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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眼光高远，自然不会为董作宾的情绪左右，他在回信中开导说：“连得两书一电，快愉无极，我们研究所弄到现在，只有我兄此一成绩……得一骨骼、得一骨场，此实宝贝，若所得一径尺有字大龟，乃未必是新知识也。此兄已可自解矣。我等此次工作目的，求文字其次，求得地下知识其上也。盖文字固极可贵，然文字未必包新知识。”所档：元字第２３号。傅斯年后来评论这次发掘，“董君试掘十余日，知其地甲骨文字之储藏大体已为私掘者所尽，所余多属四下冲积之片，然人骨兽骨陶片杂器出土甚多。如以中国历来玩骨董者之眼光论之，已不复可以收拾。然以近代考古学之观点论之，实尚为富于知识之地。”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９７页。
董作宾修习国学出身，优势在于文字，并不懂得现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田野发掘非其所长。因此，傅斯年把殷墟发掘的希望寄予新人。
第四节出掌考古组帅印
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２日，毕士博致函李济：“前函已转知Mr。 Lodge请您尽快来华盛顿之意。他建议您带西阴村研究材料来。”所档：考２１—２—２。这实际上是毕士博安排的一次述职活动。秋天，李济赴美成行，他到华盛顿与弗利尔艺术馆洛奇（Lodge）馆长商谈继续合作事宜。经过近距离的接触，洛奇对李济的能力有了进一步认知，决定继续赋予李济全权处理与中国学术机关合作进行考古事宜。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7）
李济返国时绕道欧洲，经香港，１０月到广州，顺便到中山大学访友，与傅斯年不期而遇。此前，蔡元培、杨杏佛、李四光等人都分别向傅斯年推荐过李济。傅在写给清华的旧雨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三位的信中，已出现了“李仲揆（即李四光）盛称李济之”的字样。傅在这封信中谈到李济，“……我见其驳史禄国文，实在甚好。我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如他兴趣在人类学，亦好。此事我们两面如何合作，乞示知！”
李济在旅美途中就收到了傅约他会面的电报，而今两人广州邂逅，一见如故。傅斯年得知轮船只在香港停泊三天，马上陪李济改签船票延长一周。两人玩了几天，谈了几天，几天接触，心心相印。李济评价傅斯年，“在西欧长期学习使他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不足就在于人为地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开。他确信若不把这种障碍扫除掉，就无法获取科学知识的新方法。”“傅斯年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李济：《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４２页。而傅斯年也打定了“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的主意。
李济回忆：我记得他又约我到语言历史研究所去和他们的同人见面，我一看，有许多是北方来的先生，其中好像有丁山先生，还有罗膺中先生、顾颉刚先生等。那是民国十七年冬天的事情，傅先生已经送了董作宾先生到河南从事殷墟的试掘，并且那次试掘已经完了，董作宾先生在安阳发掘殷墟的遗址，发现了若干新的甲骨文，所以研究院对于甲骨文的报道，最早是董先生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百几十片。当然，那时我从事田野考古的工作已经有若干次，而且当时年纪很轻。而我感觉陈寅恪和赵元任先生都已答应他参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分别主持历史组和语言组，现在要我来主持考古组，地位和他们平等，而我的年纪比较轻，这使我感觉到很大的荣幸。在学术上，傅先生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待遇。李济：《傅所长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２３５页。张光直曾经谈过：当年傅斯年在物色考古组主任和安阳殷墟发掘主李济致傅斯年信札。（李光谟提供）
持者时，最后的两个候选人是年仅三十二岁的李济和四十八岁的马衡。当时马衡是北大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尖子。在这两个人中，蔡元培院长最后选定了治学严谨，代表现代科学考古的李济。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上旬，史语所借中山大学礼堂，邀请李济作一次公开演讲。这是一次彼此心照不宣的安排，傅斯年想让李济登台亮相，以孚众望；李济也深知这是一次展示自己的契机。李济的讲题是《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卷５期５７、５８合刊，１９２８年。。他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史料和历史的关系，与傅斯年提倡的“史学即史料学”意颇相近。他接着介绍了最近的几项考古发掘成果，包括自己的山西西阴村发掘和安特生近年来在河南、奉天、甘肃的发掘。李济认为，安特生的发掘，方法并不精确，功过参半。特别在甘肃，安氏急于求成，竟从居民手中大事收购陶罐，导致居民随意向地下捣掘，造成考古学上的损失。对安特生的“彩陶西来说”，李济也尖锐指出，如果认为彩陶来自西方，则彩色细致的陶器应在距来源近的地方，但事实上是“愈往西愈粗”，这就难以自圆其说。李济提到最近发现的新史料还包括两项：一是法国人德日进神父在河套发现的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物，这证明中国不但有新石器时代，而且也有旧石器时代。二是北平以南发现两颗人牙，经鉴定是在冲积期以前（约十万年以前），与爪哇猿人同时，可证实中国这块土地上之有人类是在史前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8）
这次讲演对李济和中国人文学术都有里程碑的意义：李济在史语所的五十一年学术生涯自此开始；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有了自家的“掌门人”。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初，李济收到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的聘书，正式履职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他随即北上，辞去清华教职，清华与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关系也随之转到史语所。完善这些手续后，李济偕助理员董光忠赶赴河南安阳，会晤董作宾，细商下一步殷墟发掘的准备。李济打算以小屯为中心，往四面辐射，在三五年之内对殷墟有一个较为彻底的了解。“如此不但极可靠之三代史料可以重现人间，且可藉此训练少数后进，使中国科学的考古可以循序发展。”他对年长自己一岁的董作宾非常尊重，彼此有个君子协议，今后凡是出土的有字甲骨即由董负责研究，以尽其长。
经过一番调查，他们了解到离小屯村三四里的洹上村已收归国有的袁世凯旧宅可用，其部分房屋已拨归新成立的彰德高级中学，花园中的数间房屋可借作史语所彰德办事处。原有的一营驻军，正好起保护作用……
１２月２０日，回到北平的李济向常驻上海的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写了一封长信，汇报安阳发掘的各项准备情况，动工初定于明年２月中旬，一些具体问题尚需尽快落实：如挖掘时通知村民，此为国办不得阻难；挖掘地点由考古组主任决定，暂以小屯村为起点，以安阳全县为范围；请县长派人核定所掘地地主损失，以便赔偿；请函交通部，转彰德电报局，同意史语所办事处来往电报照官电收费；请转饬地方军队拨二十名士兵担负保护工作，并申明兵士须听考古组主任指挥等等。
与弗利尔艺术馆的田野发掘合作经费，他向蔡元培、杨杏佛提出建议：“斯密苏利恩已寄到美金三千元作开办费；每年能认美金一万元左右。济之意此事关系政府提倡学术诚信，不宜尽用美方经费。拟求研究院月出一千五百元左右津贴此项工作，如此则事实上可说此事主体全为中国，美国方面所出经费，只算购去英文报告出版权，此为最得体办法。万一研究院经费困难不能出此，只得暂用美金。诸祈斟酌示知为祷。”这些意见显然有些书生意气，筹措大笔经费，对于刚建立的中研院无疑是个巨大的压力。因此李济在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３日给傅斯年的信中，为自己的考虑不周感到歉然，“经费事劳兄筹划，至以为感。虽不能作到，然所以为力者，已无不至矣。其实此事并不必如此费事，美国经费并无问题。弟所以有上次动议者，完全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想硬硬骨头。同外国人做事，不能不如此扎扎脚。他们面子上虽说是很客气，心里总以老前辈自居；对于我们这种穷小子，只是提携奖励而已，而自己以为是站在无所不容的地位。这也未尝不是实在情形，不过我们实在觉得难堪；自然，能摆脱他们的势力几分就摆脱几分；实在没法子，也只得像那‘猿人’似的弯着脖子走走再说，耐性等着那‘天演的’力量领着我们上那真真的人的路上去。也许我们的儿子（应该说我的）可以替我们出这口气，希望总要有的。”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０２页。 。。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9）
在那封致蔡元培、杨杏佛的信中，李济直陈董作宾首次发掘的教训，他写道：“此次董君挖掘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唯检有字甲骨保留，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绘地图，亦太简略；且地层紊乱，一无记载。故就全体论之，虽略得甲骨文（约四百片），并无科学价值。唯彦堂人极细心，且亦虚心，略加训练可成一能手，并极愿与济合作，斯诚一幸事。”对上级知无不言，范围也就蔡杨两人，想不到那时也会有人过话，引起不良反应。李济深以为悔，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解释道：“彦堂为人，不但能吃苦耐劳，并且极能共事。弟极钦其为人。前函只是就事论事，然并未责彦堂个人；此为在中国一科学知识问题。不过中国社会，人（和）事多不能分，兄之所虑正是。弟因甚悔立言之不得体，以后当多加小心。”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０２页。
了无机心，不讲情面，直道而行，既有受父亲“清高”的士大夫思想影响，又有美国十多年的“实证”训练养成的思维习惯。熟悉李济的人都听说过此前发生的一则“牙”的故事——
１９２８年“中原大战”期间，被收编的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孙殿英部，“剿匪”途中，借“军事演习”为名，用大炮和炸药轰开了河北遵化马兰峪的清东陵——慈禧和乾隆两座陵墓，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将墓内陪葬的金银珠宝洗劫一空。学界一位参与处理盗掘清陵善后事务的老先生，一次跟李济谈到自己抚摸过乾隆的头骨，他对李济说，乾隆的一口牙还保存得很完整。出于好奇，李济问道：“乾隆的牙，实际保存的究竟尚有多少？”老先生答：“四十枚牙，都保存得很整齐。”李济脱口而出：“这不可能吧！”老先生一再声明绝对不会错，他曾数过。于是，李济向他解释，“世界上的人，包括过去的化石人、现在的野蛮人在内，没有一个人会有四十枚牙的。”这不需要辩论，因为灵长目各科属的动物的牙数，已是一件科学事实；正常人的牙，自有生人以来，没有超过三十二枚的。那位先生有点局促不安，话就没再说下去。圈内人都知道，他是中国文物界的大佬，得罪一尊菩萨就是对所有神灵的不敬。这类“率直”引起的麻烦，在李济未来的岁月里还会层出不穷。
生活要磨去人的棱角，而事业恰恰需要棱角。李济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与世俗社会讲究“面子”的观念，势不两立。他推翻了把古器物学局限在三代有文字的“吉金”范围之内的观点，突破了王国维时考古研究认为只有带款识的完整器物才有价值的看法，他一再告诫同人，“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经过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就能显现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