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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8）
李济进校就念三年级，一年之后即以第二名的成绩大学毕业，１９１９年６月获心理学文学士学位。他在熟悉了心理学各个流派的基础上，也开始对这门学科失去信心：其时梯琴纳氏的“内观实验心理学”已走下坡路，引起广泛关注的华特生氏“行为心理学”没有得到学院的正式承认，风行一时的弗罗伊德“心理分析学”被当作医学的旁支，其他派系都是莫衷一是。心理学所用的研究方法，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的标准，由这些标准和方法所得到的结论是否站得住脚就是一个问题。李济还担心这门学问在中国究竟有没有出路。就在他心生动摇时，忽然“书山有路”，顿时柳暗花明。留学初期的李济（１９１８年冬）。（李光谟提供）
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是美国青年心理学教授，他提倡学生自由阅读，要求学校图书馆及书库全部对学生开放。他教导学生：“读大学不必也不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预备功课上，你们应该保留一小部分的读书时间，到图书馆去，像啃青的牛去到草原，东啃一嘴，西啃一嘴。新到的杂志，架上的书籍，随便浏览，高兴就多看一点，不愿意看的，放下去，另换一本。假如每礼拜能有一个早晨做这类的事，你不但可以发现你自己潜伏的兴趣，同时也可以发现你自己真正的长处。”于是李济在这片金色牧场从容“啃青”。他浏览书籍，先读序及章节目录标题，了解全书梗概，然后再选择精读。博览群书，他逐渐发觉了自己对人口学的兴趣。此时，一位社会学教授韩金斯（F。 H。 Hankins）对他观察已久，并对他这一套读书方法感兴趣。李济介绍说此法系由父亲处学来，教授表示十分钦佩。
韩金斯教授的欣赏，坚定了李济转学社会学的念头。在克拉克大学第二年（１９１９年），李济开始跟随韩金斯教授念人口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生课程。他想从经济与优生两方面来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就像啃青的牛犊“反刍”，李济很快写出一篇“社会学札记”。这篇短文中，他崇敬奥古斯脱·孔德，认为除此之外，后起的社会学家还无人当得起“科学的社会学家”的称誉。李济的一篇题为《僵化》的论文，剖析了社会制度产生后逐步趋向僵化的原因：人们的惰性，对解决复杂问题的畏惧，缺乏评判自己生活的本领。许多空谈改良的人只有言谈而畏惧实践。他写道：往时，美国的公学到芒种、秋收的时候就关门，让孩子们去帮他们的家人收割，这就是那长期暑假的起源。等到城里开学堂时，先生们也就不问根由，照例放这一个长假。其实，学堂的房屋地方，很可以让孩子们在夏天快快活活的应用起来，并且可以得一点切实的利益。但是不行。虽说我们有一半（人口）在城里住，那城里的学堂却是一到六月就关门，赶得孩子们满街乱跑——好像也是让他们去帮他们的家人割谷子、拔番芋似的！李济：《僵化》，《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４１８页。他约请纽约大学历史教授戈文把近世史中十余个开创及中兴时代的领袖人物的年龄作了一个统计，结果发现：他们的年龄都在三十五岁至四十六岁之间；其政敌则在五十四岁以上，老的甚至到六十六岁。平均算起来，主张维新的总比守旧的年纪小十五至二十岁左右。这篇以“异文化”眼光观察分析的论文，受到韩金斯教授的赞赏。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9）
克拉克大学同学（左起：张道宏、李济、汪心渠、徐志摩）
１９２０年元月，李济申请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内容包括“个体的差异及其原因”，“人口的质的演变”和“素质的改善”三个部分。他仍旧在牧场上从容“啃青”，咀嚼了大量的与优生学有关的书籍，渐渐认识到，这些问题虽可从不同角度考察，但最基本的训练还在数学。自己虽对统计学有点入门，但若要走这条路，数学必须重新补起，而留学的时间未必能够允许。学校图书馆有一个房间几乎全是堆放人类学的书籍。美国人类学的先驱弗·博阿士（Franz Boaz）曾在此教书。尽管人类学并未盛行，学校也没有开人类学的课，但这门学问已显示出朝阳般的前景。“啃青”的李济，意外地嚼出了一种新学科的滋味。１９２０年６月，他的硕士论文《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得到好评，口试也轻松过关，在获得硕士学位的同时，还被美国社会学会接纳为会员。
其时，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与捐资人克拉克在办学方向上发生分歧，后者认为霍尔过于强调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未对本科教学同等关心。分歧造成克拉克资金政策摇摆不定，给了芝加哥大学“挖人”的可乘之机，许多教师悄然离去。霍尔知道后伤心地说：“克拉克大学成了牧马场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大多数教员完全被倾巢而出、移植到一块具有充裕资金的土壤了。”这也许是促成李济萌发转学念头的另一个原因。他去见赋闲的校长霍尔，老校长积极支持他改学人类学，语重心长地说：“这个选择是根据一种深厚天性而作的决定。”在得到克拉克大学两个学位后，李济又信心十足地改弦易辙。若干年后，谈起当初的选择，李济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待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第四节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
１９２０年暑假一过，李济将转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读博士学位，室友徐志摩则要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学，他们从此开始不同的人生。同船赴美，同室一年，分别后彼此都有些思念。从公开发表的１９２０年暑假后徐志摩致李济的九封信，大致可以看出如下几点：每封信徐志摩都爱说笑话，足显敏感好动的天性。他内心情绪炽烈，如对《新青年》团体的向往，研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的内心激动，对国内派出的官方考察团的嘲讽和对留学风气的不满等等。他对李济甚为欣赏，对其改学人类学，表示“绝对赞成”，他写道：“子由心理而社会，由社会而人种，变虽速而径不拐，我绝对赞成。……老兄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岂复能毁天以殉人乎。教育家言‘自动’，彼此体会此意上达可也。”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２９８页。
哈佛大学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美国私立综合性大学，坐落于马萨诸塞州剑桥，主要校园区位于波士顿以西数公里的查尔斯河沿岸，１９２０年的校长是研究英国政治的著名学者劳威尔（Lowell）。学校在前任校长艾利欧（Elliot）的推动下，实现了现代化改革，创办了研究院。李济对这所名校早就心驰神往，他有个很好的比喻，“在我没有出国以前，我登过一次泰山，也游过一次西湖。当我决定从乌斯特到哈佛去的时候，因为事先震于哈佛的名声，所以预期着进哈佛大学，是一种登泰山的滋味；这自然只是一种情绪上的激动，也可能是对于哈佛大学的期望，差不多有点儿近乎宗教式的崇拜。不过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我便搭乘火车，很容易地从乌斯特到了波士顿。好像经验了一次哲学家所讲的‘顿觉’，忽然到达了一种似乎不能到达的境界。”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９６页。到校报名注册时，李济发现自己是最早到校的研究生，也是人类学研究所唯一的外国学生。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10）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研究的学科，最早见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及行为的人的描述。１５０１年，德国学者亨德用这个词作为其研究人体解剖结构和生理著作的书名。１９世纪前，人类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体质人类学，尤其是指对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１９世纪后，许多欧洲学者开始对考古发现的化石遗骨感兴趣，这些遗骨常伴有人工制品，有不少制品在现在的原始民族中仍在使用——于是人们开始注意现在原始种族的体质类型和原始社会的文化呈现。人类学也开始从体质、文化、考古和语言诸方面对人类进行广泛综合的研究。李济曾在一份用第三人称写的《自传》中，谈到改学人类学的动因：他初来美国（１９１８）的时候，是想学纯心理的，１９１９年在那一门混了一个．后就跑到社会学里边去了。现在他又想研究人种学。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要是有机会，他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始源出来。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４页。据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说，当年他初到美国，曾专门调阅了美国国会１９世纪末的卷宗，里面正式记录着当年限制华工入籍的理由：中国人的脑容量比较小，他们在进化上可能低白人一等。杨振宁留美的时间比李济晚了二十多年，足见当年美国对华人的歧视更甚，因此，李济的“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的想法，显然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哈佛大学是人类学研究的重镇，研究所设在皮博迪博物馆。李济知道自己是“半路出家”，遂如饥似渴地*各种知识养分：狄克森的《大洋洲民族与文化》，神学院莱斯纳的《埃及考古学》，还有哲学、梵文及麦独孤教授的《心理学实验》等；此外，他还选了许多本可免修的一至三年级大学生的课。研究院教务长柴斯（Chase）教授“希腊考古学”，采用博物馆实物教学法，常以看图为主。当时，哈佛大学收集有关希腊遗迹与遗物的资料，尤其是建筑与雕刻方面的照片与图画，数量可观。上了这门课，李济对古希腊、爱琴海的文化艺术以及西方文明的起源有了较深的认识。年轻讲师虎藤（E．A．Hooton）原是学古文字学的，留学英国时兴趣转到人类学，做了一些考古工作。他刚从英国回来，走上哈佛的讲台不久，除讲授欧洲史前考古学外，还讲授一门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