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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怀尧：你曾经说中国文学成就最高是先秦，相对于先秦文学，你怎样评价当代文学？
朱大可：当代文学，诗歌的成就最高，更弱一些的是小说。散文最差。到今天为止，包括中学作文、甚至高考作文的题目，都受杨朔文体矫揉造作、其酸无比、粉饰太平的风格的支配。这种散文后来被叫做“歌德派”，是当代文学的历史性耻辱。一直到现在为止，各大学的校刊，中文系学生写的散文，还继续沉溺在“杨朔体”里。这是令人失望的事情。我认为散文的问题相当严重。
吴怀尧：你早期的文学评论几乎把“终极价值”视为最高甚至唯一的标准，并有浓重的基督教神学的价值取向。但你对“后朦胧诗”之后的诗歌评论很少。是不不屑于评价，还是阅读有限？
朱大可：那个时期大约是我去澳大利亚之前，也就是从1988年到1994年这段时间，大概有五六年左右吧，我进入了神学写作时期。写作的母题和核心价值，主要环绕基督教神学，而现在，我转入了新的阶段。中国诗歌总体上是退化的。80年代一度到过一个高点，90年代再次发生退化，整个中国文化都在退化，诗歌自然是小命难保啦！退到现在，好像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在所谓的80后写作，根本就没有接过优秀的传统。他们的话语方式，继承的是50年代杨朔、秦牧之类、以及中学作文程式的传统，跟80年代的文学成就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我觉得特别可悲的一点。中国文化是断裂式的进化，每一次都回旋到原点，从零重新开始。你说这是悲剧吗？我看是的。
吴怀尧：你怎么看待当下的文学生态和文学现状？
朱大可：当下的文学生态，就像一个“工业化”的垃圾生产流程，跟用激素、化肥、杀虫剂弄出来的农作物一样。出版物很多，看起来琳琅满目，可以拿来吃，但却大多是问题食品。现在也丧失了基本的检验标准。文学的核心价值究竟在哪里？它人间蒸发了，完全不能支撑作家灵魂的内在超越，作家书写的目标只是基础价值，也就是市场和版税，而不是终极价值，甚至不是中间价值。中国文坛是空心化的，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生产基地。
吴怀尧：诸子百家之后中国就没有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博士，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大可：我同意这个说法，后来出了很多哲学家，但都是阐释者，不是原创者。朱熹、王阳明、以及五四以来的几代文人，像熊十力和牟宗三，都是优秀的阐释者。我本人也是阐释者之一，如此而已。要超越先秦的高度？那是说笑了。 。。
朱大可 先锋评论家（6）
吴怀尧：你在澳洲修过哲学博士，怎么看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区别？
朱大可：有相似之处，也很大的差别，而差别是被蓄意夸大的。简单地说吧，西方古典哲学以康德为代表，强调理性的价值，而中国哲学却是主张感性的，老庄都特别感性，孔子也是这样，这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本质区别。但是西哲后来在尼采那里发生了巨变，突然折回到了感性，用隐喻表达思想，包括以后的现象学。这是哲学内部的革命。但感性应当被限定在文化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开始的理性传统，是建构合乎人性的社会制度的支柱。
吴怀尧：于丹等人通过电视媒体走红的同时，也将大众的视线重新带到了传统文化，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是否意味着国学的复兴？
朱大可：我看这不过是一种有限的文化复苏，还远远谈文艺复兴。前两年，新儒学曾经喧嚣一时，他们把孔子和儒家文化作为唯一的核心价值，排斥其他一切学派，这其实就是文化专制主义的立场，跟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性解放，相距十万八千里。国学热还好点，它至少还承认有道家、墨家和佛教等多种文化形态的存在。对待孔子，应当以平常心来解读，把他当作一位有趣的老师和朋友，而不要像儒学家那样，把他捧到至圣的地位。那很危险，只会制造新的出压迫我们的思想*者。
吴怀尧：中国作家有很浓的诺贝尔情结。你觉得诺奖是世界文学最高的荣誉和价值标准吗？中国作家离这个标准还有多远？高行健能代表汉语写作的真实水平？
朱大可：边缘国家都有强烈的诺贝尔情结，渴望被主流国家所认可。相对而言，所有奖项都有自己的缺陷，但诺奖还算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重要奖项。当然它本身也在二流化，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评估。大师们正在离去，世界文坛已经变得空空荡荡。全球文学都面临萎缩的危机，这是因为新的媒体、新的娱乐和阅读方式，已经取代了文学。
高行健是个不错的作家，但他不能代表汉语写作的最高水平，这是一个文化隔膜造成的误解。中国大陆作家里，比他写得好的，起码有20个人。
吴怀尧：外国文学的翻译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你认为现代汉语的成就和成熟与翻译家的翻译有没有关系？
朱大可：当然关系很大。汉语的现代化依赖的不是作家，恰恰是那些出色的翻译家，他们的贡献远远超出作家本身，中国作家的作品，只是他们的复制摹本，比如马尔克斯的汉译本，就是一个被无限模仿的范例。翻译家为80年代中国文学的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翻译家的成就，超过了作家本身。这些年出版了一千多种文学史，却没有一本提到这点，这要么是文学史编撰者的无知，要么就是他们害怕说出真相。我要再一次强调，如果没有这些优秀的翻译文本，中国文学的进化是无法想象的。
吴怀尧：冒昧问一个私密的问题：你炒股吗？你怎么看待“全民炒股”的现象？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股市像赌博，你怎么认为？
朱大可：我从不炒股。但这个问题倒是可以谈一谈。在中国这个特定的语境里，炒股基本上就是一种赌博行为。由于没有建立可靠的宗教信仰体系，东亚居民成为全世界最好赌的群体，它不仅包括中国人，也包括韩国人、日本人和越南人等等。赌博的原理就是跟上帝、神和自己的命运博弈。没有信仰的人往往会更热衷于赌博。现在的这种股票投机的方式，很能迎合国民的赌博渴望。当然，赌博文化有着上万年历史，早就被基因化，成了一种“基因性行为”，长达半个世纪的无神论教育，强化了这种国民心理结构。跟那些炒股的朋友们相比，我不是赌徒。我在自己的信念里生活。我很早就洞察了我自己的命运。
岳南：大师之后再无大师（1）
【人物志】岳南，中国举证文学第一人。1962年生于山东诸城，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居北京。主要作品有《复活的军团》《风雪定陵》（合著）《西汉亡魂》《日暮东陵》《寻找“北京人”》《李庄往事》《陈寅恪与傅斯年》等。其中十余部作品被译成日、英、韩、德、法、意等国文字出版，并受到广泛关注与赞誉。2000年夏，曾担任中国中央电视台“老山汉墓考古发掘现场直播”嘉宾，因准确判断出老山汉墓墓主身份和两千多年前被盗过程的细节，轰动一时。
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其著作《世界史纲》中谈及中国唐初诸帝时期的文化腾达时，既满怀景仰又充满疑惑，似乎如此辉煌灿烂的文化景象有些天方夜谭。让人欣慰而刮目的是，多年来，岳南始终以严谨考究、处处有典的态度书写史著，为读者在古今交织与中外错综的叙事宏构里重现古帝国文明，其考古系列作品在破解乔氏心中疑团与看似神话的道路上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最近，岳南再度以新作《陈寅恪与傅斯年》震动文坛，并在坊间获得诸多好评，学术界发出了“回到傅斯年时代”的呼声，网络上则引发“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与“大师之后还有大师”的激烈争议。八月骄阳如火风灼人，这位从事写作生涯二十余年，低调而传奇的考古文学作家，在家中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独家专访，首次浮出水面，公开解密自己。
对陈寅恪与傅斯年情有独钟
吴怀尧：说起岳南，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你初登文坛便出手不凡，十多年前，你创作生涯中的长篇处女作《风雪定陵》出版即引惊叹，你也一举成名，而当时你还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一名学生。这部作品在台湾出版后获得1996年《中国时报》十大好书奖，与王安忆的《长恨歌》同时获奖，在那块倾心文化的岛屿上备受推崇，一时家弦户诵；继之又被美国《世界日报》评为年度华文最佳非虚构文学作品，其经历与情形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颇为相似。在谈其他的问题之前，我希望你或繁或简的讲点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这对于那些不了解或想了解你的读者，相信会有所帮助。
岳南：我的个人经历和背景都比较简单，1962年农历12月出生于山东诸城县贾悦镇一个有着三道小河穿越、号称“西伯利亚”的偏僻村庄，在村子和镇上完成了小学与中学学业。1979年高考落榜后回到庄里生产队种了一年地，当了一年小学预备班的老师。1981年秋参军入伍，到山东日照武警边防支队藏家荒边防派出所服役。先后在派出所与支队机关当过战士、打字员、公务员等，后来考入武警济南指挥学校，当时叫教导大队。毕业后回到原部队当了一名司务长，主管伙房饭菜与炊事员工作。再后来因为我经常写点小诗或新闻稿在报刊上发表，就被作为“人才”调到济南武警总队政治部机关做电视宣传工作，再后来调到北京武警部队机关继续从事老行当，直到1995年转业到*中央国家机关某杂志社工作。
岳南：大师之后再无大师（2）
吴怀尧：最近，你的新作《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北京晚报等数十家媒体连载，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聊它，各方面的评论也是此起彼伏。透过你开启的历史门缝，我们得以领略民国初年蔚为壮观的知识分子群落的命运剧变，请你谈谈这本书的创作初衷。
岳南：我上中学的时候，对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人与事就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结束不久，号称“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报纸刊物上开始宣传知识分子与他们的生活、理想、事业、信念与追求等等，比如像数学家陈景润，“*”时期独自猫在北京中关村一间小屋里，默默地破译“哥德巴赫猜想”，这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典型，是我心中的偶像。还有事业加爱情的，如《第二次握手》主人公的生活与凄美的爱情故事，通过《中国青年报》连载，让我知道了原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和事。
当然，真正产生要为知识分子写点什么的想法，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了。随着政治不断解冻，一批民国时期自由知识分子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并在我眼前晃动，当我静下心来较为详细地研究一番时，这批自由知识分了的人格魅力与渊博学识，令我深受感动，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这就是后来你所看到和我正在创作着的自由知识分子系列作品创作的初衷。
吴怀尧：在20世纪初叶的学术大家中，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陈寅恪、傅斯年、赵元任、李济、陶希圣、钱穆、顾颉刚、郭沫若……个个大名鼎鼎，许多人的成就至今都无人能及，你为什么对知名度并非最大的陈寅恪与傅斯年情有独钟？
岳南：写作这种事，不能说谁的世俗名气大就写谁，也不能说写大总统就比写小人物更有意义和更受读者欢迎。主要还是看作者与所写的传主是否在感情上有所共鸣。心是有弦的，没有拨动你的心弦，再伟大、重要的人物也激不起你创作的欲望与冲动。这一点我想你能理解，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莫伯桑的《羊脂球》等等，他们所写的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应该说大多都是些社会中的小人物，甚至是在世俗社会看来最低层的*。但就是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感动了一代代人，这些作品也在世界文学史上放出了不朽的光芒。
我对陈寅恪与傅斯年两位自由知识分子情有独钟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学识特别是人格魅力，比之前面列举的其他几位更能打动我，更容易令我的心弦为之跳动。或者说，在潜意识里，我觉得这两个人更能使我产生一种亲近和温暖的感觉，心灵更容易沟通。就这几个人论，梁启超的色调有点冷，也就是给人冷冰冰的感觉；王国维有点软，有的时候你看他处理的那些公事私事，我都替他着急，真是像鲁迅所说的“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人物，对于这种性格的人我不喜欢；胡适与鲁迅嘛，此前写的已经够多了，我不愿意再去炒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