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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卟司龆ㄐ缘挠跋臁Ｆ渲谢蛘呤谴笮『杭椤⒒蛘呤潜劬撸蛘呤窍谷铡⒒�###，表面抗日、暗中勾搭，完全没有起到一个良性政府的保国护民作用。国民党中积极抗日的主要是中下层爱国官兵，由于没有中央的正确指导，白白牺牲了千万热血青年的生命，丧地千里，弃民水火。却反过来攻击共产党扩大武装，真是无耻之尤。这个教训今天还是值得思考的。
2006年第9期《今古传奇》第一篇《万水千山隔不断》写殷成福老太太的传奇一生。她全家八口参加长征，只身过草地，九死一生，却忽然骗儿子脱离革命队伍，回乡隐居。解放后毛主席点名接见，她却装病不去。这一期的《“冬眠”中的林彪》也不错，林彪解放前后并非装病，确实是病得生不如死，抗美援朝本来要林彪挂帅，林办已经接到通知，军装等用品都换了。后来又决定让粟裕挂帅，粟裕也在病中，赶紧上表请辞，最后才决定了彭大将军。第五次战役打得不太顺利后，毛主席曾考虑换帅，林彪到沈阳召集了一群大将开会，认识到要最终彻底打败美国，必须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工业。可是林彪三个月后身体又不行了，就让老彭善始善终了。确实，中国军队素养很高，就是硬件差点，现代化水平如果提高三倍，打美国没问题；提高两倍，打日本没问题；提高一倍，打###没问题！
2006年第9期的《国外理论动态》上发表了三篇谈印度共产党的系列文章，指出印度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八千万人口的西孟加拉邦和其他地区获得选举胜利，是因为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推进民主，发展经济，维护工农利益，在卫生、住房、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快速进步。我看还有一条，就是对资产阶级执政党采取了既合作又斗争的灵活策略，在反对公共资源私有化的同时，用事实向群众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印度这样的具有特殊文化历史背景的等级制国家，搞真正的资本主义都不大容易，何况搞社会主义。印度共产党的经验值得关注。整个中国对印度的了解都非常有限，一谈亚洲就似乎只有中日韩。很多人知道北大有个季羡林，却不知道季羡林是研究印度的。上周我跟北大印度语专业的博士廖波去海峡卫视做节目，谈起北大和社科院的印度文化研究，谈起跟我一起读博士的姜景奎老师，谈起社科院已经去世的印度学大学者徐梵澄等，不禁感慨。在我们以为跟美国接轨就是跟国际接轨的这个时代，我们对世界的了解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属相与命运（3）
2006年第2期《徐州师大学报》有篇《20世纪30年代上海女性自杀现象解读》，讲当时上海自杀现象严重，女性尤为突出，且以年轻女性为主，外地多于本地，常见方式为服毒，首要原因是家庭婚恋矛盾。这证实了我所讲的现代化并不能自然带来人的幸福的观点，工业革命带来的所谓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恋自由等漂亮的口号，不过是要把女人从家里忽悠出来一边干活一边美容让男人进行更深度更立体的剥削而已。
重读了2005年第12期的《党史纵横》，上面有篇冯立忠写的《我所知道的8341部队》。讲8341部队1953年6月9日以中央警卫师一团为基础，初建于中南海，只有千余人，负责保卫五大领袖——毛刘朱周陈。对内叫中央警卫团。1969年作者入伍时已经为八千人，警卫范围和作用也不断扩大，包括“三支两军”和对付林彪。林彪很忌惮这支他不能指挥的御林军，后来“四人帮”也栽在8341 部队手里。毛泽东亲自为8341部队撰写了《出差守则》，还把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送的彩电转送给了部队。8341部队还办了自己的小工厂和农场。1975年曾经短暂把对外番号改为57001，很像林立果的“571工程”，旋又改回。毛泽东逝世后，改为57003，到2000年10月，改为61889。该部队纪律严，素质高，但级别低，挫伤了一些干部的积极性，所以1975年左右改称中央警卫师，大家都提了级别，皆大欢喜。
关于番号的来历，我听到的两种说法，一是来自毛泽东香山抽签，二是来自毛泽东秋收起义时的步枪编号，作者都没有证实。不过毛泽东恰好活了83岁，从遵义会议开始真正掌权四十一年，这倒真是巧合。
我上大学时，认识了一位8341部队的黄排长，他弟弟在哈尔滨打工时，跟我是工友。黄排长当时负责毛主席纪念堂的警卫，山东人，很随和。他说毛主席最喜欢山东和东北的小伙子，聪明、忠实、勤快，中南海里边东北和山东的小伙子特别多。他还给我弄了中南海的参观券，我本来跟阿忆去过一次，这回自己又去了一次，用我那部十几块钱买的相机照了很多像。
今年年初在凤凰卫视跟易学大师辩论属相问题，大师说属相决定性格和命运，属狗的绝对忠诚，属兔的比较温顺。我说那么8341部队就该只收属狗的小伙子了，十二年才能招一次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钱理群，还有俺老娘，都是属兔的，性格、命运，千差万别。毛泽东和鲁迅都属蛇，一个慷慨激昂，雄兵百万；一个沉郁顿挫，独自喝酒。邓小平和孔庆东都属龙，一个寡言少语，三起三落，桌子底下打太极拳，终于垂帘执政，领导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一个整天胡说八道，一言不合，拔刀相向，终于搞得千夫所指，匹马西风，这属相跟性格命运有她娘的什么关系啊！
孔子不管谁管？（1）
昨天跟儿子一起学习《论语》的微子第十八篇。儿子背诵完毕后，我问他有什么心得。儿子说那些反对孔子的隐士们看见世界这么黑暗，就不想管了，而孔子还是要管。要是谁都不管，那世界不完蛋了吗？我说对，隐士们能够做到不去同流合污，这也很不错了，但是孔子还要去碰一碰那铁屋子，失败了不要紧，只要精神留下了，还会有后来人的，这就是咱老孔家的脾气。
2006年第3期《百年潮》上王文正《审判员智斗姚文元》，写姚文元回答审判员的问题时滴水不漏，为自己的辩护有理有据，态度不卑不亢，只认错，不认罪。文章想说姚文元不好，但却恰恰透露出审判者罗织不力。姚文元在那种绝对悬殊不利的泰山压顶的境况下，沉着冷静，有守有攻，依靠法律，依靠证据，表现了一代文章大师的智慧和气度。是自己的错误就坦白承认，不是自己的错误就不能为了讨好审判员而胡乱承认。姚文元虽然是个书生，这个人性的底线守得还是正确的。我曾在别处看到，90年代取消粮票肉票后，姚文元在狱中很为国家经济担忧，特别致信党中央说，可千万不能这样啊，当年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就是这样吃垮的。这个书生之见虽然可笑，但那颗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毕竟令人感动。现在那些因为贪污腐败而入狱的共产党员们，你们不用跟人家孔繁森比，也不用跟###比，你们就跟同样栽了大跟头的姚文元同志比一比，你们比得上么？
《北大信息周刊》转《文摘报》10月13日文云，毛泽东年青时就钦佩胡适陈独秀，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多次致意胡适，而胡适反劝毛泽东放下武器。胡适成为蒋介石文化走卒、政府要员后，毛泽东仍表示：“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到1956年，毛泽东仍然挂念胡适为什么呆在美国还不回来。这时已经批判胡适两年了，而书店中仍有各种版本的胡适著作在卖。曹聚仁曾经替中共劝说胡适，但胡适称曹聚仁是个“妄人”，并把曹聚仁的来信交给台湾情报部门作为“匪情”资料。现在很多人以为胡适是所谓“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但看他在国民党面前的表现，就知胡适的“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捞取政治筹码的作秀。幸亏胡适没有回大陆，他要回了大陆，手中有了一点权力，不知会演出何等肉麻的御用好戏来也。
2006年11期《今古传奇》张颖的《“红都女皇”事件真相》一文，以当年翻译和陪同的身份，回忆了1972年江青会见美国女教授维特克的过程，内容基本可信。但一个中层工作人员的视角，不足以推断历史事件背后的复杂动力系统。海外学界认为此事是周恩来利用江青的政治幼稚，成功地离间了毛江的关系。周恩来先纵容和鼓励江青跟美国女教授大谈个人生活，江青以为这是为了向美国人民展示中国妇女的人性魅力，就开始了人来疯。中途周又指示少谈个人，多谈革命历史，江青就铺开地图大谈解放战争，并且强调她个人被压抑了的功劳。后来经过讨论，周“采纳了大家的意见”，认为江青的谈话不妥，资料封存。可是香港却出现了一本《红都女皇》，周呈报给毛，毛一见，大怒，从此江想见毛一面都难。毛可能也未必完全不知内幕，但江青的文学少女般的个性也实在令人头疼，毛写给江青的信，是严厉的批评中含着无奈的深情。不过这种说法也证据不足，也可能周恩来确实是事后才知道的。周恩来始终掌握着党的核心情报系统，稳扎稳打地在1972年之后成为党的二号人物。周恩来卓越的个人才干、庞大的干部网络和极高的国际声望，就足以保证他的地位了。
2006年34期《北大信息周刊》转王铭铭文章云，时下高校收入“阶层化”，少数教师确实进入“富人阶层”，但大部分副教授、讲师、助教收入较低，不被社会所知和理解。最勤奋的青年教师成为“弱势群体”，严重影响学术发展。
2006年第10期国外理论动态英国克拉里《中国的战略性能源困境》云，全球最丰富的能源已经被西方控制，中国可能因此被迫在中美关系和###问题上屈服。我看中国必须一开发新能源，二竞争旧能源，三除腐败，四治浪费，并在十五年内做好打一场能源大战的心理和国防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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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管谁管？（2）
2006年35期《北大信息周刊》载文云，今年《泰晤士报》排名全球高校，北大位列第14，亚洲第一，东京大学排名18，清华28，港大33，新加坡国大38，北大当局低调处理，强调自身不足，这是正确的。
2006年第6期《涪陵师院学报》“文革文学研究”栏对“文革”诗歌给予了相当客观的评价。“文革”是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中国的大多数青年都在那个时代爱上了写诗，学会了写诗。诗歌真正落实到了工农兵手中。北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创作的《理想之歌》，精美真挚，我至今仍能背诵很多段落。李瑛的诗，清新俊逸，跨越几个时代。但大量的工农兵创作，必然导致水平不齐、泥沙俱下的状况出现，特别是“小靳庄诗歌”和那些“大娘大嫂赛诗会”等，简直可以跟当今的赵犁铧诗歌共同构成一道靓丽的三八线了。
好，这堂课就上到这里，服务员，买单。
昨天晚饭的主席是烙饼，副主席是大葱蘸辣酱，吃得有点飘飘然，便出去闲转了一圈。转得有些冷了，便跑步回来。钥匙在口袋里颠得哗啦哗啦响，路边的许多人直看我，令我有些腼腆。
晚上韩国师弟隔海打来电话，说看了我在《百家讲坛》的讲座，问我重播的时间。而我正在看电视剧《铁道游击队》，这个戏改编得还不错，我断断续续差不多看全了。夜里梦见自己也率领着一支铁道游击队，兵强马壮，人人腰里挎着一袋子煎饼，后面背着一捆大葱。我们在北京西站劫了一列军车，上边有很多瓶辣酱，我们就蘸着大葱猛吃，鬼子都捆在一旁干看着。有几个鬼子叽哇乱叫，我听出是朝鲜话，一问，原来都是北大留学生，就让他们也来一起吃，然后放他们走了。今天醒来一想，颇觉有趣。便找出《铁道游击队》的小说原著，读了一遍。这故事我从小就烂熟于心，但今天细细读了大半天，读出了许多过去未曾读出的意思。小说无论在人性挖掘还是人物塑造上都极富创造性，不是那种俗套的抗日文学，非常具有理论探讨价值，可惜在资产阶级学者把持的当代文学史中，这种文学作品一直受到压抑。只要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那些学者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一定是“艺术水准”不够高的，能压抑到什么程度就压抑到什么程度，而实际上他们可能根本没有认真读过这些作品。最近出版的一部文学史著作，里边关于一些当代小说的内容都讲错了，说明那些学者不但立场有问题，连敬业态度也值得怀疑了。《铁道游击队》的作者知侠所写的后记和创作过程也非常有深度，对于我们思考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颇有启发。
2007年第1期《今古传奇》上有几篇将军逸事。1982年中顾委华东组会上，许世友主张杀掉张春桥和“江渭清