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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中国千千万万，我就是这样的母亲生下的千千万万孩子中的一个。
据说，我生下来就惯用哭声表达一切。彻夜啼哭常常使母亲无法安睡，是她日后的病因之一。所以长成以后我痛恨一切哭啼不休的电影，算是一点自我反省和否定。那一年，是龙年。
我出生前不久，北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会标就是毕加索的鸽子。于是父母就给了我名字叫作“皑鸽”，“皑”就是洁白。父亲名字中也有这个字。他们期待的本来是个女儿，并且准备好了“皑燕”的名字——各从他们的名中取出一字。父亲的名字是“襟怀洁白”的意思，母亲是燕，而且飞驰。当然，这都不是他们父母给的，原名在参加革命时为躲过通缉，改了。“皑燕”这个名字后来给了我的妹妹。我成人以后，突然听到父亲唤了母亲原来的名字，母亲应了，两个都无话。那时他们都有些老了。我十三岁时，已经长到一米八零，觉得自己同一只白色的鸽子之间已甚少共同之处，就改掉了这个名字，用了现在的名字在中学注册。我改名，父母没说什么。母亲去世以后，我在美国接到朋友来信，提到，在她弥留之际，喃喃自语：鸽子飞走了，鸽子飞走了……我这才明白，世上总有些什么，是不变的。这一年，也是龙年（一九八八年），我不在她身边。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一章 天国（5）
我爱北京，不光为了它是我的出生地。在我儿时，北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车辆。更容易看到的是四个轮的小车，竹子做的，里头坐着咿咿呀呀的娃娃，后头推车的是一样咿咿呀呀的老太太。临街的学校书声朗朗，忽而又安静了。老人们坐在中药铺前的台阶上晒太阳，手里捏着两个核桃，转着，虚着眼望着天上飞远了的鸽子，哨音像是云的回声，淡淡的。热闹的地方是庙会。我还记得怎样欠着屁股坐在拉洋片的老式镜箱前，看着一张张画面闪过，不敢眨眼，画面有山水、人物和神话中的故事。拉洋片的人一边摇着镜箱上的手柄，一边“吓吓”地敲着一面小鼓，被敲乱了心的孩子就交出最后一分钱。——更不用说庙会中的玩意儿和吃食了。
春天，挑着大箩卖小油鸡的汉子走进胡同，不用吆喝就围了一群孩子，托起一只在手上，指指才吐绿的柳枝说：嚯，赛柳絮。孩子们毛茸茸地托着，回家放在鞋盒子里，撒上小米，坐着看，夜深了都不忍睡去。卖小金鱼的担子上，一头是木桶，一头是玻璃缸，圆的，要哪条就捞哪条，注进净水，还有一缕碧绿的水草。槐花落尽的时候，卖花的老汉用丝线把晚香玉一串地穿了，挂在好动的小姑娘颈上，一跑，小胡同里就香气弥漫了。夜里，甚至冬天，也能听见卖小吃的吆喝声，推开古旧的院门，看见一盏风灯和一个身影，热气虚虚地晕了灯火，身影悠悠地唱着，悠悠地远了，夜就踏实下来。我躺在床上，闭着眼听，觉出被子的暖和安全。
那时北京，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着，小风吹过，晃动了，却不破碎。它的古松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显出古老和平，而且骄傲。
我的童年分给了两个幼儿园。那时的孩子大多住在幼儿园里，因为父母忙。第一个是一座四合院，有高大的门楼和小小的石狮子。园长是个严厉的妇人，可只要看见孩子，又笑成了一尊佛。记得我们住在北房，一有太阳，阳光就好。后面高高伸出一个平台，有栏杆围着，就在上面游戏玩耍。春日最爱的是养蚕，有时一上午地趴在平台上，看着它们“沙沙”地吃掉一张张漂亮的桑叶，又换上新的。时候一到，蚕箩里一夜之间就寂寞了。早上，我们举着亮晶晶的蚕茧大声问阿姨：蚕宝宝哪儿去了？然后就一二十个地一齐放声大哭。阿姨张开手，眼睛湿湿地笑，不知说什么好。分瓜果的时候，大家就坐成一圈，你一个我一个，白梨、石榴和樱桃，多出来的就分给最小的。夏日，午睡是在院子里的凉棚底下，太阳透过棚顶，在地下洒出许多光斑，风一吹就跑来跑去，睡不着的时候就伸出手，想在空中抓住它们，做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在游泳池待得太久，回来的路上遇上了大雨，我们一边叫一边跑，阿姨暂时地做了牧鸭人。然后，在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小小的餐室里，一边吃豆沙馅的包子，一边听雷，雷不响的时候就把包子放在嘴边，激动地等待。北京四合院的雨夜，雨点和瓦在房脊上热烈地欢叙，之后又静下来，水珠的滴落声像是在试一张古琴。这时醒来，就能看见值夜阿姨瘦小的背影，浅浅的灯光底下摊开了一本书。我当然不知道，在我做着童年梦的时候，已经有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被送进了风雨之中，在未来二十二年中苍老或死去。他们的孩子可能就躺在我的身边，不知不觉地受了伤。我不在他们之中，出于偶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一章 天国（6）
第二个幼儿园也是四合院，只是没有门楼和石狮子。门与墙一般高，漆成红色。最让我惊喜的是这里居然有个小小的动物园，里面却只有两样动物：白兔和鸭子，也是白的。我们喜欢在临睡前探看它们，尤其是停电的夜晚，那时常常停电，也许是已经“大跃进”了的缘故。手电筒的光亮里是几对宝石一样的眼睛，自然是红的，于是大家“呀”的一声赞叹，都不说话了。鸭子不然，一见光亮就聒噪起来，这抗议直到我们匆匆逃走才停下。找不到手电筒的时候，就由阿姨领着，一人点起一根蜡烛，穿过不矮的松墙，悄悄地去又悄悄地回来，有谁不小心遇见了鬼突然大叫一声，大家就也叫了，兴奋地奔逃。把鸭和兔放在一起，是谁的主意？长了羽毛只会聒噪不会飞的；长了一双看什么都是红色的眼睛却无法开口的，以后明白了，不仅是兔和鸭。
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享受住在动物园的礼遇。一九五八年，我站在幼儿园的滑梯上，手中挥舞一根系了红布条的竹竿。北京的天空中有无数这样的竹竿挥舞，配合着从铜锣直到破脸盆的敲击声。受惊的麻雀降落是死，不降落也是死，于是纷纷跌落尘埃。还活着就被因得胜而快乐的人群缚住翅膀，慢慢死去。终于出现了载重四吨的卡车装满了死麻雀，在街上游行的“盛况”。这一年，老鼠、麻雀、蚊子和臭虫被政府宣布为“四害”。可是能飞的并不只是麻雀，所以我弄不清在幼儿园葡萄架下看到的是一只什么鸟。它在我和一个小姑娘的注视下抽动着翅膀。“麻雀。”我说。“它还活着呢。”她说。“麻雀。害虫。”——我还弄不清虫和鸟的区别。小姑娘点点头，她知道我对，但还是在那只鸟死了之后把它浅浅地埋葬了，上面还盖了一张葡萄叶，为了第二天还能找到它。第二天，葡萄叶落了满地；又过了一天，葡萄叶都被风吹走了。
从那以后，我们仍然唱着那首已经没有了意义的儿歌：“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北京的天空寂寞着。有的只是养在笼子里的黄雀，为了使人快乐而歌唱。在“大跃进”过去以后许久，我的朋友们仍然不断用气枪射击所有的鸟。我的朋友们用湿的泥巴糊住死的麻雀，扔进火堆，慢慢等待烤熟的身体。到了一九六六年，被扔进火堆的就不再是死去的麻雀。
麻雀被宣布为敌人，它就不再是一只鸟。它的存在即是罪恶，为了消灭罪恶就必须消灭它。而在我还弱小时已不能怜悯弱小，实在能对我日后的强壮指望些什么呢？ 。 想看书来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一章 天国（7）
差不多三十年以后，我偶然路过这所幼儿园，门上的红漆已经剥落，也许早就剥落过多少次了，兔和鸭自然也不在了。而且，幼儿园就要拆掉了。“一定要拆吗？”我问。回答是一定。这里要建一座很高的楼，容纳更多的孩子。我高兴至少这里还是一座幼儿园，又为今天的孩子们惋惜，他们再也看不到夜里的红眼睛。即使还能，他们愿不愿看，我没有把握。
我家住在离幼儿园不远的一条胡同里。院子很大，除了门楼、影壁，还有拴马环。前清的时候，这是一座王府，后来残破了。我家住在西跨院，有围墙、走廊，两棵大槐树和一道垂花门。因为住在东厢房，夏天黄昏就很热。我和妹妹就在走廊前的空地上种些瓜豆和淡紫的牵牛，夕照时满屋都是花影。我的童年，更亲近的是母亲。父亲总是忙，难得见到。我觉得他很严厉，也记不得他年轻时的样子。他去外地拍电影我总是很高兴，临走他拍拍我的头顶，说一句“好好念书”，我就点点头。他有时写信来，我就回一封，说一切都好。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从小学起，母亲就陆陆续续教我念些诗，她穿着一身淡果绿的绸睡衣，靠在院里的一张藤椅上，手里握着一卷《千家诗》。太阳出来，就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了，则是：“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逢到夜间，就会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功课一直持续到我可以几百行地背诵排律。母亲只要我体会，很少作意义之类的讲解，所以至今不忘。这些图画了的诗歌不能不对我日后的电影有了影响。
我小时候贪读，读我得到的一切书。最得意的是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课，就钻在房间里，翻看家中的书籍。如果是阴天就最好。看到精彩处就高兴到无可奈何；之后，呆想。我虽读过一些武侠小说，可是因为其他男孩子不可抗拒的目光而头一次爬上房顶时，我就断绝了做剑侠的念头。
像许多人一样，留给我童年最深印象的，是我们的保姆，我们叫她奶奶的。奶奶姓沈，满族人。脸和人中都有些长，很像御像上的皇帝——他们的祖先。她有过一次婚姻，不好，就离开男人单过，天足，不识字。问到她为什么没缠足，她说：“裹了。后来又放了。我闹他们。”因为不曾生育过，又终日劳作，她有一个光亮的前额和一副爱吃铁蚕豆的牙齿，七十岁的时候仍然行走如风。只要天不是最冷，她必定脱了老式的内衣，早晚用冷水洗她年轻时也不会太好看的奶子。奶奶曾是贵族，她出生之前，家里曾管过御制宫花的买卖。想想清末宫廷中有多少戴花的女人，就知道这是一件大事业。可奶奶却不懂什么是满汉全席，衣服都是布衫，当然更没有花插在头上。宣统皇帝退位的时候（一九一一年），她才十一岁，在这个世纪的其余时间里，她都靠自己的一双手活着。能看出她是满人，只有在她梳头的时候。早上她先在走廊上用冷水把头发抿了，又用一把牙刷沾了有桂花味的头油，亮亮地刷在头发上，又用蓖子细细蓖过，在脑后挽成一个髻。之后就满意地沏一杯茶，喝的时候声音很大。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一章 天国（8）
我和妹妹常问：“奶奶，您小时候北京什么样？”“什么样？烧饼一个大子（铜钱）一个，豆浆比现在好喝，过皇上的时候胡同口得围上蓝布，一个冬天街上净是‘倒伏’——饿死的、冻死的。”“还有呢？”“还有？没有了。”这时，她的眼神便茫然起来，有时就这样茫然很久，呆呆地坐着，嘴边会突然露出一个笑，又急急地收住了。想什么呢？她没说。可云影一样的眼神，把她亲历过的繁华一下子照亮了，一下子又黯淡下去。
因为不识字，逢到偶然有人来信，她总是让我念给她听。我念一句，她就应一声，好像在和来信的人对话。念过去了，她就把信仔细地叠了，放进衣襟里。她敬爱文字，凡是写了字的纸，不问过决不扔掉。每次我写作文，她必定守在门口，不愿有人打扰我。
奶奶是那种一生仅得温饱却体面而自尊的北京人。她精明不失善良，爱面子也给人面子，因为不再是贵族反而是靠了双手得了贵族气派的劳动者。她衣服永远干净，头发一丝不乱；耳聋，能听到别人的痛苦；从不惹事也决不怕事。每次我犯了错，她总是说：凯歌，我告诉你妈去！——可她其实从不这样做。如果别的孩子欺负了妹妹，她一定拉了妹妹的手找上门去。而别人道了歉之后，她又哈哈地笑着，把两个孩子的手合在一起说：来，拉拉手，拉拉手！她常说：人不兴欺负人。也不兴叫人欺负。让人欺负惯了，你日后就成了坏人了。——中国的传统，受压迫者，以为有正义在手，便只知有报复，不知有宽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结果压迫本身代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