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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李济豪气干云，用他自己的话说，“好像初出笼的包子似的，总带了些热气”。他将自己的表字“受之”改为“济之”，一字之易，昭示了回报祖国，造福人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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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1）
第一节矿科教授与“丁大哥”
１９２３年秋，李济回到北京，席不暇暖，就经学长凌冰举荐，应张伯苓之聘，去了天津八里台的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自第二年起还担任了南开大学文科主任。李济曾说，当时他教的人类学这门“新鲜”学科，受到京津一带大学和学术界很多人的关注。学生李纯一（李景聃）和陶云逵就是受其影响走上考古和人类学研究之路的，可惜天不假年，两人都英年早逝。
据说，李济还担任过南开矿科教授，有人在文章中写道：“在民国十年（１９２１）以后，国内各大学鉴于需要，也纷纷讲授矿课，以南开大学经李组绅捐助设立的矿科，由薛桂轮主持，李珠及李济等为教师，最为驰名……因经费不济，数年后遂停办……”还有一篇文章写道：“……（矿科）聘李珠、李济、孙昌克等清华同学为教授，誉满全国……”《传记文学》（第１７０号），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70年代出版。“李济未必就是矿科教授，也许是矿科的教学计划安排有人类学的课程。”李光谟曾如此分析。
那时人类学（尤其是考古人类学）与地质学关系密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最早的源头就来自地质学的“掘地”。地质学因工业文明对能源材料的需求而兴，地质学家常受雇企业主寻找矿藏，其间不时发现古生物遗骸、古代石器和陶器，于是古生物学和现代考古学应运而生。１９世纪中期，这些在西方刚起步的新知识，通过地质学著作的译介与传播也逐渐进入国人视野，如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编译的《地理全志》，１９２４年李济在南开大学。（李光谟提供）
上海总税务司署印的《地学启蒙》，“格致汇编”刊出的《地学稽古论》等。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之迹，号曰石史），下自昨今之新闻，皆史家研究所当取材。”１９１０年，中国第一种地学学术刊物《地学杂志》创刊发行。地质科学的研究方法，影响到大学教育，大学课程中专门开设了地理学和古生物学。“土层犹书叶”，“以掘地代读书”（传教士、学者李提摩太语）。李济后来的文章曾谈到地质学对中国学术的巨大影响：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只把书本视为学问，“劳心”、“劳力”有别的观念阻止了实际田野工作的发展；民初地质学者开始在中国实际从事田野工作，这才渐渐打破了读书人与“劳力”的界限。他所说的田野工作不仅仅是字面意义的“动手动脚找东西”，而是包括层位学等侧重文物所处地下环境的一套系统方法——“田野工作和田野工作方法的观念，可以说完全是由地质学家介绍到中国来的”参见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李济文集》（卷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３３４—３４５页；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张光直著，《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４４０页。。当时学科分工并不清晰，矿科、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说李济当过矿科教授，及至后来筹备中研院地质研究所，再其后受聘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这诸多的疑问在当时或许并不为奇。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2）
李济在南开最早的朋友是原在克拉克大学的学长凌冰和清华同学杨石先，其后又结交了蒋廷黻、黄子坚、喻传鉴、伉乃如等一批同事，通过地质学教授翁文灏的介绍，还结识了留美时的偶像——地质学家丁文江。
那时，李济一次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随意浏览，当拿起一本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主办的《馆刊》时，扉页上竟是一位中国地质学家的半身照片。“他的锐利的目光与侧出的两钩胡尖，均给了我鲜明的印象。”李济深情地写道，“那时在美国留学，要是真想学点‘什么’的话，常常地不免有寂寞之感；寂寞的是，同道的人太少了；譬如在无数的科学杂志，所看的无数的科学新发明新发现及论文，与中国人有关的，差不多见不着。因此，有时在这些刊物内要碰着一个中国名字，那衷心的喜悦，就有点像在科举时代，家里出了一位状元公似的。”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创者。早年留学日本和欧洲，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及地质学双学士。回国后先后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所长，曾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资源，编著中学生物学教科书，并长期担任《中国古生物志》主编。他与矿冶界协作配合，积极兴办实业。
１９２３年，李济第一次与正在北票煤矿公司做总经理的丁文江见面，李济说：有一天下午，带了一封介绍信，我跑到“义租界”意大利租界，旧译意大利为“义大利”。北票煤矿公司总办公处去拜会他。一见面他就说：“老兄回国了，好极了，你可以多作点研究工作。像我这个人，又要作生意，又要办行政，剩下的工夫太有限了；虽说想作点研究，也作不了多少。”他随即以对话的方式考了我一阵子，大概是想测验我的肚子里究竟有多少油水。一个初回国的留学生，好像初出笼的包子似的，总带了些热气。那时他的兴趣，有一部分集中在人类学，恰恰是我学的一套，所以虽是初见，两人很谈得来；一谈就谈了差不多两个钟头。我记得临别的时候，他把开始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到现在回忆，这一次当面接触的印象，除了他的两钩胡尖，及一双锐利的目光外，最深的就是他的爽朗气象。他的谈话的恳切与热忱，使我感觉一种舒适；他的恢宏的见解，更提高了我对于中国学术的希望。他鼓励我作研究工作，是非常切实的。李济：《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７６页。丁文江像。
相识不久，李济就向丁文江指出他在昆明做过的人体测量中有些数字是错的。丁文江重新核对数据，发现毛病出在自制的卡尺并不精确。丁文江非常欣赏这位“直道而行”的小兄弟，还热情地把他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认识，还介绍他参加了中国科学社１９１４年在美国康奈尔成立，主要发起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等九人，任鸿隽为首任社长。１９１８年迁至上海，１９２２年在南京建立生物实验室和科学图书馆。科学社的目标不仅在于“促进科学，鼓励工业，统一翻译术语，传播知识”，还希望用十字军的热情通过科学最终再造中国。。李济１９２４年赴湖北调查居民体质，就曾得到中国科学社的经费资助。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3）
丁文江也是李济做科学考古工作的引路人。
１９２３年８月２５日，河南新郑南街李家楼的士绅李锐在雇工掘井时挖出古物，一座未经盗扰的双墓道大墓被发现了。驻郑州的北洋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闻知此事，带领士兵赶去发掘。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中国考古发掘队专门委员毕士博（C。 W。 Bishop）闻讯后也致函靳云鹗的长官吴佩孚，称“对于掘采一事，略有经验，甚愿尽其绵薄”，并称“甘效驰驱，纯系公家任务和私人爱好，决无盗取之用心，亦不受薪金报酬。钟鼎尊彝诸物出土后，如能拓印数纸，寄回美国展览，区区之愿已足”。“学者军阀”吴佩孚即命部下靳云鹗“似宜表示欢迎”，并“优为招待”。不久，北洋政府*和北京大学代校长蒋梦麟也派出*专员高丕基、历史博物馆馆员裘善元、北大文科研究所教授马衡等前往调查采集……一时间“挖宝”和看“挖宝”的都云集在新郑南街李家楼，竟达数百人。熙熙攘攘的挖掘工作历时四十天，墓室挖出的土，堆积如山。获得铜鼎、圆壶、大方壶、编钟、镈钟等大型礼乐器百余件及玉器、瓦当、瓷器、骨器数百件。但挖掘者缺乏考古知识的指导，没有作坑位、器物所在的位置及地层和墓葬的形制等记录，收获只是一次“挖宝”。
９月底，丁文江凑了二百银元的经费，鼓励李济赴新郑调查发掘。李济偕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谭锡畴赶到新郑，晚来了一步，大墓前期已被翻扰。他们的发掘工作从１０月１日开始，只进行到２４日。他们只在墓穴中采集到一些人肢骨和零星的碎铜片。本想做一些地层学的勘察剖析，突然传来土匪扰乱的消息，他们只得仓皇离去。
李济携带着新郑挖到的和工人交来的人骨到北京，借协和医科学校的解剖实验室进行研究。此间李济认识了毕士博，还从毕氏手上获得他所捡拾的一批人骨。李济做了些比较研究，写成英文论文《新郑的骨》，发表在１９２６年国外的学术刊物上。文章大致描述了这段过程，虽没有记录多少考古学上的收获，但在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上极其细致，完全符合体质人类学要求的标准，引起了毕士博的兴趣。毕氏得知他是中国第一位哈佛人类学博士之后，即代表弗利尔艺术馆试邀李济参加他们的团队，合作在中国从事田野考古。
李济对这个“机会”把握不定，转而求教“丁大哥”。丁的回答为他解开心结：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如有机会采集第一手材料，就不可轻易放弃；至于跟外国人打交道，最好“直道而行”。于是，李济回了毕氏一封信，信中明确提出：在中国的田野作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毕士博回到华盛顿，向上司弗利尔艺术馆的洛奇馆长谈到这一情况，对李济作了很高的评价。征得洛奇的同意后，毕士博回到北京，１９２５年３月２３日给李济写了复信，信中表示：“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I can offer you my heartiest assurences that you would be asked to do nothing which you might feel inpatible with your allegiance to the ROC．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4）
张光直曾这样评价这件事：“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作任何的让步。”
第二节西安讲学
１９２４年夏天，李济有一次学术之旅。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刘镇华着令新任命的西北大学校长傅铜与陕西教育厅联办“暑期学校”，邀请一批著名学者到西安“输入新知”。应邀者，除了南开大学教授李济与陈定谟、蒋廷黻等，还有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林砺儒，*佥事兼北大、北京女师大教授周树人（鲁迅），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刘文海和《晨报》记者孙伏园等。
李济一行走陇海线，火车到达郑州后，搭乘汽车到河南陕县，再乘船逆黄河、渭水而上。舟车劳顿，历时八日。陕西对这次讲学活动非常重视，张灯结彩，车马盈门。听众除了西安各中小学教师及各县劝学所选派的代表外，西北大学师生都要求参加，“总计听讲人数约七百左右，致西北大学的校舍不能容纳，许多人只好住到客栈中”。李济在西北大学的讲演内容为《社会学大要》《人类学概要》《人类进化史》等。其余学者各逞其长，如《欧洲革命史》《陕西在中国史上之位置》《物理学最近之进步》等。
旧时西北大学礼堂。
李济与南开同事蒋廷黻同为年轻的留美博士，关系最近，在西安常结伴同行。一次，他们散步到一座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