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难Ы薄6庖荒甑木拐斐<ち遥邢碛澜绲奈奶炒笸笸卸固⒆罄⑺贡鋈⒁吨ァ⒖ǘ牌搿⑾钥宋娴热耍到牢嶙钪昭《送艹鲇忠兹萌私邮艿拿缮F浠窠钡睦碛墒牵骸凹扔型暾惴旱难跫壑担钟猩辛Φ奈难Х绺瘛闹本跄芰τ氪醋髂芰Γ低耸费Ъ矣胧酥涞暮韫怠袷雷钗按蟮淖胧谰藿常说阌谄渚拗硐治抟伞!蹦闳衔约菏欠裼型晌缮诙�
岳南:好像还有邱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得过这个奖。此著分四卷本在伦敦出版,1953年获诺奖。尽管这个奖对邱氏来说,有为他此前没有得到和平奖而弥补、平衡的味道,但毕竟是以文学奖的面目出现的,所以这部著作也应看作是纪实类的诺奖受益者。至于做蒙森第二,没想过。蒙森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哲学与文学家,属于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蒙森与后来的傅斯年一样,都是受兰克史学影响很深的人,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兰克学派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实证主义史学的痕迹。然而,他与傅斯年的几乎全盘照搬又有所不同,蒙森卓然树一家之帜,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派,因而曾被柯林武德称作为“实证主义时代遥遥领先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我与蒙森出生的环境、受的教育和训练等等皆不同,写不出像《罗马史》那样深沉博大又文采斐然的《中国史》。
吴怀尧:考古在中国方兴未艾,这是否表明中华民族喜欢怀旧,对旧事物情有独钟,近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来自西方,对此你如何看?
岳南:不只是在中国,考古这个行当在世界各地都是热的。与你的提问恰恰相反,中国人并不喜欢怀旧,恨不得把旧事物特别是旧的文化遗产全部砸掉焚毁,扔入历史的垃圾堆才感到舒服痛快。中华民族确实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文化,有过鼎盛之时,但通观历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却与这种光芒极不相配。当新的王朝推翻旧王朝的时候,胜利者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前朝的庙宇、宫殿、楼堂馆舍一把火烧个精光,然后是城墙拆除,器物砸掉,这种文化灭绝式的浩劫从著名的项羽率江东子弟兵火烧阿房宫、秦始皇帝陵园开始,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历史的顶峰。所以说,中国文化自身破坏性大,对世界贡献小。谈到西方的发明创造,在远古的时候就很了不起,近几百年主要是在地理大发现的基础上,刺激并引发了工业革命。东方或中国没有搞,闭关自守,所以就落后了。
吴怀尧:盗墓小说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保留品种之一,《搜神记》、《太平广记》、《聊斋志异》,这些家喻户晓的古代作品里都有“盗墓”的身影。目前盗墓类的“悬疑小说”颇受年轻读者喜爱,对这些通过网络走红的新锐作家的作品,你有看过吗?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公开或私下表明受过你的影响,对于他们的作品你能否评价一下?
岳南:现在街面上摆着的那些年轻人写的盗墓小说是个很浅薄的东西,跟厕所文学差不了多少,应该叫如厕小说才正确。有的作者或公开说受到我的作品一些启发,但他们的东西与我的不是一回事。所谓考古纪实文学再有几年就写完了,因为这个东西主要依赖于考古大发现,且是有意思的大发现。像这样的大发现没有几个,所以顶多再有十年就该谢幕了。这个品种也就算枯萎了。以后只能作为古董式的文本为读者所见到。当然,我所指的是纪实类的,若是虚构的小说还是可以写下去的,延续多少年没有数,至少在中国是如此。
吴怀尧:这次长谈,尽管你三句不离本行,动不动就旁征博引,但我还很喜欢这种对话,因为它自由而不散漫。最后一个问题,你可以选择回答或者保持沉默。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希望后人在你的碑石上镌刻什么样的字句?
岳南:这是岳南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李银河 优雅而温柔的生活(1)
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和著名作家王小波的爱侣,李银河一直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她就同性恋、换偶、*等社会现象发表的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观点,更是引发激烈的讨论。赞同她的人捧之为“英雄”,反对其观点者则斥责她的言论“无耻”。是非曲直,尽管目前难有定论,但有一点却毫无疑问,倘若人们对她的了解和关注仅限这点噱头,无疑是这个时代和李银河的悲哀。本次访谈,旨在还原一个置身各种争论背后、作为普通女人生活着的李银河。
“喂——”声音低沉、急促并且警惕,似乎带着防备。“你们到哪了……对,就是这儿。”
尽管之前已经通过数次电话,并且有过一面之交,但是,当记者因路线问题致电李银河时,电话那头的声音依然显得谨小慎微。按照她的提示,七拐八绕后,总算到达了目的地。
这是一栋隐藏在北京大兴郊区的乳白色两层别墅。2002年起,李银河就择居在此。一条大狗龇露着白牙,微微低伏着前肢,趴在门口。“没事没事,它不咬人。”光着脚,穿着一双红色塑料拖鞋的李银河笑着打消了记者的顾虑。“我现在生活很规律,一般不熬夜。早上起来后喜欢到院子里散散步。”院子里生长着怒放的月季花,阳光打在上面,红得有些晃眼。
“这些都是我种的。”她带着颇为自得的神色和笑意说。
替谩骂自己的网友难过
身为社科院社会学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李银河每周二都会去一趟单位,其他时间则待在家里,除了写论文和专著,就是看看电影读读书,“陪着可爱的小壮壮。”6岁的小壮壮,无疑是她温情母爱的寄托。这个乖巧的小男孩是她的养子,在李银河授意下,他羞怯地向记者问好。
“有时候一想起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生命在依恋我,眼泪就流个不停,眼泪一直流到耳朵里,凉凉的。”李银河说。而电影则是她的生活必需品,每天都会看一两部,已经养成了习惯,“要是没有电影频道,那生活质量就太低了。”
对于现在的居住环境,她感觉满意且充满眷恋:“空气特别好,吃的东西也很新鲜,刚搬来的时候,都是我们在自己院子里种菜,西红柿、茄子、韭菜什么的,根本就不用到外面去买菜。”
对于物质,李银河要求不高,“一个人消费的欲望再高,他睡的只能是一个人的床位,吃的只能是一个人的饭量。”在生活上,她崇尚节俭,从来不买名牌,“衣服都是四五十块钱的,比我们家保姆穿的还便宜——她一条裤子都二百元呢。”
平日闲时,李银河喜欢躺在家里的沙发上,随手翻看各种书籍。“好就看,不好就扔在一边,”或坐在计算机前,“有感觉就写,找不到感觉就停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李银河 优雅而温柔的生活(2)
有时候,她还会把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思绪写进博客。但是,某些网友的谩骂和人身攻击让她觉得无法忍受。“我真替他们难过。”她摇了摇头,眼睛看着地面:“我的亲朋好友对我的做法都挺支持的。王小波如果活到现在,立场肯定也和我一样,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会更幽默。”
2007年2月4日,是李银河55岁生日。岁月无情,她的白发、眼袋还有抬头纹,已经清晰可见。“小时候,每年过生日总免不了感慨万千,随着年龄渐长,却变得越来越麻木。”她露出笑容,“我的生命在走向后半段,我急切盼望着60岁以后的生活。”
受父母影响最大
1952年,李银河出生在北京。其父是山西人,母亲是河南人,均为知识青年,抗战时相识于延安。革命胜利后随部队进京,后来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李银河兄妹4人,她排行老末。“大姐比我整整大一轮,老三也比我大5岁。”现在回想童年,她感觉很幸福,“非常和谐,而且不缺玩伴。”
“我们家有一个特点,兄弟姐妹都是属于特别乖的孩子,学习特别好。”李银河说,每次考试,不管数学还是语文,自己都能力拔头筹,无一失手。
说起父母时,她盯着一旁若有所思:“在成长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还是他们。” “父亲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像‘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之类。”李银河回忆,为了让自己明白这句话,“父亲还举例分析,说有一次报社开会,大家互相提意见,他直截了当地对一个同事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有点虚伪。’后来父亲挺后悔的,他告诫我们,以后决不能这样做。”这些言传身教,对于十几岁的李银河来说,影响深远。
若干年后,当一些专家和学者对她的某些观点大加*时,人们很难看到她站出来反驳或者与之激辩,更多的时候,她会一笑了之:“如果我们对周围的人只观察,不批评,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如果我们总是尝试去欣赏美好的东西,而不去看丑恶的东西,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
1969年,李银河17岁,正是花样年华。然而,“*”却把她裹进时代的洪流。本来是要被分到吉林去插队的,当她得知内蒙正在招人后,有些坐不住了。为了争取到去内蒙的机会,“我写了血书表决心。”在她看来,内蒙有军队编制,算是屯垦戍边,不像纯粹插队的知青。“就是当兵了嘛,我觉得挺光荣的。”
这一去就是3年。
“内蒙那个地方啊,风沙特别大,有时刚刚挖好的水渠,一场风沙就把它平掉,然后又得重挖,如此反复。”最让李银河无法忍受的是,她插队所在地位于河套地区,属盐碱地,农区亩产量仅70斤,但是下的种子就有30斤。“这种无收获的劳动说白了,是对人的一种折磨。如果说其中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就是让我明白了社会,知道它和学校还有家庭是不一样的。这也算一种人生经历吧。”说起那段生活,她没有太多抱怨,只是摇头苦笑。
李银河 优雅而温柔的生活(3)
1974年无疑是李银河的人生拐点,因为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文章,她被推荐到山西大学。“我从初一就开始停课,物理化学一天都没学过,最终进了历史系。因为是工农兵学员,所以大学只念了三年。”
王小波生活“脏乱差”
在山西大学读书期间,一次回京,李银河在一个朋友那里无意间看到王小波的习作《绿毛水怪》,“觉得很震撼”,少女的心弦被文字拨动。1977年,李银河回北京过寒假,朋友去王小波家有事,“我也跟着去了。”第一次见王小波,她微微有些失望——“他长得不太好看,而且不热情,只是随便和我打了个招呼。”
大学毕业后,李银河回到北京。和现在的大多数毕业生一样,“很茫然,没有明确的目标,就好像在准备,然后等待机会。”因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她父亲的老朋友,通过这层关系,她成为报社的一名编辑。
然而,让她措手不及的是,刚到《光明日报》工作没多久,王小波就骑着自行车去报社找她,聊了没多久便单刀直入,问李银河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对我说,那你考虑考虑我怎么样。”——李银河被他的直率吓住了。
此后不久,他们开始通信和交往。王小波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让李银河至今记忆犹新。确定恋爱关系之后,李银河的母亲不大放心,觉得王小波这孩子“傻大黑粗,看上去挺怪,怕靠不住”。每次母亲问起,李银河的回答总是明确而坚定:“这人有很睿智的头脑,别人不能比。”
热恋时,她想试探一下这个大个子的底,于是问他最坏能做出什么事。“他要是说杀人,我怎么敢嫁给他呢。”李银河又笑了,脸上泛着柔情,“结果小波想了半天才说,杀牛。在农村他可能杀过牛,从人道主义来说这确实比较残忍。他说这是他做过的最坏事情,我能接受。”
1980年1月21日,二人登记结婚。没拍结婚照,也没举行婚礼,两家各请了一桌。那时王小波28岁,正在大学读二年级,因为学生有规定不准结婚,所以两个人结婚是秘密进行的。
当记者问起王小波的缺点时,李银河想了好一会才回答:“主要体现在生活上,脏乱差,比较懒,看书时像根木头,你喊他,他听不见,要踢他一脚才行。有的时候我回娘家去,他到两点还不吃中午饭,我就电话遥控,告诉他冰箱里有什么吃的东西。我妈开玩笑说你以后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