月１５日，去介休县西南的绵山旅行，对两座佛教寺院做了详细考察，可见到唐、元、明三种不同文化层次，窑洞中有残破石像，为唐代工艺。见到一头不知何时从何地被山洪冲来的石牛。……３月３日，午后到达浮山，住响水河，采集到一片风格古朴的红色陶片。３月４日，一路仔细查看，离响水河不久，开始看到周代、汉代的灰陶碎片，不久发现有黑色花纹的红色陶片，然后又发现很多陶片。下午到达翼城县。……３月２１日，离运城，２２日到夏县。这里有传说中的大禹庙及禹王后裔和大臣的陵墓。
李济写道：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们随手采集了八十六片，其中十四片是带彩的。带彩陶片中有七片有边（三片带卷边，四片带平边）。主要图案是三角形、直线和大圆点。几种图形通常结合使用。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李济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６４页。于是初步确定这将是未来的挖掘现场。
这次考察，李济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在归途染疾，患斑疹伤寒，回到北京，沉疴不起。起初，父母和夫人信任民间单方，耽延了诊治，以至病情告危。幸亏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断然做主，找车直接送到协和医院救治。病床上的李济，一心筹划着西阴村的发掘。５月２６日，由他口授，一位叫做Miss Furscott的女士打字，给毕士博写了一封信，报告晋南调查的情况和病愈后即去西阴村作实地发掘的计划。
也许是从李济带回的彩陶片上看到了希望，此时清华也有了开展田野考古的热情，校长曹云祥与弗利尔艺术馆毕士博商定了合作发掘的细则：考古团由清华国学研究院组织，李济主持，经费主要由弗利尔承担，发掘报告用中英文各完成一份，分别由清华和弗利尔出版，所得古物暂归清华保管，以后交中国的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等等。７月１４日，李济与弗利尔再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山西西阴村的发掘现场。选自《东方珍品》（Orientations）杂志，博思源著《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一文（英文）。
订了《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Exc*ation of Historical Objects in the Province Shansi。。８月底，清华聘请袁复礼为清华大学部地质系讲师，并派他与李济同赴山西。梁启超两度写信给山西省长阎锡山，请他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支持。 。。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14）
１０月１５日，李济与袁复礼组织民工开始在夏县西阴村正式发掘。发掘工作由李济主持，袁复礼承担具体发掘和测量两项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画图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我经常要管理挖掘的事，每日以八小时计算，我总费了二十五天的功夫”。他们没有将整个遗址挖开，只选择一小块面积，采用“探方法”，挖出了八个两米见方的探坑，另有四个探方因不完整而未编号。李济处理探方，首创了以X—Y—Z来表明陶片的准确位置的“三点记载法”，还发明了逐件登记标本的“层叠法”，即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现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